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狂欢-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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旰谩保恢谴牛故鞘凳隆Ｐ淮釉⑶鹆酱窦督鹌棵贰啡榈氖种耍庠诘笔币阉阈以耍谑羌佳鳎戳似希叨绕兰邸督鹌棵贰贰靶虐薰僦铣耍钢钍忠病敝煲恍督鹌棵纷柿匣惚唷返�179页……《金瓶梅》手抄本的流传情况甚为复杂，好在另有专家细说过，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金瓶梅》书影
《金瓶梅》还在以“手抄本”流传时，人们对它的评价就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仅以公安袁家为例。袁宏道“极口赞之”已见上文，其弟袁中道则持论相反，中道万历四十二年作有《游居柿录》曰：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潘金莲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
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者，非人力所能消除。但《水浒》崇之则诲盗；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79页。
其孙袁照同治年间编《袁石公遗事录》，即给爷爷编传记故事时，就发表了与爷爷不同的意见：
《金瓶梅》一书，久已失传，后世坊间有一书袭取此名，其书鄙秽百端，不堪入目，非石公取作“外典”之书也。观此记，谓原书借名蔡京、朱诸人，为指斥时事而作，与坊间所传书旨迥别，可证。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159页。
犹如“文革”期间，一家分为两派，一派曰“好得很”，一派曰“好个屁”；于是前者被呼为“好派”，后者被称为“屁派”。好在袁家两派都是文雅之士，尤其祖孙是隔代相争，况孙辈狯称坊间此《金瓶》非爷爷所见彼《金瓶》。不然也许保不住要“几挥老拳”了。
最早披露《金瓶梅》刊刻信息的是嘉兴人沈德符（字虎臣，号景倩），他有《万历野获编》云：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逸〕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版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梨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
我的《金瓶梅》上，变账簿以作文章（2）
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
沈氏这段文字信息量极大，略作解说如次。
其一，关于抄本：
1。从万历二十四年到丙午即万历三十四年，寻觅了十年，袁中郎仍未见到全本《金瓶梅》，这与上述袁中郎给谢肇浙的信相吻合。
2。袁中郎说麻城刘承禧家藏有全本《金瓶梅》，是从刘妻家徐文贞（阶）那里过录来的。徐文贞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刘为大收藏家，“好古玩书画”。传闻刘家藏有全本《金瓶梅》，只能说有此可能，并未证实。
3。万历三十八年，袁中郎的弟弟袁小修（中道）上京考进士，竟随身携带了部全本《金瓶梅》。他认为《金瓶梅》是诲淫之作，可能是投兄所好而携来的。
4。沈德符从袁小修那里借来抄了一部，然后携之南归。
其二，关于刻本：
1。吴县（苏州）的俗文家冯梦龙见到沈德符携归的《金瓶梅》抄本惊喜不已，他与书坊关系密切，于是“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
2万历四十一年主政吴关（苏州附近的浒野钞关）的马仲良（之骏）也劝沈将抄本拿出来刊刻，“可以疗饥”——这“饥”当为阅读饥渴。
3沈德符不同意刊刻，理由是：“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由此推断《金瓶梅》手抄本就“不洁”，并非如有的学者所云“原本无淫秽，后为无耻书贾大加伪撰”。
4“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未几时”当为冯、马劝刻不久（万历四十一年之后，因马仅此一年在吴关任上），有学者推断为东吴弄珠客为《金瓶梅》作序的万历四十五年，苏州终于出现刊刻本《金瓶梅》。这“悬之国门”的《金瓶梅》的稿本，是别有源头，还是从沈手中流出来的，不得而知。
5吴中刻本《金瓶梅》所用稿本原少第五十三回至第五十七回，“有陋儒补以入刻”，成为《金瓶梅》身上的一块牛皮癣。这陋儒是谁？沈氏他们当年知之不难，因未曾记载，今则又成悬案。
其三，关于作者：
1作者，“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后之论者也有认为其作者乃民间艺人者。
2创作动机，“指斥时事”，以宋代名义说明代之时事。仅此一言则引出无数的考证。
凡此种种，几乎每个问题都长期吸引着金学家们的眼球，导致他们纷纷以专论或专著来讨论。限于体例，本书仅紧扣原始文献，作极简明的勾勒，让读者明了源自《金瓶梅》的种种传奇故事的来龙去脉。
现存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一百回，即万历四十五年刊刻者是初刻本，还是初刻本的翻版？学界众说纷纭。“新刻”云云，或许是翻刻的标记，或许是书籍的广告策略，现存不少古小说的最早刊本都冠有“新刻”之类字样。遗憾的是这《新刻金瓶梅词话》，却长期深藏在历史帷幕中，直到1932年才从山西介休发现，令学界惊喜万状，1933年以古佚小说刊行会名义影印了一百二十部。1932年在山西介休发现的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学界称之为“万历本”或“词话本”，原藏北京图书馆，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同一版式的《新刻金瓶梅词话》还有两部藏于日本光山轮王寺慈眼堂和德山毛利氏栖息堂，可能是日本江户时代（相当于清康熙年间）就传过去了，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与六十年代才各自被重新发现。
在《新刻金瓶梅词话》隐身的漫长岁月里，民间流传的是明崇祯年间刊刻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按，又一个“新刻”啊！），学界称之为“崇祯本”或“说散本”或“绣像本”。“崇祯本”是明末一位无名氏评点的底本。古人缺乏版权意识，几乎每个小说评点者都对小说文本有所改动。如毛氏父子之于《三国演义》，李贽、金圣叹之于《水浒》，脂砚斋则似乎始终介入了《石头记》的创作，这位无名氏对《金瓶梅》也是如此。他改得怎样，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从艺术着眼，我同意刘辉《金瓶梅版本考》的意见：与“万历本”相比，“崇祯本”“浓厚的词话说唱气息大大地减弱了，冲淡了；无关紧要的人物也略去了；不必要的枝蔓亦砍掉了，使故事情节发展更加紧凑，行文愈加整洁，更加符合小说的美学要求。同时，对词话本的明显破绽作了修补，结构上也作了变动，特别是开头部分，变词话本依傍《水浒》而为独立成篇。”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第74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张竹坡的评点是以“崇祯本”为底本，也在文本上略有改动，他自己在《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中就说：“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乱而存孝悌，变账簿以作文章，直使《金瓶》一书，冰消瓦解，则算小子劈《金瓶梅》原版，亦何不可使邪说当辟。”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423页。张竹坡连评带改，是成功的。谢颐在序中说：“今经张子竹坡一批，不特照出作者金针之细，兼使其粉腻香浓，皆如狐穷秦镜，怪窘温犀，无不洞鉴原形。”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414页。张批《金瓶梅》全称为《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它一经问世，《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遂不复流行于世，更不用说《新刻金瓶梅词话》了。
我的《金瓶梅》上，变账簿以作文章（3）
要研究《金瓶梅》的成书与版本，自然不可忽视“万历本”，但张竹坡评点“第一奇书”本却更适合广大读者的审美要求。鉴于此，本书是以“第一奇书”本为《金瓶梅》文本基础，来对潘金莲、西门庆作审美解读。特殊需要“词话本”中文字的地方我会随文注明，让读者读个明白。“第一奇书”本：王汝梅等校点《金瓶梅》，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1月版；词话本：戴鸿森校点《金瓶梅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5月版。按，此两者皆有删节，本书涉性文字，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线装影印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过录。
众声喧哗中的辉煌与遗憾（1）
“金瓶”文章：众声喧哗中的辉煌与遗憾
《金瓶梅》是一部传奇之作，书里书外布满了疑题与悬案。刘辉等主编的《金瓶梅之谜》就整整列了一百个难解之谜，马征著的《金瓶梅中的悬案》则展示了一百八十多个悬案。而《金瓶梅》之所以吸引读者去热读、去求索、去争议的，恰恰因为有这些个疑题与悬案。诚如毛宗岗所云：“读书之乐，不大惊则不大喜，不大疑则不大快，不大急则不大慰。”
就宏观而言，《金瓶梅》的读者，大致有三个层次：官方审读，学者解读，民间阅读。
官方审读，使《金瓶梅》长期在禁与不禁之中挣扎着。乾隆元年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透露：“《水浒》、《金瓶梅》诲盗诲淫，久干例禁。”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第916页。当局偶尔网开一面，《金瓶梅》就得以行世或畅销。远的不说，1957年毛泽东心血来潮说：“《金瓶梅》可以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于是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将《新刻金瓶梅词话》（插图本）影印了两千部，不知道是要考验还是奖赏各位省委书记。有趣的是，西方也禁《金瓶梅》。1944年5月20日是德国英泽尔出版社社长七十寿诞，这天他收到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寄来的一封别开生面的生日贺信：
从今日起，《金瓶梅》一书不再作为非法出版物而受到禁止。
因此，这部由库恩节译的《金瓶梅：西门庆与其六妻妾奇情史》，终于在严令查禁十二年之后，得以重见天日。参见何香久《〈金瓶梅〉传播史话》第368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官方的事，我等蚁民管不着，也就不去管它了。试想在“纳粹”时代纵使你敢对戈培尔说个“不”字，那又有何用呢？好在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