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6年第2期-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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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公司太匆忙了,应该找好了新单位再辞职的。我们三个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只是当我问起亚龙公司的现状时,气氛才稍有好转。孔科长说公司越来越不景气了,银行贷款也越来越难了,他说我离开公司还是对的,迟早他也要离开。
“对了,”何冰突然说,“你知道姜占国的事吗?”
“姜占国怎么了?”
这一年市里兴起了房地产热,到处都在拆房建房。我们老板周亚振也不甘人后,决定涉足房地产,他是说干就干,立刻从银行大笔贷款,买下了我们公司旁边的一块地皮,这块地皮全是低矮的居民住宅,接着公司就成立了拆迁办公室,风风火火地开始了这块地皮的房屋拆迁。在公司的中层干部会议上,周亚振大言不惭地宣称:“我要为老百姓干一点好事。”言下之意他自己已经不属于老百姓了,而且他搞房地产也纯粹是一桩善举。我们老板周亚振常常会干蠢事,说蠢话,这已经不足为奇了。
“鬼屌又在瞎胡搞了,”姜占国中午来我们办公室吃饭时,嬉皮笑脸地对我说,仿佛是在说一个喜讯,“他非把公司搞垮了才会拉鸡巴倒。”
“也不知道周总是怎么想的,”我说,“公司已经欠了那么多债,他还在贷款,以后拿什么去还呀。”
“这就不用咱们操心了。反正最后杀头枪毙有鬼屌,咱们就只管混,别的跟咱们屁关系也没有。”
那倒也是,这公司是周亚振的,随他去瞎折腾吧,我们照常混我们的日子。
起初,拆迁工作进展顺利,公司旁边的那块地很快就拆成了一片残垣断壁,为此周亚振很高兴。有天中午他喝完酒,趁着酒疯,带领公司干部来视察拆迁工地。他看到几个农民工抡着大鎯头在砸一堵墙,便说:“你们这样干太慢,看我的。”说完他脱掉衬衣,只穿着小背心,猛跑几步,一肩膀撞到了墙上。墙还真让他撞倒了,但他的一边肩膀也像折了翅膀的鸟儿一样,耷拉了好几天。
但是没过多久,工地上就遇到了麻烦,有一户钉子户,死活不让拆。公司派人和那户人家谈了多次,就是谈不拢。那户人家提出的条件太高,公司根本无法接受。一时间拆迁工作陷入了停顿。
一天上午,我上班迟了,一到公司,就发现气氛异样,大家都在兴奋地议论着什么,找人一打听,原来是刚才干部们传达了周总的指示,下午公司全体员工出动,一起去工地拆那户钉子户(本来拆迁全是农民工在干),并且已经通知了那户人家。因为是硬拆,很可能要发生冲突,周总特别强调,无论发生任何事,都要把房子拆掉,不能让这钉子户妨碍了大局。我一听也兴奋起来,这不是要打架吗?
中午,周总在亚龙饭店请公司全体员工吃饭,并进行了战前动员。周总说,大家放开量喝酒,想喝多少喝多少,喝完了就去给我拆房子,男的都要上,女的做支援,有负伤的赶快抬下来送医院,派出所我们也联系好了,有警察来,出了事不要你们负责,打伤了医药费公司全包。你们他妈的不是整天没事可干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天就到用你们的时候了,是骡子是马给我上场遛遛。好了,就说这么多,干杯。
亚龙饭店今天不对外营业,一桌一桌坐的全是我们公司的人,每人都兴高采烈,像过节一样大吃大喝。席间大家互相劝酒,谈笑风生,但却没有人谈到吃完了去拆房这码事,好像这压根儿不值一提。菜一盘一盘地上,啤酒整捆地从后堂提出来,人人都喝得面红耳赤,可却没有人喝醉,似乎每人心里都明白,吃完了还要去干大事呢。
这顿饭吃了有一个多小时,然后撤了席,大家都没有离开,坐在椅子上等待。这时姜占国从椅子下面拿出两瓶开了盖的啤酒(不知他什么时候放在下面的),对我说:“等下没你的事,你只要提着酒跟在我后面就行了,让我随时都能喝上两口。”我接过啤酒,说:“好的。”潘丽在一旁悄悄对姜占国说:“你当心一点哦。”姜占国说:“没事没事。”
干部们先是派了一个妇女去侦察情况,一会儿那个妇女回来说,他们那里人不多,只有几个小伙子坐在门口。周总站起来说,走,大家便一起走出饭店。到了工地上,女的都站在工地边上不走了,我们男的都随着周总继续向前走。在一块空地上,有个警察跷着二郎腿坐在一把椅子上,周总和他打了个招呼,这肯定就是派出所的警察了,他坐在这里就意味着我们的所有行动都是合法的了。我们来到一间小平房前,只见门前的空地上放着一张小方桌,五个小伙子围坐在方桌边喝茶。这时还是初夏,天气不算太热,可五个小伙子都赤着上身,下面穿着短裤,其中一个小伙子的腰后还醒目地插着一把三角刮刀。见我们来了,这五个小伙子都没有站起来,只是斜眼看着我们。方副总说,我们马上要拆房子,请你们把屋里的东西搬出来,你们要是不搬,我们就自己搬。他们都不说话,也没有人站起来,周总在一旁大喝一声,给我搬。话音刚落,五个小伙子一起站了起来,堵拥在了门口,那个背后插着刀的小伙子说,我今天倒要看看,谁敢进屋。我们这边有几十个人,全都拥到了门口,虽然人多势众,但面对着这几个看样子要玩命的家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双方都横眉瞪眼,一时僵持住了。
但只僵持了很短的时间,姜占国就站到了那个背后插着刀的小伙子面前,低着头(他比他高出了大半个头,也比其他四个小伙子都要高),对他说:“朋友,我看到你背后有刀了,你拔出来捅我一刀怎么样,你他妈的要是有种,就捅我,我站着不动。”那小伙子呆看着姜占国,一声不吭,姜占国没再多啰嗦,伸出两手抓住他的肩膀,往旁边一甩,差点把他甩了个跟头,随后姜占国又东推西推,片刻工夫把挡在门口的其他四个小伙子都推到了一边,后面方副总便领着人拥进屋去。
屋里的家具什物陆陆续续被抬了出来,那五个小伙子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一边看着。姜占国没有进屋抬东西,他拍了拍两手,像是觉得无事可干了,走到我的身边,说,让我喝两口。我把酒瓶递给他,他对着瓶口喝起来。
屋里被搬空后,周总两手叉腰,神气活现地指挥着:“你们把梯子搬过来,给我拆房子。”两架长梯子靠到了墙上,方副总领着人爬了上去,接着一块块瓦就被丢了下来,地面腾起一片灰尘。就在这时,那个背后插着刀的小伙子像是突然活了过来,转身朝周总冲了过去,另外那四个小伙子见状,也跟在他身后朝周总冲去。周总身边的人赶紧阻拦他们,彼此开始有些推推搡搡,但场面并不激烈。姜占国仍然喝他的酒,局外人似的在一边看着。很快,那四个小伙子就被我们的人三四个对付一个给围了起来,动弹不得了,只有那个背后插着刀的小伙子,几次差点冲到周总身边。这一来他好像是动了真格的,而另外那四个小伙子更像是摆摆姿态,二来也因为他背后有刀,别人对他颇有忌惮,不敢对他怎么样。同时,别人对他的忌惮也助长了他的气焰,他越冲越来劲,张牙舞爪着,仿佛在证明自己绝非等闲之辈。
周总喊道:“姜占国,你过来,快过来。”姜占国把酒瓶递给我,走了过去。他站到周总身前,别人不再费力地拦那个背后插着刀的小伙子了,让他冲过来,他一见姜占国立在他面前,顿时泄了气,也不张牙舞爪了,毫无反抗地任姜占国把他抓住,像扔口袋一样扔到一边,然后他似乎是为了找回一点面子,又死皮赖脸地贴上来,再被姜占国扔出去,就这样贴上来扔出去,贴上来扔出去,小孩子做游戏一般。
第二天在全公司大会上,周总当众表扬姜占国:“姜占国是条汉子,不像你们有些人,平时嘴上能得不行,动真的就松了。”
周亚振尽管整天蠢话连篇,但这一次他说得对。同时我也明白了姜占国为什么能在公司里混到今天。周亚振不是白痴,他知道紧要关头他能依靠谁。
那天晚上在何冰家,听她说了姜占国的事。
姜占国的死让我感到极度震惊。而且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他竟是死于酒后陪朋友到泳浴中心游泳。他酒喝多了,呛了水,无声无息地沉到了池底,当被人发现捞上来时,已停止了呼吸。
认识赵宝康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
认识赵宝康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确切的时间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是在张超的老婆去世的时候。
我们几个朋友约好了一起去张超家吊唁。进了门,只见屋里坐了不少人,一个个都面无表情,张超也没说什么,只是很忧伤地冲我们点了点头。这时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人过来招呼我们,让我们坐,给我们倒茶,俨然一副主人的模样。他长着高颧骨,三角眼,理着光头(但已长出了一些头发茬子),他的头型很不规整,两头小中间大,而且还这里凸一块那里凹一块的,像一个没长好的山芋。我们虽然和张超是老朋友了,但以前都没有见过这个男人,自然而然地以为他是张超家的什么亲戚,来帮着张超料理丧事的。一般人家办丧事,总会有一个比较能干的亲戚出面张罗的,这是常理。我们详细地询问张超他老婆具体是什么时间去世的,去世前的情景又是怎样,仿佛这对我们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张超老婆的相片已经加了黑框挂到了墙上,相片中的人面带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像是在饶有兴致地注视着我们这些家伙的拙劣表演。她得的是癌症,去世的时候刚过三十岁,这的确让人感到惋惜。
在我们和张超说话的时候,外面又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那个刚才招呼我们的男人又去招呼他们,屋里人太多,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了,那个男人又麻利地把一些人安排到里屋的床上去坐,腾出椅子让另一些人坐。他还把张超拉到一边,低声商量着什么,张超点着头,说你看着办吧。我们又坐了一会儿,问了张超追悼会什么时候开,就离开了。
在火葬场开追悼会那天,我们又见到了那个男人,跑前跑后的,给大家发黑纱,租花圈,布置灵堂,收我们出的份子钱,忙得不亦乐乎。我们都觉得张超的这个亲戚挺能干的,虽说人长得确实有点古里古怪,尤其是那颗没长好的山芋脑袋,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追悼会过后几天,我们去张超家看望他,没想到又碰上了那个山芋脑袋,而且看情形他就住在张超家里。这次张超给我们做了介绍:“赵宝康,我的小学同学。”啊,原来他不是张超家的亲戚。那他为什么会如此热心地给张超张罗丧事呢?一个小学同学有这个必要吗?或者他和张超还有什么别的关系,否则这事可是有点不太合乎常情了。但是,据张超以后对我们所说,他们除了是小学同学之外,的确什么关系也没有了。
张超小时候随父母亲下放洪泽,先是在农村,后来政策放宽,他们一家又进了县城,张超就是在县城读小学的时候和赵宝康成为同学的。两人一度还是同桌,关系也还算是不错,但也只是仅此而已了,并没有结下什么生死之交。顶多,也就是张超经常让赵宝康抄抄作业(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