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第二十九辑)-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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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一直难以引起中国翻译和出版界的重视。二十年前，尚在山中烧炭的知表大律师从一个右
派分子那里搞到几部俄译本，便开始了兴味盎然而又叫苦不迭的中译。译成，终是不能出
版，便将译稿在朋友中传看。
知青伙伴单延昭，回城后阴差阳错进了公安局，又鬼使神差干上了刑侦；官至科长后，
开始信服汉斯豪斯那一套。同契友大律师，在这个领域，谈话最是投机。
“那么，”大律师又问道，“有没有这种情形：复仇已果，却不可能昭示仇人？”
“当然有的。”单延昭说，还举了两个例子。
“那怎么办呢？复仇的精神效应从哪里去获取？”
“这个一定要获取，”武耀说，“否则复仇者会被自己‘我实际上未能复仇’的念头折
磨得自杀……我想，即使不可能昭示仇人，他总之得告诉谁，例如知情者，或者仇人的亲
人，甚至自己的亲人……”
单延昭同意：“他总之得告诉什么人。”
大律师再问：“假定不但不能晓示于人，而且舆论－－我指的正式舆论工具例如报纸、
电视之类－－认为那为仇人的死亡系另外的原因，与复仇者毫不相关，会怎样？”
另两位朋友一致认为：复仇者会非常痛苦与郁闷，甚至会采取“纠正视听”的做法。即
使冒着危险也在所不惜。
大律师遂不再问。谈话戛然而止。
武耀与单延昭面面相觑，恍然大悟。
－－用舆论的试探霍沧粟，让他自己出来“说一些话”。
当晚同已在美国的章律师通了话。
章律师说：老施鲁德说，之所以让儿子戴维去重庆投资医药事业，是因为自己曾在那里
生活六年之久，这在当时美国军人是很少的。
章律师淡淡地，仿佛漫不经心地告诉老施鲁德，自己在重庆“偶然地见到一些有关陪都
的报告文学和纪实性小说”，其中有的提到他。
“老施鲁德有点惊讶，看得出也有点不安，”章律师在大洋彼岸说，“他也仿佛漫不经
心地谈及了当年帮助蒋政权的事。就这样扯到了‘徐案’。”
老施鲁德说：“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半个世纪前的美国军队是勇敢的，也是粗鲁和幼
稚的。对被自己援助的民族不够尊重，就是表现……对于‘徐案’，当时年轻的我坚持认为
自己没有责任－－就连我的上司对此也未对我说过一个字。但现在，我已老了，不知为什
么，我却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不是说，我在徐想跳车时将她按在了座位上－－我的确是
担心她摔伤……而是，我应该对司机说停下，让她们走……我默许了我的士兵。因为我同他
们一样觉得，我们从平静舒适的祖国，来到这乱糟糟的陪都，我们应该有所补偿……”。
次日起，一连几天，《渝洲唱晚》以连续报道的形式，登载有关“五·二三”事件的内
容。
△《章律师已经回国，委托重庆朋友处理善后》
（暗示读者，施鲁德家作为原告的形象消失；说“重庆朋友”而不说“重庆方面”，也
有已经“善罢甘休”的意味。
告诉读者，章律师回国向当事人述职后，施鲁德家已同意“意外死亡”性质；文章故意
让那些“准备看点热闹”的人失望，而且故意酿造“失望氛围”。）
△《生命的贵贱没有区别》
（杂文。主题为：死了一个洋人就了不不得的时代已经过去。
文章“披露”了一些“政府官员”和“政法部门人士”的谈话，虽未直接指出“五·二
三”案，但告诉读者，现在的中国政府决不会因为死者系“洋大人”而兴师动众另眼相看。
进一步营造“失望氛围”。）
△《沿江小艇作何处置？》△
（作者：单延昭重庆市公安局。文章批评沿江小艇非法出租现象；指出“五·二三”与
这一现象“不可分割”的关系；暗示该负责的是小艇主人，什么“银娘”游轮，什么航管站
皆无直接责任。
这篇文章的用意极深：一，将“罪责”推给小艇主人，又奈他如何？他最多只是违反了
有关规定，例如工商、税收之类；至于“违章航行”－－他根本不在小艇上，所以违章航行
的正是戴维·施鲁德本人，与他无关。二，这样一推－－注意作者单位－－当然让读者明
白：“五·二三”无戏可唱了，谁也没有罪责；死者自己负责。三，组织上，例如市公安局
吧，也不会指责单延昭，因为文中有“个人看法”之说，况且批评的内容均属应该。）
…………
此类文章造成的印象：
一，死者死于不会游泳加上运气不好（租了不该租的小艇，遇上了大船启航），自己负
责；
二，死者家庭已明白这一点，且已平静了情感，取消猜疑，接受现实；
三，有关职能部门已无意再过问此事。
单延昭说：“如果是复仇行动，复仇者对于事情的败露的担心会消失，然而代之而起以
强烈的失落感……”
武耀说：“一定会有一种仇并未复了，只是白白害了一条命的感觉。”
大律师说：“我相信复仇者最希望的情形是：全社会都明白他已复仇，然而法律却奈他
不何。”
“当然罗！当然罗！”两位朋友都说，“鱼与熊掌兼得之。但是世上哪有这样的好
事！”
“不要那么悲观嘛！”大律师笑起来（这两个家伙－－好象他们就是那位复仇者），
“我们将钓饵继续抛出。如果我们运气好，我们就可以使人相信有那样的好事。”····
随后，在《渝洲唱晚》的第八版上，突然出现一个栏目，叫“业余法官”，刊登读者对
案例或事件的争论。
第作版本是社会轶事和民间趣闻，谓“花边版面”，现在突然开出这样一个板着脸孔的
栏目，多少有些让同道摸不着头脑。
更奇怪的是，第一个被端出来争论的，关非肯体的案例或事件，而是一个人物，报纸称
他为“Ｙ作家”。
近年来重庆人将一切不合格品统称为“Ｙ货”。“Ｙ作家”虽是笔名或“临时绰号”，
也让人感到十分有趣。
第一个问题是：“Ｙ作家”的守口如瓶究竟可不可取？
这篇文章让读者知道：
△“Ｙ作家”本是一名中年精神病医生，自己开办了心理治疗门诊，已有数年。
△渐渐地，“Ｙ作家”的业务扩大到“神父式的范围”，例如听取“病人”的倾诉、发
泄或忏悔，以钟点计费；
△近日，某检察院认定“Ｙ作家”为某案的知情人－－某当事人（即“病人”）在“接
受心理治疗”时倾吐了一些对破案有作用的内容－－便要求他“履行一个公民的义务”，即
向政法部门提供有关内容。
但遭到“Ｙ作家”拒绝，称“决不能泄漏病人隐私”，“保护病人隐私，是一个心理医
生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为此，有检察官决定对“Ｙ作家”起诉，然而这决定又在检察院内部引起了争论。
云云。
这以后每天刊出两篇争论文章，就“公民义务”与“职业道德”的若干界定各抒己见。
有一篇《保护隐私的勇气值得钦佩》，说“Ｙ作家”为了保护一位丈夫的隐私，被妻子
雇的人打得遍体鳞伤，终不松口；后来这位妻子有了心事，倒去找“Ｙ作家”商量，因为相
信他“决不会出卖任何人”。
为什么不叫“Ｙ医生”而叫“Ｙ作家”呢？一位过去的病人撰文代为解释：
“Ｙ作家”的治疗方式中，有一种是借助文学形式替病人吐露心曲。譬如有位男病人，
总觉得自己的儿子是“不知哪个男人的”。显然他患有轻度臆想症状。终于让妻子伤透了
心，带着孩子离异了。后来“Ｙ作家”治好了他的病，他也相信了孩子确系亲生，很后悔。
然而他又羞于向妻子认错，何况也不知母子去向，更不知妻子是否再婚。“Ｙ作家”便写了
一篇小说在《渝洲唱晚》登出，叫《快来对号入座》。后来这个家庭破镜重圆，而且对于保
护各方自尊心，小说处理得非常巧妙。
由于有知情人说他是个很不错的精神科医生，但小说其实不敢恭维，只能算个“Ｙ作
家”。故名。
最后的论争文章是“Ｙ作家”自己的，称“宁肯被起诉，被判刑，也决不披露病人隐
私”。论争到此戛然而止。
第二部复仇三部曲
〔楔子：《渝洲唱晚》编辑部自然会收到许多的论争稿件。这些不明真相的可怜的撰稿
人呕心沥血的“己见”，到了总编武耀的手里，翻也不翻一下，只得一声叹息，便进了废纸
篓。
自然还接到不少电话，询问怎样同“Ｙ作家”联系。这个，已按照大律师的吩咐：对于
女性，一律答“不知道”；对于男子，也不正面回答，而是说“请告诉我们如何同你联
系”。一般的，都将自己的电话或传呼号告之。只有一人，不愿这样，说“需要遵守保密纪
律，所以请原谅了。如能提供联系方法，愿意付给咨询费。用邮寄。请告诉咨询费数目。”
武耀心中明白，遂不再卖关子，告诉他：电话６８６１６７８，找鲁医生。
对方连声道谢。
武耀将此告诉了大律师，大律师说这人必是霍沧粟无疑。遂做好被约见的准备。
果然。〕
霍沧粟此生只挨过母亲一次打。一耳光。但这一耳光，照其父日后的说法－－其实其母
也是这样说的：（将霍沧粟）打成了另外一个人。
是他八岁时，就是他不住地追问“妈妈你到底姓什么”，导致他挨那“历史性的一耳
光”。
八岁前的霍沧粟活泼开朗，顽皮多话，但似乎智商很低，总之“什么事也记不住，再简
单的道理也不能懂”（其父语），所以很令为知识分子的父母所担心，恐他以后“不会有什
么出息，只能去下力”（其母语）。
据长辈们说，八岁前的霍沧粟，因为天性混沌，所以笑话不少。这里仅举两例。
第一例：“我只有两科不及格”。读小学二年级的他，一天蹲茅坑向小朋友夸口：“我
这次（考试）只有两科不及格。”小朋友问哪两科，他回答“语文和算术”。
当时有大人也正如厕，闻声大笑，尿了一裤裆。
第二例：“爸爸妈妈结婚了”。
实际上，母亲焦英苹是个性情外向的人，甚至小乏幽默感。可以肯定，在摆脱了往昔恶
梦的惊扰，在解放后平静的生活中，她的总体心情是愉快的。
所以有一天－－那一天既非节假日又非有贵客，仅仅是因为她有了空闲，便在家里做扫
除。她蹲在窗台上擦玻璃，一边还哼着小曲儿。
这时霍沧粟放学回来，看见母亲大动干戈，便感到奇怪，问：“妈妈你做大扫除干什
么？”
可能是看见屋里窗明几净，心情愉快，也可能出于对宁静和谐的家庭生活的惬意，说不
定就是对眼前这个憨乎乎的儿子的疼爱，她信口说了两个字：“结婚。”
“和哪个结婚？”儿子问。
焦英苹楞了一下，突然大笑起来，说：“当然是同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