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狂欢-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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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通过“品读潘金莲与西门庆”，来论说《金瓶梅》，诚如石钟扬在导言中坦言：我主张切实从文本实际出发去解读《金瓶梅》的两大主人公，平心而论，既不溢美，也不贬低。
“万恶淫为首”，历来把潘金莲作为“天下第一淫妇”来审判，接着此起彼伏的骂评立即简单堂而皇之地变成了入情入理的文学审美了。《致命的狂欢》一书著者则要求读者心平气和地读读文本，好去分解“红颜祸水”论的确切与否，有了这一阅读技巧，无形中增强了作者思考的胆量，尤其是对现时两种流行观念的质疑与论辩，深厚有力。
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
不读《金瓶梅》，不知天下之奇
序：汪洋恣肆，机警颖睿（1）
《金瓶梅》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被称为“金学”。以1924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标志着《金瓶梅》研究古典阶段（明清序跋、丛谈、评点）的结束；以1933年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发行《金瓶梅词话》，标志着《金瓶梅》研究现代阶段的启动；以中国大陆、港台地区、日韩、欧美四大研究圈的形式，标志着现代阶段的全面推进；以版本、写作年代、成书过程、作者、思想主旨、艺术特色、人物形象、语言风貌、理论批评、文化传播、资料汇编、翻译出版等课题的形成与展开，标志着现代阶段的学术水平。金学，遂为当代显学。
据不完全统计，仅1901—2000年，中国（含港台地区）所出版之《金瓶梅》研究专著，即达199部（国外出版之中外文专著除外）；中国大陆（不含港台地区）中文报刊所发表之《金瓶梅》论文，多达1949篇。而且，1980年以后其专著有190部，其论文有1903篇。
另在中国大陆，1985、1986年在江苏徐州，1988年在江苏扬州，1990年在山东临清，1991年在吉林长春，1993年在浙江鄞县，先后召开了6次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1989年在徐州、1992年在山东枣庄、1997年在山西大同、2000年在山东五莲、2005年在河南开封，先后召开了5次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
中国的《金瓶梅》研究，经过冷热起伏，终于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当仁不让也当之无愧地走在了国际金学的前列。
中国金学队伍中既有颇多建树的青年金学家，他们的考证、评析、考论、新解、新证，使得金学园林花团锦簇，成为中国金学宝塔耀眼的塔尖；也有著述丰厚的中年金学家，他们是这座宝塔的塔身；中国金学宝塔的塔基则是由老一辈金学家营建，可谓源远流长。
中国的金学队伍在新陈代谢中发展壮大。在这个队伍之中，不断有卓越的新人新作出现。石钟扬先生即为其中之一。2000年10月，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山东五莲召开，钟扬当时为安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虽然早已发表过多篇《金瓶梅》论文，却是第一次出席金学会议。我当时对他的印象是行文汪洋恣肆，言谈机警颖睿，又因为乡谊（我出生在安徽省蚌埠市），便感到格外亲切。其后不断有书信往来。不久他调来南京财经大学。2005年9月，在河南开封召开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他未能与会，大家颇觉遗憾。2005年11月，海峡两岸明清小说研讨会在南京召开，遂又谋面。前不久，他电话约我为其大著作序。我虽然位微学浅，却觉得有不少话可说，不至于依例空谈，便欣然命笔。
钟扬本书系《金瓶梅》人物研究。我在拙著《二十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中曾说：“人物形象问题，是金学同人讨论较为充分、著述格外丰富的一个研究方向。如果说‘瓶外学’（作者、评者、成书、版本研究等）是百家争鸣，那么‘瓶内学’（思想、艺术、人物、语言研究等）便是百花齐放。此一领域亦可谓著述如林，仅专著就有孟超《金瓶梅人物论》，石昌渝、尹恭弘《金瓶梅人物谱》，高越峰《金瓶梅人物艺术论》，刘烈《西门庆与潘金莲——〈金瓶梅词话〉主人公及其他》，孔繁华《金瓶梅人物掠影》，鲁歌、马征《金瓶梅人物大全》，孔繁华《金瓶梅的女性世界》，叶桂桐、宋培宪《金瓶梅人物正传》，罗德荣《金瓶梅三女性透视》，王志武《金瓶梅人物悲剧论》，冯子礼《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比较》，王汝梅等《金瓶梅女性世界》，陈桂声《金瓶梅人物世界探论》，魏崇新《说不尽的潘金莲——潘金莲形象的嬗变》，晨曦、婧妍《金瓶梅中的男人与女人》等15部之多。”如果统计论文，则有276篇，其中潘金莲69篇、西门庆54篇、李瓶儿29篇。因此，研究《金瓶梅》人物，就要抓住其主要人物——西门庆与潘金莲。钟扬本书自不例外，其副标题即为“石钟扬说《金瓶梅》：品读潘金莲与西门庆”。
姑以其西门庆研究为例。钟扬发表在《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一期上的论文《西门庆是“新兴商人阶级”的典型吗？》与《济宁师专学报》1999年第一期上的论文《十六世纪一个新型流氓的喜剧》，是他研究西门庆的起点，也是基点。这两篇论文，他后来曾整合为《流氓的寓言——论西门庆》，发表在台湾《大陆杂志》第九十九卷第四期（1999．10．15出版）。本书的西门庆部分，即为上述论文的修订与扩延。
持西门庆“新兴商人”说者，除当代卢兴基先生首倡以后，尚有跃进、李时人（称之为“前资本主义商人”）、王文彬等。此说是《金瓶梅》思想主旨研究中的重要一说，广有影响。本书持不同观点，而将“新兴商人”卢兴基说与吴晗说分别开来，认为“在吴晗那里，所谓‘新兴商人阶级’实则地主阶级的一部分”（引文见《流氓的寓言——论西门庆》，下同）。因此“这所谓新兴商人阶级既不改变封建的生产方式，也不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其所经营的也只能是封建的商品经济。”这是有力的辩驳。卢兴基先生亦固守定见，他提交给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的题目就是《不同凡响的艺术塑造——再论西门庆这个新兴商人》。希望这一讨论能继续下去，我相信，这种双方言之有物的论争，必将有益于金学事业的进展。
序：汪洋恣肆，机警颖睿（2）
刘绍智《试论西门庆》（《宁夏教育学院学报》1983年第四期）是西门庆专题研究的第一篇论文。其后二十年，除前述西门庆研究专题论文54篇以外，凡研究《金瓶梅》人物者，几无一例外，都要论及西门庆。但我以为，对西门庆的研究，本书最具光彩。
“何物西门庆”？本书定性其为“全景型的流氓”，其“在商场”、“在官场”、“在性生活领域”，“《金瓶梅》的精彩处，……在写了一个流氓的发迹变泰的历史，一个流氓全方位的狂欢，……一个流氓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的英雄气概”，而这个“流氓的神话”，是“瓦解与破坏了封建官制，……封建法制，……国家的税法，……封建礼教”。但这个“流氓的喜剧”，不是“在官场倾轧中倒台”，或“被奴才来旺所杀”，或“在商场竞争中失败”，而是以其“自取灭亡的方式，撕破了这一丑恶的生命，嘲笑了这一丑恶的流氓”。结论是“兰陵笑笑生的喜剧的笔调，通过否定西门庆，否定了一个时代，否定了一个社会”。关于“审丑”也是“审美”，东吴弄珠客、文龙、邓星雨、潘承玉、罗家坤、陈果安等均有论述，而本书更为生动：“兰陵笑笑生……既不是为丑而丑，也不是以丑写丑，更不是以丑为美，而是从美的立场与角度出发，去撕破丑、嘲弄丑、鞭挞丑。”
“第一奇书奇在何处”？奇就奇在哥哥说其“云霞满纸”（袁宏道《致董思白》），弟弟却说“此书诲淫”（袁中道《游居柿录》）；奇就奇在“劈空撰出金、梅、瓶三个人来，看其……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计弄来，后半自己的梅花，却轻轻地被人夺去”（张竹坡《金梅瓶读法》）；奇就奇在“西门庆未死之时便该死，既死之后转不死”（《第一奇书》七十九回文龙评语）；奇就奇在这是一部“说不尽的金瓶梅”（宁宗一《说不尽的金瓶梅》）；奇就奇在这是一场“致命的狂欢”。是为序。
2006年1月8日于彭城预真居
从“四大奇书”到“第一奇书”（1）
不读《金瓶梅》，不知天下之奇
不读《金瓶梅》，不知天下之奇
——导言：兼与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商榷
明代的四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被学界称为“四大奇书”。
“四大奇书”名称的确立有个历史过程。从明代天启年间到崇祯年间先后问世的《韩湘子全传》、《三遂平妖传》、《斥奸书》、《禅真逸史》等书的序言或凡例，都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说部中的“大哥大”相提并论，却都未亮出“四大奇书”的名号。此期间有类似“四大奇书”的说法，又并非上述四书。崇祯间笑花主人序《今古奇观》有云：
元施、罗二公大畅斯道，《水浒》、《三国》奇奇正正，河汉无极，论者以二集配《伯喈》、《西厢》传奇（按，指《琵琶记》传奇、《西厢》传奇），号四大书，厥观伟矣。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第1056页，济南：齐鲁书社1990年2月版。
清顺治年间西湖钓叟序《续金瓶梅》，将《三国演义》拿下，称另三本为“三大奇书”：“今天下小说如林，独唯三大奇书，曰：《水浒》、《西游》、《金瓶梅》者。何以称乎？《西游》阐心而证道于魔，《水浒》戒侠而崇义于盗，《金瓶梅》惩淫而炫情于色。”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690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稍后李笠翁（渔）采用西湖钓叟“奇书”之名，竖起了“四大奇书”的旗帜。李笠翁为清初的两衡堂刊《三国志演义》作序，劈头就说：
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记》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似。见北京图书馆藏两衡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卷首。按，通行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卷首金圣叹序便是毛氏据李序改托的。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附录“丛书目”载《四大奇书》，按云：“以《三国》、《水浒》、《金瓶梅》、《西游记》为四大奇书，始于李渔（《〈三国志〉序》）。”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第22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但李笠翁没有贪此功，他将原创之功推给了冯梦龙（即冯子犹），只说自己赞同冯说而已。而现存文献中尚未见冯有此明确的说法，于是有人推论给《平妖传》、《斥奸书》作序的张无咎、峥霄主人可能就是那神秘的冯梦龙。冯梦龙是明代集作者、编者、策划者于一身的著名俗文学家。要么李笠翁所见冯氏另有明确号称“四大奇书”的文献而今已散佚，要么他借冯氏之名说事，因为当时与俗文学套近乎虽有利却未必是什么荣耀的事。总之，李笠翁之后虽时有波折，“四大奇书”之名却基本定论。
而将“四大奇书”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