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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

横生斜长集-第17部分

小说: 横生斜长集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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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有人估计,仅5月3日一天,中国军民被杀者即达4000余人。 
     第三,虐待俘虏。苏友三回忆:对被俘的蒋军,日本人用罐头盒子,每 
人灌一盒子煤油,不喝就遭到毒打。对被俘的老百姓则用铁丝拴住双手,任 
意侮辱。遇孕妇,则用皮靴向下腹乱踢以取乐。 
     第四,强奸妇女。5月2日,小学教员黄咏兰路过商埠公园,为两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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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兵所追,躲到一家茶坊,被搜出后连续被三个日本兵强奸,后被挖掉双眼, 
割掉两个奶子。茶坊女主人也被砍掉双手。10日,在大赵庄,几十个日本兵 
及日本浪人,将一个卖煎饼的刘小俊的妻子轮奸致死。纬三路一李姓官宦人 
家,被四名日军闯入,迫家主外出,强迫四个女学生做饭陪酒,奸宿两夜, 
经女父送每名日兵200元,才免于继续受蹂躏。某日商面粉厂以放赈为名, 
命少妇、少女先入,然后将门关闭,全行强奸。 
     类似的强奸、轮奸事件,每日百余起。日军甚至“当街逮着中国妇女就 
地强奸”。 
     第五,肆意纵火。5月9日,日军在西城根各街纵火。“西城根一条街, 
全被敌人一火而焚。”“全部建筑尽成焦土”。 
     第六,抢劫钱物。6月12日,搜检教会办的齐鲁大学,贵重物品,全被 
掠去。进出城门的人,身上携带的钞票、银钱,均被搜去。东关聚盛合商号, 
华丰石印局等商家的钱财,均被“暗摸”而去。 
     第七,残杀中国外交人员。5月3日晚,日军以搜寻武器为名进入山东 
交涉署,将负责对日交涉的交涉员蔡公时等18人捆缚,剥光衣服,割掉蔡公 
时的耳鼻,然后一一枪杀。 
     据 《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一书编者调查,济南惨案中军民死伤总数 
11000余人。财产损失24008万余元。直到1929年4月,日军才撤退回国。 
     济南惨案仅是日军侵华暴行中的很小一部分。在整个侵华过程中,用罄 
竹难书来形容日军暴行是毫不过分的。 
     国家不强,人民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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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抗议“反革命”罪名 
                                ——因北京大学复校引起的争论 

       《胡适日记》中保存着一封给吴稚晖的信,抗议加给他的“反革命”罪 
名。信云: 

           昨日会议席上,先生曾明对我说:“你就是反革命”。我不愿置辩,因为我并不很懂得“反 

      革命”三字是什么样的罪名。我是一个糊涂人,到今天还不很明白,今日所谓“革命”是怎样 

      一回事,所以也就不很明白“反革命”是怎样一回事。今天从南京回来,就去寻前几个月公布 

      的《反革命治罪条例》,想做一点临时抱佛脚的工夫;不料寻来寻去,这件法令总避不见面。 

      我没有法子,只好来求先生;倘万一先生有空闲时间,务请先生顾念一点旧交情,指示我犯的 

      是《治罪条例》第几条,使我好早点准备,免得懵懵懂懂地把吃饭家伙送掉了无法找回来。这 

      是性命交关的事,故敢麻烦先生,千万请先生原谅。 

此信作于1928年6月16日。此前一天,胡适在南京参加大学院委员会会议, 
和吴稚晖发生冲突,被吴指斥为“反革命”。次日,胡适因有此信。 
     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7月,军政府教育部决定 
取消北京大学,将北京的国立九所高等学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1928年 
6月,安国军垮台,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进占京津,北大师生旋即展开复校 
运动。但是,易培基、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却提出,将北京大学改名为中华 
大学,以蔡元培兼校长,蔡未就任前,由李石曾代。那时,南京国民政府的 
教育、学术最高主管机构是大学院。15日,蔡元培召集大学院委员会讨论此 
事。 
     会上,蔡元培表示,不愿兼中华大学校长,请会中决定推李石曾为校长。 
胡适起立反对说:1。北京大学之名不宜废掉;2。石曾先生的派别观念太深, 
不很适宜,最好仍请蔡先生自兼。胡适的发言立即遭到张静江的侄子、中央 
大学校长张乃燕的反对,他站起来说: 

           蔡先生的兼收并蓄,故有敷衍的结果。李先生派别观念深,故必不敷衍,故李石曾最适宜。 

     接着,吴稚晖也站起来,用满口无锡话说了半小时,大意是:“北大之 
名宜废,李石曾是 ‘天与之,人归之’。”他详细叙述了1925年的派系斗争 
史。那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因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婆婆”式的封建管 
理,发生“驱羊运动”,反对杨荫榆当校长。杨借故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 
学生自治会干部六人,受到强烈反对,形成“女师大风潮”。这一风潮迅速 
发展为社会性的群众运动。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分为两派,一部分人支持 
女师大学生,组成北京大学评议会,反对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摧残女师 
大,议决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另一部分教授,如陈西滢、胡适、王世杰、高 
一涵等则向评议会提出抗议,反对卷入政潮与学潮。吴稚晖在叙述了这一段 
历史后说: 

          石曾先生向来是很能容人的,但近几年来的举动,我也不满意。度量是比较的,譬如有一 

      百个人才,蔡先生能容七十个,石曾先生大概只能容四十个。胡适之先生大概也不能容七十个。 

      根据现在北京的情形,除了石曾先生之外,有谁能去做中华大学校长? 

     听了吴稚晖的长篇唠叨,胡适也站起来说: 

          我绝不想回北大去,故我自己绝不成问题。吴先生说,蔡先生能容七十人,石曾先生能容 

      四十人。我自己至多能容四十五人罢了。但我不想做北大校长,故绝无问题;但石曾做北大校 

      长,却有问题,故我提议,仍维持国府原案,蔡先生仍为校长,由石曾先生代理或可救济一点。 

     吴稚晖反对胡适的意见,继续发表长篇议论,批评胡适不应“用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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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牵制李先生”。他说:同李石曾合作,这是上上;不合作,那是中中;同 
他捣乱,这是下下。又说:好比一把破茶壶,李石曾先生要拿这把茶壶,就 
让他拿去吧。我们只希望他不要耍阔少爷脾气,抢去摔了就完事。只希望他 
好好地用。末尾,吴稚晖强调说:最可怕的是蜀洛相争。 
     当日会议中,吴稚晖已经几次谈到蜀洛相争,胡适忍不住了: 
      “蜀洛相争是没有的事。” 
      “没有!怎样没有?他们不曾通缉易寅村先生、李石曾先生和我们吗?” 
吴稚晖跳起来了。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等下令枪杀到执政府门前请愿 
的群众,接着又下令通缉“群众领袖”徐谦、李大钊、吴稚晖、李石曾、易 
培基(寅村)等在北京工作的国共两党领导人和进步文化人,共50人。吴稚 
晖所说“通缉”,指此。 
      “没有的事!我们几个熟人之中,人格上总信得过,不是他们干的事。” 
陈西滢等人反对学生投入学潮和政潮,三·一八惨案后发表过一些批评“群 
众领袖”的言论,但是,胡适认为他们不会向北洋政府提出逮捕建议。 
      “你就是反革命!高一涵在《京报》上明明说三·一八的惨案是我们干 
的。我留下《京报》为证。”吴稚晖再次跳了起来。 
      “我那年八个月不在北京,不知道你们打的笔墨官司。但……”胡适于 
1925年夏末去武汉,然后到上海,直到1926年5月才回到北京,因此他想 
辩解。 
      “东吉祥胡同这班人简直有什么面孔到国民政府底下来做事!不过我们 
不计较他们罢了。”反对女师大风潮,支持章士钊的北大教授当时大都住在 
东吉祥胡同,吴稚晖始终对他们有余恨。 
      “大家的意见既然一致主张石曾先生。我也只希望他的亲戚朋友规劝 
他,不要把这把破茶壶摔了。我说的是一种忠告,不是什么捣乱。”在李石 
曾是否适合当中华大学校长问题上,胡适让步了,但是,他不能同意吴稚晖 
的所谓“捣乱”的说法,特别加以声明。 
     会开完了,吴稚晖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电报来,丢到胡适面前,说: 
      “人家人都派定了,还有什么说头呢?” 
      “吴先生,你若早点给我们看这两个电报,我们就可以不开口了。”胡 
适打开一看,原来都是李石曾打给张静江、易培基的,报告中华大学校长事, 
四星期后始可就职,兹派人先行接受,云云。 
     一切早就决定了,拿到会上讨论,意在走个过场,造成民主空气,然而 
胡适不知内情,白白地吵嚷了一番。他觉得很懊恼,当了“笨人”。 
     吴稚晖辱骂胡适是“反革命”。第二天,胡适想了又想,气不能平,写 
了本文开头的那封抗议信,然而他想了又想,终于没有发出。 
     北大复校的事,折腾了很久,一直到1929年8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才 
决定恢复“国立北京大学”的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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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时代的“天天读” 

     经历过“文革”时代的人,对“天天读”都会记忆犹新。那时,神州大 
地,不论是在办公室、车间、商店,抑或是军营、教室、田野,只要是有人 
群的地方,天天早晨,都会出现这样的景象:人人手棒“红宝书”,或朗朗 
诵读,或默默研习,时间或长或短,读完之后,才各做各事。由于天天如此, 
雷打不动,成为仪式,所以称为“天天读”。 
      “天天读”虽然诞生于“史无前例”的年代,被认为是项伟大的创造, 
其实,它并非“史无前例”,那例证,就是国民党时代已经有了。 
     不信吗?请查1929年10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 
     会的第44次会议记录。那次会上,通过了一项《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 
义条例》,规定神州大地的各级教职员,不论是否国民党员,都必须研究“党 
义”。所谓“党义”,其内容为《孙文学说》、《三民主义》、《建国大纲》、 
 《五权宪法》、《民权初步》、《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实业计划》等, 
都是那时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国父”也者,国家的父亲, 
是个包含无限神圣、无限伟大、无限崇高、无限光辉等诸种意义的头衔。 
     该条例规定:“研究程序分四期”,每期研究期间以一学期为限,平均 
每日至少须有半小时之自修研究,每周至少须有一次之集合研究。”你看, 
四个程序,四个学期,每日平均至少须有半小时,不是“天天读”是什么? 
只不过该条例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各级教职员”,没有“文革”时代那种全 
国、全民的规模,而且,是否真正雷厉风行、雷打不动地实行过,也很难说。 
比较起来,国民党的“天天读”真是差多了! 
     国民党那时为什么会有如此举动呢?原来当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 
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以孙中山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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