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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漓尽致地揭出了她是何等奸狡。如不仔细读，人又怎能得知。有人说，说宝钗的心地行为如此，总该是冤枉的。我说，如果那样，宝钗之来是等待宫选的，这时为何一字不提此事了？凭宝钗这等才德容貌，难道还不能入选么？这是何人捣鬼？读者为何不察？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第37页。
这是第五回的一段批悟，集中评论的是宝钗和袭人。从今天的观点看，也许会认为哈斯宝对宝钗评得太苛刻，不够雍容大度，但不能不承认，他的评是从作品实际出发的，还是捕捉到了宝钗性格的某一方面的特征。他在探究人物的写法时，进一步阐述道：
全书那许多人写起来都容易，唯独宝钗写起来最难。因而读此书，看那许多人的故事都容易，唯独看宝钗的故事最难。大体上，写那许多人都用直笔，好的真好，坏的真坏。只有宝钗，不是那样写的。乍看全好，再看就好坏参半，又再看好处不及坏处多，反复看去，全是坏，压根儿没有什么好。一再反复，看出她全坏，一无好处，这不容易。但我又说，看出全好的宝钗全坏还算容易，把全坏的宝钗写得全好便最难。读她的话语，看她行径，真是句句步步都像个极明智极贤淑的人，却终究逃不脱被人指为最奸最诈的人，这又因什么？史臣执法，《纲目》臧否全在笔墨之外，便是如此。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第129页。
还有《红楼梦》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之后，宝钗和黛玉突然和好，红学家们对此有各种解释。哈斯宝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认为宝钗和黛玉并没有和好，理由是：
不明内情的人以为本回里钗黛已经和好， 岂知在这一回里钗黛已经走到裂痕难缝的地步。何以见得？若没有本回钗黛和好，黛犹往日之黛，钗犹往日之钗。黛若是往日之黛，宝钗的狡计就无从施起；钗若是往日之钗，在黛玉面前便施展不开狠毒骗术。读了这回就应知道，黛玉之衰已经很快，而宝钗之兴更为加速了。此又何以见得？若不是钗黛和好，宝钗怎能在黛玉面前说：“又不老，又不少，成什么，也不是个常法？”黛玉之病加重是因何故？她的心渐渐死去又因何故？宝钗这几句话便是投向黛玉的一把穿心断肠的匕首。后文第二十七回中又用了一把利剑，可怜黛玉便经不住了。所以我说到本回已是裂痕难缝，请高明之士鉴察。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第71页第72页。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评点派与小说批评（3）
哈氏看来是彻头彻尾的抑钗派无疑矣。不过他的抑钗，是建立在剖解作品的具体描写基础上的，抑得偏而有中，自成其说。我尝认为，钗黛的和解缘自各人爱情纠葛的解决——宝钗因第二十八回元妃赐礼物独她与宝玉的一样，事实上获得解决；黛玉由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宝玉告诉她“放心”，心灵上获得解决参见拙著《红楼梦新论》第109至第1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并不是两个人的矛盾由此便不存在了。哈斯宝的看法与拙见情似而理不同，自有他的会心处，未可全然抹煞。老一辈红学家如吴组缃先生，至今对宝钗仍是这样看法，他的许多分析和哈斯宝不谋而合。哈氏对书中明文交代的进京待选一事后来竟置而不提表示怀疑，吴组缃先生则认为宝钗的金锁来路不明，揣想有可能是薛姨妈临上京前现打制的，所以才宣传要配给有玉的。《新译红楼梦》的序言标明，系“道光二十七年孟秋朔日撰起”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第21页。，即公元1847年8月11日，相当于王希廉评点本问世不久，在当时的红学评点派中，哈氏不愧为独树一帜之作。
红学评点派在红学史上自有其地位，限于篇幅，这里无法一一进行梳理和评估。我想说明的是，评点派和小说批评是有分别的。不管怎么说，小说评点更多的是抒写评者的比较零碎的感受、心得、体会，主要凭借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艺术感受，不是依据一种成型的美学理论，用适合特定对象的方法进行批评。钱锺书先生说得好：“评点、批改侧重成章之词句，而忽略造艺之本原，常以‘小结裹’为务。”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第1215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小说批评则要求有美学理论和一定的小说观作为参照物。这是两者最主要的不同。当然也可以说小说评点是中国式的小说批评，但即使这样，就红学而言，仍可以把小说批评派红学和评点派红学区别开来。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创始人不是别个，应是1927年6月2日自沉于昆明湖的赫赫有名的大学者王国维。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最初发表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版的《教育世界》杂志，第二年收入《静安文集》，比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早12年，比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早13年，比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早17年。关于考证《红楼梦》作者的必要性，就是王国维在此文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说：“若夫作者之姓名与作书之年月，其为读此书者所当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顾无一人为之考证者，此则大不可解者也。”又说，“《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惟一大著述，则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惟一考证之题目。”一再致意，有望于来者之情甚殷。可见胡适的考证，是为响应王国维的号召而作，即使讲考证派红学，也应追溯一下对考证作者和时代两致其意的王静安先生。
对索隐派红学，《红楼梦评论》也有明确态度，指出：“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比诸副墨之子，洛诵之孙，亦随吾人之所好，名之而已。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这是依据艺术须塑造典型的理论，批评索隐之不可靠。但王国维并不以简单的方法对待红学索隐，在持批评态度的同时，又不否认纳兰性德的《饮水集》与《红楼梦》有文字之间存在的关系，即索隐派之一所力主的纳兰性德家世说，“非无所本”，只是觉得如寻找诗文和小说家用语之偶合，当不止容若一人，所以其科学性毕竟值得怀疑。笔舌恣肆，简而能备，读之令人心服。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的最大贡献在美学方面。他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和美学观念，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衡定《红楼梦》艺术价值的人。这不仅在红学史上，在整个学术发展史上都有重要意义。我们说王国维是小说批评派红学的开创者，就是指这一点而言的。《红楼梦评论》共分五章，即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第二章， 《红楼梦》之精神；第三章， 《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第五章，余论。全文一万四千余言，理论层次清晰，文章结构严谨，真正是既不同于评点又不同于索隐和考证的小说批评之作，在王国维之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带有现代意味的红学研究文章。
王国维所援用的哲学和美学观念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理论。《红楼梦评论》第一章论生活的本质一段写道：“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百，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曰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又此苦痛与世界之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此段文字对叔本华观点的表述相当准确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425至第433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石冲白译。。要而言之，在叔本华看来，生活就是欲望，而欲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无法得到满足，因而必然陷入痛苦，这就是人的全部本质。
如此悲观地看待人生，当然是消极的，无论如何我们不敢苟同。但作为一种哲学观点，把他所捕捉的看做人生的一个侧面，叔氏的观点亦未尝没有可理解之处。特别对艺术而言，认为人生是不幸的，比陶醉在幸运之中，更能成就伟大的艺术家。叔本华并不否认生活中也有喜剧，他说：
任何个别人的生活，如果是整个的一般的去看，并且只注重一些最重要的轮廓，那当然总是一个悲剧；但是细察个别情况则又有喜剧的性质。这是因为一日之间的营营苟苟和辛苦劳顿，一刻之间不停的别扭淘气，一周之间的愿望和忧惧，每小时的岔子，借助于经常准备着戏弄人的偶然巧合，那就是一些喜剧镜头。可是那些从未实现的愿望，虚掷了的挣扎，为命运毫不容情的践踏了的希望，整个一辈子那些倒楣的错误，加上愈益增高的痛苦和最后的死亡，就经常演出了悲剧。这样，命运就好像是在我们一生的痛苦之上还要加以嘲笑似的；我们的生命已必然含有悲剧的一切创痛，可是我们同时还不能以悲剧人物的尊严自许，而不得不在生活的广泛细节中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些委琐的喜剧角色。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441至第442页。
第三部分：索隐派红学的产生与复活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2）
如果我们不抱偏见——不预先用叔本华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反理性、不可信这类想法障蔽自己，一定会认为他上述的论断是隽永而近情理的，而且流露出对普通人命运的理解和同情。正不必因观点不同而疏远作者，更无须因作者而废其言论。
叔本华的美学观点和他的哲学观点是一致的，即认为美感的来源在于摆脱生活的欲求，在于逃离痛苦之后的怡悦和恬静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96页。，而艺术欣赏和艺术创作，是使人类摆脱生活意欲而进入审美直观的最佳津梁。这也就是康德的审美超功利的观点。王国维接触西方哲学和美学，是从阅读康德的著作入手，因在理解上发生困难，于是又“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反过来加深了对康德哲学的理解。因此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阐述的审美超功利的观点，虽直接来自叔本华，与康德也有渊源关系。他说：“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