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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

横生斜长集-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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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名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里有一段话:“革命终于起来 
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 
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 ‘文明’得可以; 
说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关于“咸 
与维新”,新版《鲁迅全集》注释道:“语见《尚书·胤征》:‘歼厥渠魁, 
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原意是对一切受恶习影响的人都给以弃 
旧从新的机会。这里指辛亥革命时革命派与反动势力妥协,地主官僚等乘此 
投机的现象。”既找出了语源,也解释了鲁迅的用意,都是不错的。然而, 
又觉得没有完全抓到痒处。鲁迅明明写着:“革命党也一派新气”,“说是 
  ‘咸与维新’了”。到底是哪位或哪些“革命党”说的呢?不把这位或这些 
 “革命党”找出来,就不能认为注释已经功德圆满了。 
     说来还真有来历。 
     1912年1月,孙中山刚当上临时大总统不久,章太炎曾经给孙中山写过 
一封信,目的是调和同盟会、光复会两个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正事谈完了, 
章太炎忽然根据传闻给孙中山提了一条意见:“兼闻同盟会人(指在广东者) 
有仇杀保皇党事。彼党以康、梁为魁帅,弃明趋暗,众所周知;然附和入会 
者,尚不能解保皇名义,赤子陷阱,亦谓无罪于人。今兹南纪肃清,天下旷 
荡,虽旧染污俗,亦当普与自新。若以名号相争,而令挟私复怨者,得借是 
以为名,无损于虏,徒令粤东糜烂,此亦执事所当谨饬者也。” 
     保皇党,亦称保皇会、保救大清皇帝会,1899年成立,康有为任会长, 
梁启超任副会长,以保救光绪皇帝复辟为宗旨,既反对西太后,也反对孙中 
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章太炎提这条意见的目的是,提醒“同盟会人”注意政 
策,对旧日的政敌不能一概打击,而要区别首从;有些“附和入会者”什么 
都不懂,就像儿童掉进了陷阱里一样,是无罪的。写到这里,章太炎大概觉 
得需要加强理论力量,于是便将《尚书》原文略加改动,补充了一句,“虽 
旧染污俗,亦当普与自新”。(附带提一笔,这篇《胤征》其实是后人的伪 
作。) 
     孙中山和章太炎有段时期关系很不好,但孙中山襟怀博大,从善如流, 
收到章太炎来信后,立即给广东都督陈炯明和各省都督打了一封电报,中云: 

          近闻各省时有仇杀保皇党人事。彼党以康、梁为魁首,弃明趋暗,众所周知。然皆受康、 

      梁三数人之蛊惑,故附和入会者,尚不能解保皇党名义,犹之赤子陷阱,自有推堕之人,受人 

      欺者自在可矜之列。今兹南纪肃清,天下旷荡,旧染污俗,咸与维新,法令所加,只问其现在 

      有无违犯,不得执既往之名称以为罪罚。至于挟私复怨,藉是为名,擅行仇杀者,本法之所不 

      恕,亟宜申明禁令,庶几海隅苍生,咸得安堵。 

孙电基本上是章函有关部分的复述,但也有若干不同。其一是将“普与自新” 
按《尚书》原文改回为“咸与维新”。这样,“咸与维新”一语就在革命党 
人中流布起来了。鲁迅所说:“革命党也一派新气”,“说是‘咸与维新’ 
了”,其源盖本于此。 
     鲁迅的文章博大精深,有些地方,看似漫不经心,随手拈来,实际上包 
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 

…  60…

                                 读鲁迅致胡适佚札 

     胡适有在日记中保存友朋信札的习惯,这封鲁迅致胡适的佚札就是我在 
访问美国期间阅读胡适未刊日记 (缩微胶卷)时发现的。该札从未在任何地 
方发表过。 
     全文为: 

       适之先生: 

           今日到大学去,收到手教。 

            《小说史略》竟承通读一遍(颇有误字,拟于下卷附表订正),惭愧之至。论断太少,诚 

      如所言;玄同说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于感情之论,所以力避此事,其实正是一个缺点;但于 

      明清小说,则论断似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极想于阳历二月末印成之。 

           百二十回本《水浒传》曾于同寮齐君家借翻一过,据云于保定书坊得之,似清翻明本,有 

      图,而于评语似多所刊落,印亦尚佳,恐不易再得。齐君买得时,云价只四元。此书之田虎、 

      王庆诸事,实不好,窃意百回本当稍胜耳。 

           百十五日本《水浒传》上半,实亦有再印之价值,亚东局只印下半,殊可惜。至于陈忱后 

      书,其实倒是可印可不印。我于小说史印成后,又于《明诗综》见忱名,注云:“忱,字遐心, 

      乌程人。”止此而已,诗亦止一首,其事迹莫考可知。《四库书目》小说类存目有《读史随笔》 

      六卷,提要云:“陈忱撰,忱字遐心,秀水人。……”即查《嘉兴府志秀水文苑传》,果有陈 

      忱,然字用亶,顺治时副榜,又尝学诗于朱竹垞,则与雁宕山樵非一人可知。 《四库提要》殊 

      误。 

           我以为可重印者尚有数书,一是《三侠五义》,须用原本,而以俞曲园所改首回作附。一 

      是董说《西游补》,但不能雅俗共赏。一是《海上花列传》,惜内用苏白,北人不解,但其书 

      则如实描写,凡述妓家情形者,无一能及他。 

           闻先生已看定西山某处为养息之地,不知现在何处?我现搬在西四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明 

      年春天还要搬。 

           作《红楼梦索隐》之王沈二人,先生知其名(非字)否? 

                                                                                    迅上 

                                                                        十二月二十八日夜 

     本函作于1923年。当年12月28日鲁迅日记云:“得胡适之笺。”12 
月29日日记云:“寄胡适之信。”这里所说的“寄胡适之信”当即本函。 
     鲁迅于1920年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小说史,同时,胡适也正以《水浒》 
的考证为开端,展开对中国小说历史演进的研究。1922年,双方开始以通信 
形式讨论《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的问题。1923年12月,鲁迅刊 
行《中国小说史略》上卷。中国小说自来无史,鲁迅的这部书乃是开山之作, 
因此,他用力甚勤,出版后立即分赠胡适、钱玄同等人,征求意见,本函乃 
是对胡适所提意见的答复。 
     从函中可以看出,胡适、钱玄同都认为《中国小说史略》“论断太少”, 
鲁迅完全同意这一批评,并由此自我解剖:“我自省太易流于感情之论,所 
以力避此事,其实正是一个缺点。”文艺科学和文艺作品不同。文艺作品需 
要艺术家灌注强烈的激情,文艺科学则需要冷静、缜密的分析,力避作者个 
人的主观爱憎,但是,又不可以只罗列材料,而不作必要的论断。鲁迅在写 
作《中国小说史略》的过程中,逐渐解决了这一难题。 
       《水浒传》版本众多。自金圣叹腰斩该书之后,坊间流行七十回本。1920 
年7月,胡适写作《水浒传考证》一文时,只见到几种七十回本,但是,他 

…  61…

推断 《水浒》原本应为百回本。自此,引起了人们对《水浒》版本的注意, 
百回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等陆续出现。鲁迅此函,向胡适介绍了他 
所见到的一种百二十回本的情况,并认为“此书之田虎、王庆诸事,实不好”, 
说明此时,鲁迅对《水浒》及其版本问题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函中所云“同 
寮齐君”,应为齐宗颐(寿山),他是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时的同事。 
     当时,上海亚东书局正根据胡适的意见,准备出版《水浒续集》两种, 
其一为 《征四寇》,即百十五回本《水浒传》的第六十五回以后。胡适认为 
这一部分“除了它的史料价值之外,却也有他自身的文学价值”。其二为陈 
忱的《水浒后传》,胡适认为它是17世纪的一部好小说,其中有的段落,“真 
当得哀艳二字的评语”,“古来多少历史小说,无此好文章”。鲁迅赞成重 
印百十五回本《水浒》的下半部,但认为上半部同样有重印的价值。至于陈 
忱的 《水浒后传》,鲁迅则认为“可印可不印”。鲁迅特别指出:清初有两 
个陈忱。一个是乌程(今湖州市)人,字遐心,号雁宕山樵,是《水浒后传》 
的作者;另一个是秀水人,字用亶,与《水浒后传》无关。《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将二人误合为一是错误的。差不多与鲁迅同时,胡适也得出了相同的 
看法。 
     12月28日函中,鲁迅还建议胡适重印《三侠五义》、《西游补》、《海 
上花列传》等三部小说,并谈了对它们的看法。后来,胡适重印了《三侠五 
义》和《海上花列传》,并分别写了序言。《三侠五义》根据鲁迅意见,用 
的是“原本”。 

                                      1990年7月29日草于美国弗吉尼亚州之布莱克斯堡 

…  62…

思想篇 

…  63…

                                   “作用是性”说 
                                 与朱熹对它的批判 

                                          一 
       禅宗有所谓“作用是性”说。据《菩提达磨传》记载,南天竺国王毁慢 
  佛教,达磨派波罗提前往救正,国王与波罗提之间有下列这样一场问答: 
       王:“何者是佛”? 
       波罗提:“见性是佛。” 
       王:“师见性否?” 
       波罗提:“我见佛性。” 
       王:“性在何处?” 
       波罗提:“性在作用。” 
       王:“是何作用,我今不见。” 
       波罗提:“今现作用,王自不见。” 
       王:“于我有否?” 
       波罗提:“王若作用,无有不是;王若不用,体亦难见。”王:“若当 
  用时,几处出现?” 
       波罗提:“若出现时,当其有八。” 
       王:“其八出现,当为我说!” 
       于是,波罗提即说一偈:“在胎为身,处世为人。在眼曰见,在耳曰闻, 
  在鼻辨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遍现俱该沙界,收摄在一微尘。 
  识者知是佛性,不识唤作精魂。”① 

       据说,南天竺国王闻偈之后,心即开悟,自此咨询佛法,朝夕忘倦。 
        《菩提达磨传》的上述记载反映出禅宗对“佛性”的看法,这就是,“佛 
  性”并不在佛身上,而在人的肉体上,人胎、人身、人的感觉(视觉、听觉、 
  嗅觉)、人的言语及手足动作等都是“佛性”的表现,即所谓“作用”。 
       其他禅宗僧侣也表述过类似的看法。例如马祖道一就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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