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狂欢-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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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门前西门大老爹，如今见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东京蔡太师是他干爹，朱太尉是他卫主，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多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是不消说。家中田连阡陌，米烂成仓，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身边除了大娘子乃是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填房与他为继室房头、穿袍儿的也有五六个，以下歌儿舞女，得宠侍妾，不下数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今老爹不上三十一二年纪，正是当年汉子，大身材，一表人物，也曾吃药养龟，惯调风情；双陆象棋，无所不通；蹴踘打毬，无所不晓，诸子百家，拆白道字，眼见就会。端的击玉敲金，百伶百俐。（第六十九回）
可见西门庆是个何等得意的流氓。试想，在这样一位肆无忌惮、百无禁忌、无法无天的流氓面前，还有什么能阻挡他作威作恶的雄健步伐？！连吴月娘也只是无可奈何地笑骂：“狗吃热屎，原道是个香甜的，生血掉在牙儿内，怎生改得！”
在西门庆面前，似乎是没有趟不过的河，没有迈不过的坎。他由西门大郎到西门大官人到西门大老爹——由一介乡民到副千户到正千户，畅行无阻，步步高升。从官场到商场到“情”场……方方面面，表现了一个流氓的极度狂欢。
阉割：掩耳盗铃（1）
流氓的性战
——西门庆的性疯狂
一、阉割：掩耳盗铃
福柯有云：“其实，我们想到和谈到性，比别的任何事都多，但表达它却比任何事都少，都含糊不清。”见潘绥铭《神秘的圣火》第404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
茅盾早在1927年就说：
中国文学在“载道”的信条下和禁欲主义的礼教下，连描写男女间恋爱的作品都视作不道德，更无论描写性欲的作品；这些书在被禁之列，实无足怪。但是尽管严禁，而性欲描写的作品却依然蔓生滋长，“蔚为大观”；并且不但在量的方面极多，即在质的方面，亦足推为世界各民族性欲文学的翘楚，这句话的意思请读者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中国文学内的描写性欲的作品可算是世界上最好的性欲文学，我是要说描写性欲而赤裸裸地专述性交状态像中国所有者直可称为独步于古今中外。茅盾《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张国星编《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性描写》第18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
中国描写性欲作品的壮观场面，无须我在这里排列名单，也无须看学者们的种种评说，只要看“中国历代禁毁小说丛书”、或“中国历代后宫艳情丛书”以及这类书籍的现代版（今之效尤者所作），几乎支撑了中国当代书市的半壁江山，就可以想象当初它是何等繁荣昌盛。
我感兴趣的是这一现象背后的文化问题，中国描写性欲的作品发达的原因，大概可以追溯到生殖崇拜文化的发达。生殖崇拜就是生殖器崇拜。中国生殖器崇拜文化之发达盛况，只须浏览一下赵国华的《生殖崇拜文化论》、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之类的论著，就让你惊讶，原来这为常人不敢正视的玩艺在中国这礼仪之邦也如此丰富。我不赞成弗洛伊德的“泛性论”观点，但从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按，副标题似乎以“性与中国古代社会”更妥）到台湾作家李敖的《中国性研究与命研究》就展示了生殖器崇拜文化在中国不仅丰富多彩，更在于它自古至今都或明或暗地影响着中国人从心理到生理到生活到政治的方方面面。不能不惊讶弗洛伊德所揭示的幽灵真是无处不在。因为性与政治、性与礼仪、性与文学……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例如“祖宗”的“祖”古写为“且”，被学者们训为阳具。由此推断，人们顶礼朝拜的祖宗牌竟为坚挺的阳具模型。而宣扬礼教尊严的祝福仪式正是在那阳具模型照耀下完成的。好在中国人只重仪式，不求内容，不然岂不滑稽。
从这里引出的悖论是：中国人一方面在顶礼崇拜着生殖器，一方面又以礼教的绳索去捆绑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联系到茅盾的论述，这悖论又呈现另一副面貌：一方面是任何描写恋爱与性欲的作品在中国都遭到礼教的严禁，一方面是中国自古到今描写性欲（性交）的作品已蔚为大观，其赤裸裸的程度足以独步世界。
对《金瓶梅》的评论与研究，或许也要在这悖论中打滚。“万恶淫为首”，《金瓶梅》因性描写较多而成为禁书；“食色性也”，《金瓶梅》也因此成为畅销书。人们厌烦的是这一点，人们想看的也离不了这一点。有细心的学者为《金瓶梅》人物补作了“起居注”，统计其中性描写总有105处，其中大写大描36处，一笔带过的33处（当然也还有别样的统计）；其中西门庆参与的99次，占68％，潘金莲参与的53次，占36％。
面对同样的文本，古代就出现了种种不同选择：主张“决当焚之”者有之，视为“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亦有之。
焚也罢，崇也罢，文人只是说说而已，到政府出面就动真格的。明代禁之已不见文案，清代则有明文称：“《水浒》、《金瓶梅》诲盗诲淫，久干禁例。”
我们已无法知道从明清到民国出版过几次全本《金瓶梅》，我们也无法知道谁是节本或洁本的始作俑者，更无法弄清历史上的节本《金瓶梅》到底被删成什么模样了，只知道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被删去19161字，1986年齐鲁书社出版的第一奇书本《金瓶梅》被删去10385字。
这种阉割手术，是将“万恶淫为首”、“谈性色变”的观念付之实践，企图将《金瓶梅》变成“无性文学”才罢休。
正如袁中道所云：《金瓶梅》“非人力所能消除”。何况越是禁就越挑起人们的好奇心，好奇心驱使人们千方百计弄来一睹为快。历来的禁欲主义的种种举措总以培养一批纵欲主义者告终，就是这个道理。魏明伦曾不无刻薄地说：“遗老遗少于四书五经之侧，常看《金瓶梅》，边看边骂女人坏，边骂边看坏女人。”魏明伦《〈潘金莲〉附记》，《戏剧与电影》1986年第2期。多少反映了某个读者层次的阅读心理。其实禁欲主义往往源自于有话语霸权的纵欲主义者。然而来自不同层次读者的热望，却是《金瓶梅》经久不衰出版的原动力。
恩格斯曾尖锐地批评“法国市侩的这种偏见，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
《金瓶梅词话》书影
“是用来掩盖秘密的猥亵言谈而已。例如，一读弗莱里格的诗，的确就会想到，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的”，
而提倡“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恩格斯《格奥尔格·维尔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9、8页。
阉割：掩耳盗铃（2）
好在时代到底进步了，如今不但有了全本《金瓶梅》，而且有了各种版本的《金瓶梅》，供人们阅读和研究。
其实，既然没有性描写，就没有《金瓶梅》；没有性疯狂，就没有西门庆，这命意大致不错；既然，足本《金瓶梅》与节本（或曰洁本）《金瓶梅》已并行于世，那么“阉割”净身论就自然失效了。剩下的任务，是根据完备的《金瓶梅》文本去科学研究，分析西门庆的性战。
《金瓶梅》世界的第一性感男人（1）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颇有几分风度：
（他）生得十分浮浪。头上戴着缨子帽、金铃珑簪儿、金井玉栏杆圈儿。长腰才，身穿绿罗褶儿。脚下细结底陈桥鞋、清水布袜儿。手里摇着洒金扇儿，越显出张生般庞儿，潘安的貌儿。（第二回）
——这是潘金莲眼中的西门庆。西门庆在作者笔下本为“风流子弟，生得状貌魁梧，性情潇洒”，“是那嘲风弄月的班头，拾翠寻香的元帅。”到了潘金莲眼底则另添一番风采。潘金莲善曲，所有能以诗曲中（也是她心中）的多情美男子张生、潘安来比拟眼前的美男子。不仅如此，没对上几句话就互送秋波。潘金莲“见了那人生的风流浮浪，语言甜净，更加几分留恋”。以至作者将《西厢记》中张生的“惊艳”情节：“怎当她临去那秋波一转，休道是小生，便是铁石人儿也意惹情牵。”转移给了潘金莲：“只因临去秋波转，惹得春心不自由。”——这才叫“帘下勾情”。应该说西门庆给潘金莲之“审美第一印象”实在太美了。即使以贵妇人林太太的眼光来看，西门庆也“身材凛凛，话语非凡，一表人才、轩昂出众”，颇有吸引力。林太太是悄悄从房门帘里窥见了这位西门大官人，才愿掀帘接纳他的。
以王婆所谓“挨光”（即偷情）的五项基本条件：潘（潘安的貌）、驴（驴大行货）、邓（邓通般有钞）、小（青春年少，就要绵里藏针一般，软款忍耐）、闲（闲工夫）来衡量，西门庆也颇为自信：
实不瞒你说，这五件事我都有。第一件，我的貌虽比不得潘安，也充得过；第二件，我小时在三街两巷游窜，也曾养得好大龟；第三，我家里也有几贯钱财，虽不及邓通，也颇过得日子；第四，我最忍耐，他便打我四百顿，休想我回他一拳；第五，我最游闲工夫，不然如何来得恁勤。
这是西门庆为勾搭潘金莲向“中介”王婆所作的自我介绍。自古“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但西门庆所言，除第四条有些出入，其余的基本符合实事。在《金瓶梅》世界里能显现如此综合实力的男子，舍西门庆似乎难有第二人。即使如此，西门庆也未必能成为那个世界里的第一性感男人，关键还在兰陵笑笑生怎么去描写和看待他。
我非常佩服叶舒宪在《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中的精彩解说。他说：
作为一个艺术家来看，笑笑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趣味同他的道德家的立场大相径庭，甚至是针锋相对的。《金瓶梅》的张力结构充分表明：作为道德家的作者所痛恨、所控诉的，正是作为美学家的作者所激赏所赞叹的同一种东西——性。
这样一种伦理标准同审美标准的内在冲突，使《金瓶梅》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可以看出，用道德尺度去看是善良的人物，却在审美意识表现中成了丑的形象，而恶的化身——男主人公西门庆却被作者赋予了美的形象。
叶舒宪进而说：
从《金瓶梅》中的男主人公与女性人物之间的施受关系着眼，可以看出笑笑生构拟的性美学世界仍是一个男性中心的世界，他所流露出来的性崇拜实质上是一种阳具崇拜。……
在《金瓶梅》中西门庆不只是性爱之美的源泉，还能“主动地出乎其外”，三天晚上置新娶过门的李瓶儿不顾，以至后者在羞忿与无奈之中去寻死。在每一次描绘性活动时，笑笑生总是让西门庆扮演主动者的角色，他既是性之美的创造者，又是这种美的第一位体验者和观赏者。更值得考虑的是，西门庆的阳性力量在作者构思中占有主导作用，他被有意地认同为宇宙间的阳性力量之本源——“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