横生斜长集-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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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宜欢喜踊跃。”正在此际，革命党
人一声喊打，400多人蜂拥而上，吓得梁启超从楼梯上掉到地下。关于参加
这次武斗的革命党人，据章太炎的《政闻社大会破坏状》一文记载，有张继、
金刚、陶成章等。其中，金刚表现最为突出。当张继跃上讲台时，有一个政
闻社员抓起茶几迎拒，“金刚自后搤其肩”，持茶几的好汉无法动弹，张继
得以上台，欢声雷动。
这位金刚是谁呢？遍查留学生名录，不得其人。前阅汪东所撰《张继墓
志铭》中云：“（保皇党）大会徒众于锦辉馆，示欲与同盟抗。公厕其中。
其魁梁启超方登台，公奋起大呼，跃而上，贵筑平刚从之，击启超堕台下。”
（《国史馆馆刊》一卷二号）据此，可知金刚实为平刚。
平刚，字少璜，贵州贵筑人。时任同盟会贵州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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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乞求
日本驱逐孙中山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以日本为基地，建立组织，宣传并策划革命，清政
府如坐针毡，曾多次乞求日本当局驱逐孙中山。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有一
份清政府外务部致驻日使馆的电报，全文如下：
外务部来电
（十一月廿四日到）
前年孙汶在日本倡言革命，经本部密嘱杨使，商伊藤公爵协助，由日本政府驱逐出境。现
闻该逆确抵东京，已有三日。值此国家大故，深恐造言生事，复滋煽惑，希即查探踪迹，转商
外部，仍前设法驱逐，以保公安，而敦睦谊。 （二十三日）
电文中提到“值此国家大故”，知此电发于光绪皇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之后，
时在1908年12月16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906年，孙中山与章炳麟等在日本制订《革命方略》，发布《军政府宣
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等11个文件。12月，同盟会员蔡绍南、魏宗
铨等发动萍浏醴起义。1907年2月，庆亲王奕䜣致函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政
府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同时，外务部也密电驻日公使杨枢，要他直接和伊藤
博文商量。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两面政策，既不愿拒绝清政府，也不愿得罪
孙中山，于是，采纳了内田良平的建议，要求孙中山自动离境，并资助了一
笔款子。1907年3月4日，孙中山离日，经香港、新加坡，转赴河内。日本
政府即通告清政府，已经“驱逐”云云。本电开头一段所言，即指这一段历
史。
光绪皇帝和西太后死去后，革命党人觉得是发动起义的绝好机会，纷纷
摩拳擦掌，跃跃欲动。而清政府则恐慌异常，颇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概。
本电即是在这一情况下打给驻日公使胡惟德的。电文要求胡惟德“查探”孙
中山的“踪迹”，和日本外务省商量，“仍前设法驱逐”。胡惟德接电后，
当然遵命惟谨，于是此电便留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里。
过了一些日子，清政府外务部又打电报给驻日使馆。全文为：
外务部来电
顷密探得孙汶挈同宋、石两人抵大阪，运动极秘。又闻其约梁启超同赴大阪等情。尊处有
无所闻？希即切商日政府协助查禁，并照前议，如果有在大阪运动踪迹，务令出境。电复。外
务部。 （二十日）
在不长的时间内，清政府连续两次发电，乞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离境，可
见其所得“恐孙症”之深。可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孙中山正在南洋活动，
并准备远行欧洲，为起义筹措经费，连到日本的打算都没有。所谓“确抵东
京，已有三日”，“挈同宋、石两人抵大阪，运动极秘”云云，纯属子虚。
而且，所谓“约梁启超同赴大阪”云云，也完全不可能。孙中山在1903年就
明确指出革命与保皇“事理相反，背道而驰”，怎么会和梁启超携手合作呢？
上述“密报”，大概是它的饭桶密探们为了邀功而编造的。清政府竟根据这
种“密报”指令其公使和日本政府交涉，其昏庸糊涂程度令人可笑而又可叹。
不过，也应该指出的是，清政府的这种交涉并非徒劳。1910年6月，孙
中山自檀香山赴日本，准备召集同盟会骨干议事。事前曾托东京方面的朋友
向日本政府打通关节，但在横滨上岸时，却仍然被“水上警长”发现，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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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境。孙中山不得不化名潜赴东京，并于同月25日匆匆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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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举报章太炎
1908年冬，黄兴接到了刘师培的一封举报信，揭发鼎鼎大名的革命家章
太炎“背叛本党”，其主要内容是：章太炎“无心革命”，想到印度去做和
尚，缺少路费，便致函张之洞，请求资助。信稿夹在书里，为刘师培所见，
章太炎便不再隐瞒，对刘说：“士各有志，同盟会不足与有为，而研习佛教，
亦当今急务。”当时，清政府驻长崎领事卞綍昌是张之洞的女婿，与刘师培
的妻子何震有亲戚关系。章太炎要求何震通过卞綍昌将函件转交张之洞，索
款三万元，二万作为自己赴印的旅费，一万作为刘师培印书的费用，但何震
赴长崎时，卞綍昌已经离任返国。其后，何震回到上海，章太炎又致函何震，
要她与卞綍昌及著名居士杨仁山商量，向两江总督端方谋款。章太炎怕何震
一人办事不牢靠，又令刘师培回国办理。刘、何二人认为此事不易成功，写
信告诉章太炎说：“三万元之款，必不可得，即成亦不过按月支款。”章太
炎不死心，一再作函催促，同时在《民报》上刊登告白，宣称“脑病忽作，
不能用心”，辞去《民报》总编辑人职务，并将该报寄给刘师培，要求经由
卞、杨转示官场。信中，刘师培并附寄章太炎写给他们夫妇的六封信的照片，
声言“观此数函，则太炎背叛本党之迹，显然可睹矣”。
根据有关史料和笔者近年来的研究，刘师培的这封举报信大体属实。1907
年，同盟会东京总部发生严重分裂之后，章太炎确曾一度想去印度做和尚；
为此，他也确曾企图通过刘、何向张之洞和端方谋款。只是，刘师培没有将
这一事件的全部真相和盘托出，而且隐瞒了他写这封信时的真实身份和目的
而已。
大凡激烈得出奇的人堕落起来也常常出奇。刘师培、何震都曾是东京中
国革命党人中风头十足的人物。1907年春夏，他们忽而宣传孙中山接受日本
政府“贿赂”，要求打倒孙中山，改选同盟会总理，忽而觉得孙中山号召的
民主革命不够彻底，提倡“无政府革命”。但是，也就是在这年冬天，何震
回国和端方拉上了关系；紧接着刘师培也跟着回国，向端方自首。他们给端
方的见面礼之一，就是提供了章太炎与孙中山不和、想去印度做和尚的情报。
在 《上端方书》中，刘师培说：
余杭章炳麟少治经学，尤深于《春秋左传》……彼居东京岁余，抑郁不得志、初拟变易《民
报》宗旨，以消弭种族革命 （彼所作文词均言佛理，或考古制，无一篇言及排满革命）。嗣对
党时有谤言，故彼即作檄斥孙文，并置身同盟会之外，近且辞《民报》编辑矣。即偶有讲演，
亦系党人迫彼使为，非其志也。今拟往印度为僧，兼求中土未译之经，惟经费拮据，未克骤行。
倘明公赦其既往之愆，开以自新之路，助以薄款，按月支给，则国学得一保存之人，而革命党
中亦失一绩学工文之士。以彼苦身励行，重于言诺，往印之后，决不至于有负明公。
端方见到此信后，当然很高兴。能够将章太炎从革命队伍中拉出来，岂不是
为清王朝立了一大功！不过，此事终于没有办成。其一是章太炎不同意由领
事“按月支给”的办法，要求先付全部费用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他在复
刘师培信中说：“领事按月支款之说，万难允从。一、若按年分摊，则一岁
不过千余元，或仅数百，必不敷用；二、若摊年过久，章甫 （指端方——笔
者）去江宁后，事即中寝。三、领事为政府所派，非两江私派，若果迁延抵
赖，亦无如何。”其二是端方不愿意放章太炎到印度去，而要求他在福建鼓
山或浙江普陀出家，以便控制。这一点当然不能为章太炎所接受。
交易没有成功，刘师培夫归于1908年春又回到东京。章太炎不了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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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端方自首的秘密，仍然友好相处，三人同住在一起，亲密得像一家人。但
是，不过两个月，就吵得不可开交，章太炎不得不搬到《民报》社居住。这
场争吵的原因和经过目前还不能很了然。只知道章太炎在 《日华新报》上撰
文揭露了刘氏夫妇，刘氏夫妇则将章太炎的“劣迹及往来书信”汇编成册，
准备公布。其后，刘师培夫妇曾聘请日人漆田增男为律师，准备和章太炎打
官司，为人劝阻后便跑到章太炎寓所，将章痛打了一顿。
1908年11月，刘、何二人再次回到上海，旋即出卖了同盟会员张恭。
其间，章太炎曾致书同盟会总部，揭露刘已堕落为“侦探”，而刘师培则反
唇相讥，写信大骂章太炎。为了在革命党中制造猜疑和纠纷，并向当时主持
同盟会东京总部的黄兴等人写了上述举报信。
黄兴接信后，与汤增璧、林文等人开会研究，认为章太炎“心神狂乱，
宗旨不定”，决议以后秘密事情“不与商榷”，但同时认为章太炎向端方谋
款，属于“私德”，其性质为“误入歧途”，决定严守秘密，不予宣布，希
望章太炎能有“反省”回头的一日。
平心而论，当时中国革命党人和清政府之间属于对抗性矛盾，章太炎因
同盟会内部矛盾而向清政府的封疆大吏谋款，想去印度做和尚，此举当然是
错误的，但是也还不能视为“叛党”，黄兴的判断和处理大体上是正确的，
有水平的。由于他的理智和冷静，这件事被压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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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举报
章太炎引起的风波
前文谈到，刘师培举报章太炎“背叛本党”，由于黄兴的理智和冷静，
这件事被压下来了。但是，不到一年，此事就在同盟会内部引起一场轩然大
波。
1909年9月，同盟会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陶成章联络李燮和等人起草
了一份《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指责孙中山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
“败坏全体名誉”等罪行3种12项，要求同盟会总部开会讨论，罢免孙中山
的总理职务。当时，孙中山正派汪精卫到东京复刊《民报》，没有让章太炎
与闻其事，章太炎一怒之下，散发了名为《伪〈民报〉检举状》的传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