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生斜长集-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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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复于明，且将复于汉唐，不仅复于汉唐，且将复于三代。总而言之，一
切文物制度，凡非汉族的都是要不得的；凡是汉族的都是好的，而同是汉族
的，则愈古愈好。钱玄同是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武昌起义之后，“辫发
胡装”自然可以免去，但西装革履也非所愿。怎么办呢？他想起了“深衣”。
古书上记载，这是诸侯、大夫和士平时在家闲居时所穿的一种服装，上衣和
下裳相连，大概是一种男式连衣裙吧？古代没有摄影术，也没有裁剪大全一
类的书籍，具体式样早已失传。好在钱玄同曾经从学于国学大师章太炎，考
证是拿手好戏。于是，从1911年12月中旬起，他便参考《礼记》、司马光
的《书仪》、题为朱熹所著的《家礼》以及黄宗羲、任大椿、宋绵初、张惠
言、黄以周诸家的论述，做了一部书，叫做《深衣冠服说》，并且照所说的
做了一身。1912年3月，钱玄同到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当科员，便穿上这一身
自制的套服：头戴“玄冠”，身穿“深衣”，腰系“大带”，上办公所去，
其结果是赢得大家笑了一场。
上述故事，见于钱玄同的一篇回忆文章《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态度底变
迁》。文中，钱玄同还坦率地承认，更早的时候，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保皇派：
崇拜清朝“皇上”；为此，撕毁过谭嗣同的《仁学》；指责过具有革命思想
的朋友：“吾侪食毛践土，具有天良，胡可倡此等叛逆之论？”钱玄同写这
篇回忆文章是在1924年末。那时新文化运动早已“铙歌奏凯”，钱玄同也早
已成了名人了。
世事多艰。人难免要做错事，走错道，贵在能不断总结，弃旧图新。钱
玄同复了一阵子古，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他“大受刺激”，“知道凡事总
应前进，决无后退之理”，于是进而“疑古”，这就好；又进而在成为名人
之后，仍能自揭老底，以自己做错的事、走错的路昭示来者，这就更好。生
活、事业都需要这种精神。
有些人，总想塑造自己一贯正确的圣哲形象。讳言错误，讳言失败，明
明有错，却硬不认错，甚或饰非为是，又甚或打击别人，以非作是。这种人，
在钱玄同精神面前，是否感到汗颜呢？
… 40…
柳亚子不当新顽固
刚写下题目，一位朋友就提出：“世上只有老顽固，何来新顽固？”看
来，先得交代来历了。
大概是1924年吧，吕志伊写信给柳亚子，反对新诗。同年6月，柳亚子
复信吕志伊，为新诗辩护，谆谆告诫：“二十年前，我们是骂人家老顽固的；
二十年后，我们不要做新顽固才好。”考吕志伊其人，字天民，云南思茅人。
1905年参加同盟会，致力于反清斗争。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出任司法
部长，是位鼎鼎大名的革命派。他与柳亚子同隶于当时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
彼此相交甚厚，因此，柳亚子才有上述告诫。“新顽固”指的是曾经走在时
代前面而后又落伍、守旧的那种人。
其实，柳亚子也险些当了“新顽固”呢！那是在1917年。胡适正在兴致
勃勃地提倡以白话写诗，有一首题为 《朋友》的诗说：“两个黄蝴蝶，双双
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
天上太孤单。”柳亚子对此类诗看不惯，写信给杨杏佛，批评胡适所作的白
话诗，“真是笑话”。他认为，文学革命只能是内容的革命，“所革当在理
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白话诗断不可作。对于柳亚子的这
一观点，胡适讥之为“不成理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一首
《清庙》诗，据说是周公祭祀文王的乐歌，还有一首《生民》，据说是周公
祭祀第一代祖宗后稷之作，都以四言为主，自然古色古香，佶屈聱牙。胡适
以此为例，责问柳亚子，既然你主张“形式宜旧”，那末，南社诸君为什么
不以此为楷模，而要写作唐宋时代才发展起来的“近体诗”和更“近体”的
词呢？
柳亚子终于渐渐想通了，转变为白话诗的热烈拥护者。在给吕志伊的信
中，他说：“文学是善于变化的东西，由四言而变为五、七言，由五、七言
的古体变而为律诗，变而为词，再变而为曲，那末现在的由有韵诗变为无韵
诗，也是自然变化的原则。”又说：“时下的新诗，也许有浅薄无聊的作品，
总不能归罪于新诗的本身呀！”你看，柳亚子很懂得区分新事物及与新事物
同时出现的弊端呢！
俗话说，习惯成自然。人们常常满足于按老套子生活。因此做改革派难，
一辈子做改革派尤难。在近代史上，往日的改革派成为后来的“新顽固”者
大不乏人。就拿康有为来说吧！戊戌变法期间，一百零三天之内，促使光绪
皇帝连发改革诏谕一百余件，真可谓领导时代新潮流。然而，曾几何时，却
堕落为保皇派，什么改革都反对，连民国废跪拜也抗议，说是不跪不拜，留
此膝盖何用。真是发昏得可以！柳亚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一辈子不当“新顽
固”，永远随时代潮流而动，前进不止。
据说，商汤曾在自己的浴盘 （洗脸盆）上铸文，辞曰：“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这段铭文出于商汤还是出于秦、汉时期儒家的伪托，尚待考
证。不过，我认为，这种“日新”不已的思想却应该视之为我们民族文化的
精粹。
… 41…
跋胡适、陈寅恪墨迹
1931年9月19日，胡适应陈寅恪之请，为之题唐景崧先生遗墨：
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
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
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
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
9月23日，陈寅恪复函胡适，对他的题诗表示感谢，函云：
适之先生讲席：昨归自清华，读赐题唐公墨迹诗，感谢感谢！以四十春悠久之岁月，至今
日仅赢得一“不抵抗”主义，诵尊作，现竟不知涕泗之何从也！专此敬叩著安！
弟寅恪上
九月二十三
上述诗与函墨迹，均见于胡适日记。
唐景崧 （1841—1903），字维卿，广西灌阳县人。同治四年（1865年）
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等职。中法战争时慷慨请缨，出关援
越抗法，因功被清政府升二品秩，加赏花翎。光绪十三年 （1887年），任福
建台湾道员，后升台湾省巡抚。
光绪二十一年 （1895年），中日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订立《马
关条约》，规定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纷起反对，爱国士绅丘逢甲等
决定自主抗日，成立“台湾民主国”，推唐景崧为“大总统”，以蓝地黄虎
为旗，建元“永清”，以示永远臣属清朝之义。唐景崧在致清廷电中表示：
“台湾士民，义不臣倭；虽为岛国，永戴圣清。”又发表文告称：“仍恭奉
①
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6月2日，清政府派出李经芳与
日本签署“台湾交接文据”，日军向台湾发动进攻，唐景崧命文武官员限期
内渡，自身逃回厦门。日军旋即占领台湾。
唐景崧内渡后闲居桂林。光绪二十八年冬病逝。著有《请缨日记》、《寄
闲吟馆诗存》等。
1928年，陈寅恪与唐景崧的孙女唐筼结婚。1931年，胡适任北京大学教
授，陈寅恪则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二人同为中央研究院理
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成员，学术上时相切磋。当年5月，
胡适请陈寅恪为其所藏《降魔变文》卷子作跋，陈寅恪因亦有请胡适为唐景
崧遗墨题词之举。
日本帝国主义长期蓄谋侵占我国东北。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
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诬称系中国军队所为，借此突然
袭击中国东北军驻地和沈阳城，史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南京国民政府
①
奉行对日妥协政策，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结果，
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退。日军于19日晨占领沈阳等二十座城市，不久，东三省
全部沦陷。
胡适于19日晨得悉有关消息，午刻见到《晨报》号外，确证此事，并知
② ③
“中国军队不曾抵抗”。他忧愤填膺，“什么事也不能做”，于是翻读唐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六），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145 页。
① 《西安事变资料》第1 辑，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1 页。
② 《胡适日记》，1931 年9 月19 日。
… 42…
景崧遗墨，见到其中有“一枝无用笔，投去又收回”之句，感慨万端，因此
挥笔题写了上述律诗。
当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 （指丁文江——笔者）都顾虑到此一着。中日战后，
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
胡适的这页日记可以作为他的诗的注脚。
陈寅恪同样对东北事变感到巨大震惊。他有一友人刘宏度自沈阳来北
平，二人偕游北海天王堂，陈寅恪赋诗云：
曼殊佛土已成尘，犹觅须弥劫后春（天王堂前有石牌坊，镌须弥春三字）。辽海鹤归浑似
梦，玉滦龙去总伤神（耶律铸《双滨醉隐集》有“龙飞东海玉滦春”之句）。空文自古无长策，
大患吾今有此身。欲著辨亡还搁笔，众生颠倒向谁陈！
—— 《辛未九一八事变后刘宏度自沈阳来北平，既相见后偕游北海天王堂》
晋朝的陆机，曾经写过一篇《辨亡论》，探讨东吴兴亡之由；陈寅恪也想写
一篇，但最终只能“搁笔”。全诗抚时感事，苍凉凄切，和他复胡适函中表
现出来的思想感情一脉相通。
③ 《胡适致周作人》，《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83 页。
… 43…
胡适撰写的一篇白话碑文
旧时的碑文讲究古朴典雅，大都用文言文写作。1934年，胡适应傅作义
将军之邀，为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写了一篇碑文，用白话，并且分段，加标点，
开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