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6年第2期-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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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体会到了不说话的妙处。
那是一次事故。那时我还在这家银行坐柜。当天扎账的时候，我所在的柜台短款了，通宵查账，也没有查出个眉目来，按照规定，我和另一个当班的人分着赔了。想来想去，我觉得事情很蹊跷，午饭前，我照例碰了一次库，分文不差，整个下午就发生过一笔业务，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的交易情况，绝对不会有错，那么，错误出在哪里呢？会不会是……我突然想到，午饭后我上过一次洗手间，我的抽屉锁了，但钥匙就放在另一个抽屉的一只手套里，这是我的习惯，我害怕带钥匙上洗手间，我已经有过两次把钥匙掉进便池的记录。
会不会是那个人趁我上洗手间的机会，拿了钥匙，取了印章，在事先准备好的传票上让那个金额生效了呢？因为短款数目刚好是一笔传票上的数目。我大胆地作出了这个设想，却又拿不出证据。这件事让我深受打击，如果我的设想是成立的，那个人也就太坏了，我一门心思讨好她，每天给她带早点，给她爱流鼻血的儿子搜集偏方，隔几天向她供应一次口香糖，可她竟然在背后陷害我。但这仅仅是怀疑，我拿不出丝毫证据。
从此，一有空我就独自思索这件事，要不就是拿出一张空白传票来仔细端详，在虚拟中想象一个人做假传票的情景。
很快就有人把我的情况反映到领导那里去了，人家说我，上班精神不集中，不是一个人怔怔地发呆，就是拿笔写写画画，这种状态，难保不发生第二次业务差错。
过了不久，因为新开了一个业务窗口，我被分配到新柜台去了，心里正在庆幸，这回终于可以换一个新的当班对象了，终于可以摆脱了那个暗藏的嫌疑人了，却发现局面有点怪怪的，我的新搭档黑头黑脸站在头儿的办公室里，迟迟不肯就位。
我知道了，她不愿跟我当一个班，她从来没有过短款记录，她担心今后再发生短款。她怒气冲冲地说，我可赔不起。
我想冲过去跟她理论，刚刚迈出一只脚，又缩了回来，我有什么理由去跟人家吵呢？我的确有过短款记录呀，换了是我，我也会这样想的。
但她终究拗不过头儿的命令，她在新的岗位上咚的一声坐下来，耷拉着眼皮，看都不看我一眼，好像我还没开口就已经得罪了她似的。我当然不会主动去讨好她。我暗暗告诫自己，在她向我开口之前，我绝不跟她说话，哪怕仅仅说出一个字，否则，等于承认我就是那个令人鄙视的嫌疑人。
我们就这样一言不发地上班了。幸好，我们的工作无须语言交流，也能照常运转。有时她实在憋不住，外面又没有顾客的时候，就跑到另外的柜台去，跟人家狠狠地谈笑几句。这种情景越发让我坚信，沉默才是我唯一的选择。
一晃一个多月就过去了。有一天，头儿经过我身边，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哎，你总不说话是不行的，现在正是优质服务月，你要小心上级的暗访队。到时有什么事，别怪我没提醒你。
直到这时，我才想起来，我真的有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了。
头儿的警告也没能让我改掉不说话的毛病，没多久，我从一线调到二线去了。我知道我的调动有他的功劳，如果我被暗访队抓住了，他也是要负一点连带责任的，而他正忙于竞争一个中层管理职位。
对于很多人来说，从一线到二线，也许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毕竟到机关去了。但我不这样看，刚刚出了短款的事，我就被剥夺了上柜的权利，这不明摆着认定我是直接嫌疑人吗？
我想去跟领导说一说，我在那次短款中是清白的。我从来没有找过领导，从来没有跟领导单独谈过话，好几次，我忐忑不安地在领导办公室门前徘徊，都无缘碰上领导。只有一次，差一点就碰上了，当我赶到的时候，领导正拿着公文包往外走，可我有点近视，远看着有点像，又不敢肯定，等我终于认出是他的时候，领导已匆匆忙忙擦身而过了。我想喊，又觉得不太礼貌，想追过去，发现已经有几个人向领导簇拥过去了。
望着长长的铺着地毯的走廊，我突然没有了给自己洗去冤屈的力量。我想，不如算了，领导也不见得就是福尔摩斯。
我的新工作是事后监督，尽管繁忙，却也简单，就是把柜台上的业务收拢来，重新做一遍，看看有没有差错，有没有违规。全城共有30多个营业网点，每五个网点配备一名复核员，我一个人却配了八个。虽然工作量与工资之间没有比例关系，但我一点都不觉得有失公平，相反，我觉得这是一种认可。我喜欢被认可，虽然我一直与先进个人之类的荣誉无缘。
我还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单间办公室，只有五平米大，原来是开水房。
刚报到那天，我抱着自己的办公用具站在事后监督办公室门口，等待领导给我安排个座位。那些人护住各自的地盘说，我这里放不下了。我这里已经挤得转不开身了。我当然不敢自作主张，偏偏领导又不在，我只好抱着个小纸箱在走廊里站着，站了好半天，领导终于过来了，他去办公室调停了一会，没有结果，就把我领到开水房，让人抬走大电炉，放进一张桌子。我就这样待了下来。我知道，事后监督办公室里有两扇窗户，有柜式空调，有简易沙发，有茶几，有报夹，像个小家一样舒服，而我这里既没窗户，也没空调，仅有一张满是划痕的旧桌子，一台嘎嘎作响的电风扇。但我没说什么，我可以不在乎这些。
我觉得很滑稽，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实现的目标，我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实现了：从一线混进了机关，单间办公室，而我的武器不过是紧闭双唇，不发一言。
独处久了，我渐渐习惯了一个人无声地自言自语，习惯了跟自己的幻觉在一起，除此以外，所有的声音，所有的场面都让我不知所措。
一天当中，只有两个时段会有人出现在这间小屋里。一线的人来送传票，他们知道我是不会说话的，他们蹲在地上一五一十地数，然后抬起头来，大声说，哎，看好了，二十一本，没错吧？我点头。机关的人来取传票，他们早知道我形同哑人，他们一进门就大声说，哎，昨天的传票你复核完了吗？我摇头。怎么还没弄完呢？快点，下班前我要用。我又点头。
有一次，我感冒发烧，来到社区小诊所，医生二话不说，拉过一张处方单，垂着眼皮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在喉咙里吭哧了半天，好不容易可以开口了，却望着医生瞠目结舌。
我竟然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
我看出了医生眼里的怀疑与不屑，她肯定以为我是个傻子，要不就是疯子，不然，怎么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呢？我当然知道我不傻，也不疯，所以我的脸红了。
幸好我带着工作证，否则我不知道该如何挺过那个难关。我叫李默，这个名字看上去很不错，是我大哥取的，我原来叫李明进，是母亲取的，有一天，大哥端详了一阵我的名字，说这名字太俗，换一个吧。那时他正在外地上大学，在家里已经有了一定的权威。
我很久都没有弄明白，为什么我会在一瞬间忘了自己的名字。
这是个热烘烘的季节，刚刚脱下春装，夏天就在一夜之间猝不及防地光临了。
早上，我像每天一样，没精打采地起了床，草草洗了一把脸，看了看天气，怪热的，再说明天是蔓蔓的家长会，所以我放弃了穿上那件新衣服的念头，随便找出一条棉绸裙子，看也没看就往身上套。我总是这样，在难得一遇的重要日子的前一天，反而穿得十分马虎，好像是要借此衬托一下明天的隆重。这条裙子已经很旧了，我的很多衣服都很旧了，但我无所谓，反正我也不用出席什么重要场合，只要我踏进办公室，便一头扎进传票堆里，哪也不会去，唯一可能去的地方，不过是厕所而已，有什么必要穿好看的衣服呢？穿给谁看呢？
过几天就要放大假了，业务格外多了起来，传票从桌上一直堆到地上。看来今天中午又不能回家了。
有人在门口喊了一声什么，是个男人的声音。我没理睬，除了取送传票的，没有哪个人会到这里来找我。
我低头忙碌着，隐约感到有个人走了过来。
难道还是幻觉？我身上有种很奇怪的现象，注意力越是高度集中，越是容易产生幻觉，整个人都沉浸在幻觉中，连身边小山似的传票都成了幻觉中的东西。我停下手里的动作，认真分辨起来。
李默！那人又叫了一声。仿佛是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呼唤，我艰难地抬起头，向那个人看去。他的样子越来越清晰，最终像被人搡了一下似的，突然呈现在眼前。
天哪，居然是他！
我难以形容当时的感觉，我只感到脸上一热，就像有一盆热水兜头朝我泼了过来。是曲靖！是曲靖站在我面前。我下意识地站了起来，他似乎又长高了许多，我几乎要仰视他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像只小碌碡。
正要开口，曲靖向我身上溜了一眼，倏地移开了眼睛。我顺势看去，天哪，那条要命的裙子，不仅皱皱巴巴，像个厨娘，胸前的扣子还掉了一颗，我忽地坐下，抱起一本传票挡在胸前。
这番波折彻底打垮了我，我望着他，像白痴一样，找不到话说。
他还是那副气宇轩昂的样子，再一看，举止之间似乎多了一丝矜贵。早就听说他已学成回国，是个地道的“海归”了。
他问：朱一鸣呢？
朱一鸣是我丈夫，我们三个是高中同学。高考以后便各奔东西，曲靖是当年的全省文科状元，理所当然考进了中国最著名的学府，朱一鸣也考进了另一所不错的大学，他们都比我考得好，我只考了个专科学校。不过，到今天为止，我对那次高考仍然很不服气，以我一向的成绩，我不至于会考得那么差的。也许这就是命运吧，命运总是在关键时刻才会向你露一下脸，提醒你乖乖地回到它给你安排的轨道上去，在这之前，不管你是否跑岔了道，更不管你在岔道上跑了多远。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早就慢慢平静下来了。
我抱着一本传票站在那里，我想说，朱一鸣不在家，朱一鸣出差了，朱一鸣不在原来的中学了。但我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望着他，一个劲地摇头。
也许他看出了我的窘境，不等我说什么，便一步一步退到走廊里，丢下一句话：等他回来我再找他。话音未落，就不见了人影。
我跌坐下来，脑子里嗡嗡作响。我以为我早就把这个人忘了，早把那些事忘了，可他突然又杀了回来，他杀回来的目的似乎只有一个，就是要看一眼我的笑话，看我一败涂地的样子，邋里邋遢的样子，是的，他就是来看我的笑话的，这么多年没见面，他居然连问候都没有一句，就直通通地问：朱一鸣呢？
隔壁又在传来哄笑。我偏过头去，看了她们一眼，有人见了我，拼命捂住嘴，我一挪开，她们就更加响亮地笑起来。她们肯定看见刚才这一幕了，她们肯定看见我的红脸了，她们肯定又在说那句话：女人脸发红，必在想老公。她们就是这样，总想窥视别人，总想取笑别人，好像她们就是为这个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