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古代中国去旅行-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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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夫球源何在
中外相会 高尔夫球源何在（2） 作者：伊永文
《朴通事谚解》对“捶丸”的记录，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在“捶丸”的竞赛形式上，朴通事说：击球之法，或数人或十余人分左右以较胜负。这和高尔夫球比赛的单人、三人、四人等人数规定没什么大的区别。
对“捶丸”器材，朴通事说：“将我那提揽和皮袋来，拿出球棒来。”所谓“提揽”，即“如筐子上有圆圈，用手提携”。今天高尔夫球比赛时，赛手自己或由专人提着或背着一个长长的装满各式球杆的皮袋；而在元代，去“捶丸”时，所需的各式球棒等器材，就是装入特制的“提揽”和“皮袋”中，提携或背着到“捶丸”场地上的。可见二者是十分相似的。“捶丸”时所用的“球棒”和“球”，也与今天的高尔夫球相差无几。朴通事说：
用有柄木杓接球，相连不绝，方言谓之球棒。球用木为之，或用玛瑙，大如鸡卵。
如朴通事所述，“球”是用木或玛瑙制成，像鸡蛋大小，这与今天的高尔夫球差不多，只不过制作材料不同罢了。可是，说“捶丸”中“有柄木杓”也与今天高尔夫球杆相似，就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我们需要从《朴通事谚解》问世的元代，及前后有关联的宋代、金代、明代的图画、实物及史料中，去找到旁证。从山西省洪洞县水神庙元代壁画《步打图》中“捶丸”者所持的球棒，从宋代一陶枕上正在打球的儿童手中拿的一扇形长棒，从上海博物馆藏杜堇《仕女图》中几位仕女所持的球棒，我们可以获知《朴通事谚解》中的球棒“有柄木杓”的形象，就是球棒的击球部位，近似三角形状。
《金史》卷三十五这样记载当时“捶丸”的球棒：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
“捶丸”之杆外形如同一倒置的长数尺的羹匙。虽然《金史》所记的是击马球的球棒，可是历史上对球杖的记载就属这条史料较为明确。况且，《丸经》记录了金章宗极爱好“捶丸”，其“捶丸”球棒当然不会与马球杆相去甚远，因“捶丸”是从唐代打马球变化的“步打”脱胎而来的，这是人们熟悉的史实。
1989年第4期《体育文史》刊载帅培业的文章《中国古代马球的马和球具》，也披露了河北巨鹿出土的宋代绢画《击鞠图》中的马球杆形状，与故宫博物院所藏明《宣宗行乐图》上所画的“捶丸”球杆一模一样，这是个极有力的旁证。再看朴通事对球棒的解释：“棒形如匙，大如掌”，可见，“捶丸”的球棒其长，其形，与马球杆大略相同这一论断完全可能成立。而这些特点不是和长一米左右，其杆端部如羹匙状的高尔夫球杆很相像吗？关于“捶丸”的场地设施，朴通事有两种解说。一种是射过竖起的球门“落窝者为胜”，这种设施和今天的高尔夫球场设施有较远的距离。这是由于“捶丸”设施不可能一下子全部甩掉旧有的规矩的束缚，所以在元代最初的“捶丸”中，还保留着宋代打球时设球门的习惯。而另一种解释则与今天的高尔夫球较为一致了，即“掘地如碗，名‘窝儿’。或隔殿阁而作窝，或于阶上作窝，或于平地作窝”。“人打球儿，先掘一窝儿，后将球儿打入窝内，方言谓之‘窝儿’”。“窝儿”也不尽一样，有“花基窝儿”，是“以砖砌基，其上栽花藏窝”。还有“花房窝”，即“如打球，先立球窝于花房之上，然后用棒打入，方言谓之‘花房窝儿’”。“窝”即今天高尔夫球场上的“洞穴”，布于一块不规则的，有起伏丘陵也有平坦草坪的大场地上。“阶上作窝”、“隔平地作窝”，这个意思已表达得很清楚了。还有“或隔殿阁而作窝”，元代殿阁是相当高的，可以想见“捶丸”场地之大。“花房窝”、“花基窝”则又表明“捶丸”场地是要有花草的。这与今天高尔夫球为增加比赛难度，在球场内设置一些沙坑、深草、树木、道路等障碍区是相同的。
“捶丸”的打法和高尔夫球也一致。如“人将木圆球儿打起老高，便落于窝内”，“击起球儿落入窝者胜”，“球行，或腾起，或斜起，或轮转，各随窝所在之宜”，“或立而击，或跪而击，节目甚多”。这些记述非常形象地告诉我们：人在打球时，只能是站着将球打起老高，击起的球在空中作弧形滑行，要越过“障碍”落入窝者才为胜。像今天的高尔夫球比赛一样，那时的“捶丸”就有侧旋球、内外旋球等不同击球方式了。而且，除了站着击球式还有跪着击球式，各种姿式很多。
朴通事所记“捶丸”的计分规则是：球被击入窝则算得分，当击球者击球入窝时，“则他球不得再击”。这与今天的高尔夫球击球规则是一样的。
综上所述，若用今天的眼光衡量，盛行于世界的高尔夫球的主要面貌在元代“捶丸”中已经具备了。虽然今天高尔夫球的制作方法、高尔夫球杆的制作材料已有了变化，但是高尔夫球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元代的“捶丸”就规范了的。因而，我们有充分理由说：中国是高尔夫球的发源地。
我们从《朴通事谚解》中可以推测，朴通事不仅将“捶丸”的打法而且也将“捶丸”的器材带回高丽国。进而，在元帝国横跨欧亚广阔疆域的时代，通过欧亚的安全顺畅的水路、驿道，大批来自西域的商人、罗马教士、俄罗斯使者云集于元大都，他们学会“捶丸”这种当时世界上称得上是高雅而有情趣的活动，并将它连同器材带回国，向欧洲传播，是完全可能的。
“叶子戏”的演变
中外相会 “叶子戏”的演变（1） 作者：伊永文
关于牌的起源，以往在世界上有过不同的意见。法国学者认为是法国却尔斯六世在位的1392年发明的，比利时学者则提出他们要比法国玩纸牌早，而瑞士一位僧侣的文件，却记载着1377年时纸牌在瑞士已非常风行了……
近年来，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桥牌最初起源于中国唐代的“叶子戏”这一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所接受。其主要依据是从“叶子戏”和牌的形制和打法一致上来断定的：中国的“叶子戏”是以天文历法为基准，牌分四类，“以象四时”，西方的桥牌也有类似说法，四种花色象征一年中春夏秋冬四季。西方桥牌共52张，而“叶子戏”在明代就已经明确分为40张了，清代则产生了60张一副，四人共打的纸牌样式。
它们的方法是依次抓牌，40张为四人各抓8张，余8张为“中营”；60张为每人抓10张，余20张另人掌握着，以次递分给在局者。1～8或1～10，这基数和西方桥牌是一样的。玩“叶子”，是“大可以提小”，标明万万贯、千万贯等依次类推的叶子遵循“万胜千，千胜百，百胜钱”的规则，这也是西方桥牌最一般的玩法。特别是斗叶儿时，唤作“发张”，以大小较胜负，牌未出时都反扣着，不让他人看见，出叶儿后，一律仰放，斗者以所仰之叶测未出之叶，以施斡运，这简直是和桥牌中打法相差无几了。至于“叶子”与桥牌的图像，都是以人物形象为主。形状，“叶子”与桥牌均为长方形……总之，从门类、张数、花色及对牌义的解释来看，“叶子戏”和桥牌都是非常相像的。
倘若追溯这一惊人的相似之处的源头的话，则要从中国的唐代说起。因为目前国内外所能看到的最早的纸牌的前身“叶子戏”的记载，即人们都非常熟悉的那条史料，出自唐人苏鹗《同昌公主传》：
韦氏诸宗，好为叶子戏。夜则公主以红琉璃
盛光珠，令僧祁捧之堂中，而光明如昼焉。
为了玩“叶子戏”，公主竟让人掌上珍贵的“夜明珠”来照明，以通宵酣作，这反映出“叶子戏”是相当吸引人的。在唐代以后的郑樵所编的《通志略》中，还有四种”叶子戏”著录，其中《击蒙小叶子格一卷》，注明为唐五代李煜妃子周氏所撰。这确凿地表明“叶子戏”在唐代中后期有很大魅力，也是很时髦的。
“叶子戏”的演变
唐代“叶子”的真面目究竟怎样？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曾认为：唐代书籍用卷轴展示不易，人们便用纸制为叶子状，上书以备检用的称谓、提要等。可以说最初的“叶子戏”即以此为源头。既然可以在纸叶上写上文字，怎么不可以绘以图形？从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唐咸通九年（868）《金刚经》卷首扉画、唐五代后晋开运四年（947）曹元忠所印《大圣毗沙门天王像》来看，它们都印刷得十分精美，或侧面配以文字，或下面配以文字。这样的一页雕版印纸，可以看作是“叶子”的面目，也就是说在麻纸上印上图像，印上文字，分为一叶一叶，可充作纸牌玩赏娱乐。
“叶子”在唐代是否传向外国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唐咸通九年（868），日本高僧宗睿返回故乡时，带回去中国经卷、历书、字书、韵书134部，这就使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推断：有图文的“叶子”，作为中国雕版印刷品的一种，极有可能在这个历史阶段就开始传向海外了。到了南宋，在临安都城的市场上，有专门出售“扇牌儿”即纸牌的店铺，如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记的“行市”中就有这一行当，可见纸牌在南宋众多的娱乐玩具中已是有相当可观的独立地位。在伎艺节目中，有艺人竟将猴子训练成为“斗叶猢狲”，为观众表演。在饮食中，也有了“斗叶”食品，而且多在年终向市民推荐的“消夜果儿”中现。若不是“叶子戏”十分普及，显然不会有这样的社会行为。但是，宋代“叶子戏”的具体物象，不甚明了，我们只从《说郛》得知，有一种与饮酒联系密切的“叶子戏”，那是曹继善的“安雅堂觥律”，其中有叶子119张，即觥赞1张，觥例5张，觥纲5张，觥律108张。叶子均采录古代善饮或嗜酒者，每张叶子用一首五言绝句概括这个掌故，以一句话作结，终写罚酒、饮酒法。用 作者的话来说：“以叶子行觞，欢场雅事也。”
《宋史·艺文志》中还有几部“叶子戏”的著作，它们是：《叶子格》三卷，《偏金叶子格》一卷，《小叶子例》一卷。这标示着宋代的“叶子戏”的打法已有多种。《辽史·穆宗本纪》就记录穆宗与群臣玩“叶格戏”，可见宋代“叶子戏”影响之大，可惜的是遗存的史料十分寥寥。
元代，由于蒙古的西征，疆域扩大到了欧洲，这大约是纸牌传入欧洲的时刻。笨重的火枪都是由元人在这时传入欧洲的，更何况随身便可携带约数十张纸牌呢？拉施特《史集》就记述了远征欧洲的蒙古人是非常奢侈于娱乐的，他们每到一地，都要玩上几个时辰，消磨时光，玩纸牌自娱是最合适不过了。
但是，意大利学者却认为是威尼斯商人在漫漫旅途中，为了排遣寂寞而发明了纸牌。这一主张恰恰可以成为来到中国的马可·波罗，或去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