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6年第2期-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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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再推了，说了声：“那谢谢你了。”
“别这么说，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的感激你。”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她说，“而且在重症监护室里，病人如果出了问题，护士是要承担责任的。”
她的话让我感到有些意外，我确信，那天夜里，她之所以那么做，完全是出于她善良的天性，出于她对别人强烈的同情心，而绝非考虑到是否要承担什么责任不责任的。再说了，那天夜里有医生在场，如果病人真是出了问题，要承担责任的也肯定是医生，而绝不会是护士的。既然如此，那她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我隐隐地觉得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头，忽然，我记起来了，那天夜里，那个护士在哭着劝我父亲不要拔管子的时候，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而眼前这位护士的话中却带有明显的南方口音。这个护士和那个护士的相似之处，仅仅在于她们都有一双大眼睛。并且如果仔细看看的话，就会发现，眼前的这双大眼睛既空洞无物又暗淡无光，而记忆中的那双大眼睛，却是那样美丽动人，闪烁着爱的光辉。
此刻我无比懊丧，真想把给她的巧克力糖再要回来。但是我当然不能那么做了，我只是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不管怎样，还是要谢谢你。”
然后我就离开了。我走到走廊尽头，推开门，进了安全通道，那个护工小伙子也在，他蹲在地上抽着烟。见我进来，他站起身，递给我一支烟，我接过来点燃了。起初我们都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抽着烟。我还沉浸在我的懊恼之中。那个小伙子抽完烟，正准备走，可又站下了，看样子想和我说点什么。
“睡不着？”他说。
“是啊。”我说。
“你们可能习惯了很晚睡觉吧？”
我没有接他的话。跟一个为了生存而不能睡觉的人谈什么睡觉，让我很不自在。我说：“你还在护理那个病人吗？”
“最近我护理的病人要转院了。”他抽了口烟，停了一下说，“你能不能帮我留心一下，看有什么病人需要护理。”
“好的，我会留心的。”
父亲从重症监护室出来后，直接转去了老干部病区（那里条件较好）。母亲花钱雇了个护工专门陪护父亲，不用我在医院了。对了，母亲在我的建议下，雇的就是我在脑科病区熟悉的那个小伙子。我们也按一小时一块钱付他报酬，一天付他二十四块钱，但晚上却允许他睡觉，为此那个小伙子对我们感谢不已，护理起我父亲也格外尽心。这样，我和母亲还有姐姐，只需轮换着去医院给父亲送一点鸡汤或者鱼汤就行了。
有几次，我从父亲那儿出来，又去了脑科病区，每次都在那里转个半天，依然是一无所获。我彻底失望了。这事情有点荒唐，不是吗？那姑娘我肯定已经见了无数次，可就是认不出她来，让我满腔的感激之情无处倾诉，或许还有一段美满姻缘也因此而失之交臂了，想想就让人失落。这个世界真是充满了阴差阳错。
在父亲出院那天，我还是最后去了一趟脑科病区，指望能有奇迹发生，结果奇迹仍旧没有发生。我想既然已经来了，那就去跟那个信佛的老太太告声别吧，毕竟我们在一间病房里住了好些日子。但是当我走进那间病房的时候，却发现那个信佛的老太太和她的老伴都不在了，他们已经出院了。
在家里吃饭的时候，我给自己斟了一杯葡萄酒，父亲也伸手来拿酒瓶子，我和母亲同时制止了他。
母亲说：“你不想活啦，还喝酒。”
我也说道：“爸，你以后再也不准喝酒了。”
父亲看看我和母亲，无奈地缩回了手。父亲又恢复了从前那种死气沉沉的精神状态。
直到今天，我还时常想起那双大眼睛。
在我的朋友中
在我的朋友中，丁路是头一个从单位下来的，这确实需要点魄力，尤其是他从单位下来并非为了另觅一条生财之道。丁路是个诗人，他从单位下来仅仅只是为了写诗。这事听起来有点不合情理：靠写诗能养活自己吗？这对别人或许是个问题，可丁路却压根儿不予考虑。有的问题也许完全是虚构出来的，你当它是个问题，它就是了；你没当它是个问题，它也就不存在了。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在为糊口而工作，但是你可曾见过一个不工作的人就被饿死了呢？没有吧。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人都把糊口当成一个问题？
那时丁路已经离婚，他百无牵挂，觉得正是从单位下来大干一番事业的好时机。他的前妻也是个诗人，两人都自认为是天才，认为对方有义务为自己做出牺牲，否则就是不识大局，结果他们在一起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常常为了谁该烧饭，谁该洗碗洗衣，谁该扫地抹桌子这类鸡毛蒜皮的琐事而激烈地争吵。这种争吵到最后往往导致动手。丁路虽然是男的，但身材瘦小，他老婆虽然是女的，却牛高马大，两人在体力上基本持平，但在勇敢和无所畏惧上丁路却远远不及，因而打起架来总处在下风。丁路的脖子常被他老婆抓得红一道紫一道，下身也曾被他老婆捏得肿起过老高。他们还各自都想要从单位下来，想让对方工作来养活自己，在这件事情上，两人的意见更是难以统一。不过很快也就不需要统一了，在他们结婚的第二年，他老婆就因为长期泡病假和旷工，被单位开除了。生米既然已经煮成了熟饭，丁路也无可奈何了，只好把自己的天才继续浪费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中，以便养活天才的老婆。这还不算，他老婆因为长期呆在家里写作，不免会有郁闷和无聊之感，有时还想要到外地去旅游。旅游当然是好事，丁路也想，可钱从哪儿来？除了节衣缩食之外，丁路还得到夜校去兼职教书（他是中学老师），这样一来，他仅有的一点业余的写作时间都被剥夺了。不得已，丁路只好在口袋里装上一些小纸片，以便灵感来了，见缝插针地写上一句半句。但这样零打碎敲地终究难成气候，有时一年下来，也没写成几首完整的诗。总之，那段婚姻对于丁路来说真是不堪回首。
两个天才就这样生活了好几年，本来这种生活还要继续下去，不知到何时才是个头呢。可是有一天，丁路的老婆到公园里晨练时，遇见了一个英俊的美国留学生，她以一个天才女诗人的勇敢和无畏，主动和那个英俊的美国留学生搭上了讪。接下来两人演绎了一场动人的跨国之恋，丁路的婚姻也随之宣告结束。几年的牺牲换来这么个结果，作为朋友，我都为他感到愤愤不平。可丁路却不这么看，他不仅没有愤愤不平，相反还挺高兴呢。
没了那泼妇，丁路说，这下我要好好开始写作啦。
照丁路的意思，他原本是想简简单单地从单位辞职的，可他父母亲坚决不同意。在他们看来，辞了职就是没有单位的人，一个没有单位没有组织的人，那不就是社会上的地痞二流子吗？这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老一辈的观念如此，也是没有办法的。迫不得已，丁路在别人的建议下，准备采取一个折衷的方案，那就是找个新单位放档案关系。但双方事先约定，丁路永远不去新单位上班，新单位也永远不给丁路办理退休养老以及医疗保险。实际上也就是说，双方两不相干，新单位也仅仅只是给丁路保管一下档案关系而已。但不管怎样，至少在名义上，丁路并不是辞职，他还是有单位的，还是属于组织上的人，这样他父母亲才勉强可以接受。不过，这个折衷方案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办到的，没有过硬的路子，哪个单位会让你随随便便地把档案关系放了去，又不去上班呢？这事也就只有我才能帮上他了。
那会儿我还在亚龙公司，公司总经理周亚振是我表舅的老同学，对我是相当关照的。我把丁路的事对周亚振一说，他很爽快地就同意了，只是提出要见丁路一面。不论怎样，周亚振说，他也算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了，我这老板总要见自己的员工一面吧。这要求不过分。
丁路在狮子楼大酒店摆了一桌，我也作陪，周亚振在公司几个干部的陪同下，前呼后拥地来了。我们这老板周亚振，喜的是酒，一喝就醉，一醉就胡说八道。他在酒桌上对丁路说，听说你是个写诗的，是吗？那玩艺儿能写出什么大名堂，纯粹是瞎胡闹，我看你以后还不如给我写一部传记算了，我的经历丰富着呢，你准能靠这个出名。还说，你写诗几年了，有没有写得像点样子的，等我闲了，把你写得像点样子的拿来给我批评批评，你他妈的别以为我不行，我写东西的时候你还穿着开裆裤呢，不信我马上写给你看，小姐，拿纸和笔来。服务员拿来了一张巴掌大的空白账单和一支圆珠笔，周亚振边上的人赶紧把他面前的碗碟和酒杯推开，又拿餐巾纸把桌面擦干净。周亚振站了起来，他微微歪着头，一只手抓住圆珠笔的上端，那架势仿佛是在挥毫泼墨。略做沉吟，他在空白账单上写下了两行诗，然后把笔往桌上一扔，一屁股坐回到椅子上。边上的人拿起墨宝，大声读了出来：
春风拂钟山
改革花烂漫
桌上的人除了丁路都一致大声叫好（我也跟着乱喊了几声），还有人点评说那个“拂”字用得是如何如何恰到好处，如果用“吹”字，意境就差了很多。丁路虽然有一身诗人的铮铮傲骨，无奈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红着脸，尴尬地笑了笑，他以为这样就行了。可周亚振并没有放过他：我写得怎么样，说。丁路嘴里嘟嘟囔囔的，不知说了些什么。周亚振有点不高兴了：你还写诗呢，连话都说不清了，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在桌下使劲捅了捅丁路，他这才说，嗯，好，是蛮好的。散了席，周亚振东倒西歪地被人给扶走了，只剩下了丁路和我，他说，操，老子今天被姓周的这个王八蛋给强奸了。
离开单位后，丁路基本上没了收入（那偶尔三五块钱的稿费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只是靠着一点微薄的积蓄和父母的补贴生活，日子过得异常艰苦，说实话，他没有被饿死真是一个奇迹。记得有一次他到我这里来蹭饭，小半锅饭，除了我吃了一碗，剩下的他全吃光了。我简直被他的胃口给吓住了，他告诉我，他已经连续喝了三天稀饭了，实在是饿得够呛。我说你怎么不回父母家去吃饭呢？他说不愿回，一回去父母亲就要跟他唠叨让他工作的事，烦得不行。他不仅常到我这里来蹭饭，所有的朋友那儿他都去蹭，吃起来也没什么讲究，菜好坏无所谓，但饭的分量一定要足，吃的时候他就会不停地问，饭还有吧，饭还有吧？要是有人叫他去哪儿玩，他最关心的也是，有饭吃吗？
丁路的身体本来就不是太好，艰苦的生活更加损害了他的健康，几年下来，他瘦得只剩一根筋了。胃也坏了，头顶也秃了一大块，还有牙齿，三天两头发炎，一颗接一颗地拔，终于有一天，我去他那儿玩，发现他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头，脸好像变短了，说起话来也口不关风。再一细看，原来他满口的牙齿都没了。他告诉我，他去医院把牙齿全拔了，过些日子等伤口长好了，就去装一口假牙。他说话的时候，我看着他黑洞洞的嘴巴，真为他感到心酸，三十多岁的人竟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