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古代中国去旅行-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贸易史料时，发现波斯语国家与宋朝贸易的“方物”中玻璃瓶为一大项。
最早的暖水瓶
宦海风云 最早的暖水瓶（2） 作者：伊永文
如自建隆二年（961）起，占城就进有“大食瓶”，即伊朗瓶。而伊朗国贸易的“方物”中，每次都有玻璃制品，以各式玻璃瓶为多。如至道元年（995），一次“贡品”中就有：
眼药二十小琉璃瓶，白沙糖三琉璃瓮，千年枣、舶上五味子，各六琉璃瓶，舶上褊桃一琉璃瓶，蔷薇水二十琉璃瓶。
宋代典籍中关于水银的记载
伊朗的玻璃瓶，为宋代制造质量较好的暖水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从制造玻璃暖水瓶的必备之物——水银来看，宋代的水银提炼是很兴盛的。北宋后期，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就作过这样的记载：“作炉，置砂于中，下承以水，上覆以盎器，外加火煅养，则烟飞于上，水银溜于下。”提炼水银的器具和方法的出现是社会对水银的需求量很大的一种反映。到了南宋，提炼水银已发展成了规模生产。周去非《岭外代答》所记广西桂林地区出现的上火下水的内蒸馏器提炼水银法可为代表：
邕人炼丹砂为水银，以铁为上下釜，上釜盛砂，隔以细眼铁板，下釜盛水埋诸地，合二釜口于地面而封固之。灼以炽火，丹砂得火化为霏，得水配合而下坠，遂成水银。
倘若没有社会性的、迫切的对水银的需求，是不会出现这种生产规模大、水银产量高的蒸馏化装置的。宋代社会所出现的各式各样的炼丹术，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在北宋后期，水银就作为一种商品广泛流行了。如“瓢内出汞成金”、“草制汞铁皆成庚”、“市药即干汞”等。
南宋的曾敏行《独醒杂志》还记叙：水银烧炼点化之术，“虽因诬诞欺人者甚多，然不可谓无此术”。这从另一侧面告诉了我们，水银在人民的生活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以上探索，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宋代的玻璃瓶制品与水银涂镀技术、水银的提炼技术及使用，都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从而为暖水瓶的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必须看到，这些只是暖水瓶出现的基本科学技术因素，假如没有合适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暖水瓶也不会在北宋出现。
据气象学权威竺可桢先生认为，11世纪的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寒冷的时期之一，仅从天禧元年（1017）至政和三年（1111）这段时间的东京来看：降雪不断，冻死甚众，有时大雪连月，至春不止，平地积雪八尺有余，连飞鸟都冻死了。进入南宋，即公元12世纪的临安，气候更为寒冷，降雪之多，胜过北宋，不仅比平常频繁，而且延至暮春。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东京，冬天虽有大风雪，但仍有夜市。除卖点心、水果外，“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临安，“冬日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至三更后，方有提瓶卖茶”。
这两条史料揭示了这样一个史实：商贩们“提瓶卖茶”所用的瓶，是保温的暖水瓶，因为用铁或瓷制成的瓶子装茶水，即使在茶瓶的外面包裹厚实的棉被之类，在极寒冷的冬夜，一会儿也会凉的。且在宋代，是非常讲究注滚热的汤水于盏碗中，“点开”茶叶或茶饼才饮用的。像蔡襄《茶录》所说：“凡欲点茶，先须令热，冷则茶不浮。”还有在宋代笔记、小说、诗歌中屡屡出现的“斗茶”，倘无盛贮热水的暖瓶，无法想象是如何“点茶”相斗的？这就如同没有保暖的瓶胆，在冬夜里是不可以卖热茶，而冷
茶在冬夜里不可能有市场一样。正因如此，在宋代饮食行业中，“提瓶卖茶”才成为独立的行当。需要提及的是，宋徽宗是最能追求浮华的，官宦贵吏无不以有珍稀物品争相献上邀赏，民间的工匠也无不受这种“侈奢则长人精神”的感染，纷纷钻研奇巧技艺。《夷坚志》中的擅长涂镀水银技术的锡工，就是小太监在百姓居住区发现的。这就表明这种水银涂镀技术已在民间广泛传。而暖水瓶得到最喜欢奢侈品的徽宗的赏识，会很快推广开来，也是十分可能的。临安在暖水物品方面就出现了“暖水釜”。既称之“暖水釜”，其构造必是用玻璃为胆，水银为裹。皇帝将这样的暖水器皿，赐给出嫁的公主，说明此类暖水器皿在宫中已普遍使用，并颇得人们的喜爱，从而使使用暖水器皿成为社会的时尚。
那么，宋代的暖水瓶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呢？目前尚未有出土的宋代暖水瓶实物证实，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出土的宋代的瓷茶瓶、玻璃水瓶寻找旁证。从出土的宋代茶瓶看，它一般造型为宽口，鼓腹，平底，短流，与流成90°角的腹壁上安有筒形把手。在江西赣州、景德镇的宋井中，江苏无锡环城河宋代古井中出土的宋代挈瓶，一般为弇口（或敞口）、短颈、溜肩、长圆腹、小圈足（或小平底），为便提携，在肩部安双系或四系。
此外，从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陈国公主墓出土的10～11世纪初中亚伊斯兰制造的高颈玻璃水瓶，辽宁朝阳北塔宫出土的伊斯兰玻璃瓶，天津蓟县独乐寺辽代塔基内发现的伊斯兰刻花玻璃瓶，河北定县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塔墓内发现的六种伊斯兰玻璃器，都能使我们对宋代暖水瓶形状有所推测。
宣化辽墓壁画中汉仆从手中茶瓶
1986年南京林学院发现的北宋墓中，有许多高约31厘米，底6．4厘米，口径6厘米的瓶子，这些瓶子虽不是玻璃瓶，但考古学家研究认为：已和现今的瓶子十分相似了。另外，宋代《花坞醉归图》中，有一挑着行囊的仆人，行囊后端携带的酒瓶，也为宋代暖水瓶的样式，提供了参照。我们可以想见，宋代的暖水瓶虽然不能和现代的暖水瓶完全一样，但其基本样式已无多大差距。综合以上的考证，笔者倾向于宋代暖水瓶的样式为：
宽口，长颈，长腹，瓶口安有开启的瓶盖，它与暖水
瓶包装外腹壁上的近似直角的弧形铁把手相连，箍在瓶颈口上，以便于开启和提携。
也许有一天会出土宋代暖水瓶的实物，那将对笔者的这一考证作出验证。
金明池里的船坞
宦海风云 金明池里的船坞（1） 作者：伊永文
天津艺术博物馆珍藏着一幅《金明池争标图》，这幅题为张择端所作的绢画，精细描绘出了金明池争标的热闹景象。印之于记述东京风物的《东京梦华录》、《醉翁谈录》、《枫窗小牍》等著作，它丝丝入扣，为我们了解北宋时期的金明池的面貌提供了相当正确的依据。尤其是图中所绘的“澳屋”，即船坞，尤为宝贵。笔者认为，这是经得起推敲的历史真实：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宋代造船业有着较之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要繁荣的表现。官府的、民间的造船工场遍布沿海各地，并以平均每年造船三千余艘的速度进展，而且有的地方所造“舟船深阔各数十丈”，频繁出海入洋，这就使停泊、检查、修补船只的船坞应运而生了。如宋太宗时的山东青州临朐人张平监阳平都木务兼造船场工之际，“旧官造船既成，以河流湍悍，备其漂失，凡一舟调三户守之，岁役户数千。平遂穿池引水，系舟其中，不复调民”。应该说这是古代史籍中较早的一条关于“湿船坞”的材料。它未说明这种“湿船坞”能不能修补船只，但是据文中“穿池引水”看，这种船坞是一种池子形状，若将池口处堵上，将中水车干，便变成“干船坞”，是可以修船的。宋代较为明确的“干船坞”则是和黄怀信这一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黄怀信，《宋史》无传，仅在《宋史·河渠志》中有点滴记录：熙宁六年（1073）四月疏导黄河时，王安石采纳黄怀信根据李公议所献疏河的“铁龙爪扬泥车法”而提出了浚河“浚川把”，从而使黄河畅通。由此可见，黄怀信对水利、机械起重都有过精深的研究，堪称专家。对黄怀信建船坞的记述，主要在沈括《梦溪笔谈》补卷二《权智》中：开国初年，两浙献来一条龙船，长二十多丈，船工造有宫室层楼，其中设有卧床，以备皇帝乘坐游览。由于年长日久，船的腹部腐朽需要修理，但在水中无法施工。熙宁中期，依宦官黄怀信提出的方案，在金明池北挖一个很大的“澳”，其大小可以容下龙船。在“澳”底立上木柱，用大木架在立柱上当梁。于是把金明池的水引入“澳”中，将龙船牵引到梁的上面，随即车干“澳”里的水，龙船便架在空中，修补完以后，再把水引进来，使龙船浮起，再撤去梁柱。在“澳”上盖一座大屋，成为藏船的房子，从此再也不怕船暴露在外面了。
这是目前所能查找到的在船坞中修船的一条较早的史料，在宋代以前，尽管有许多造船的史料，但还未发现船坞的史料。遍查宋代其他典籍，还未发现其他有关在船坞中修船的更详或更简的记载，那么我们就非常有必要将金明池中的船坞的来龙去脉搞清楚。
首先要弄清“澳”，蔡绦《铁围山丛谈》说金明池：“池北创大屋深沟以贮龙舟，俗号“龙澳”者。”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也作过类似的记述。从张择端《金明池争标图》中看，“澳屋”是在图之右侧，即金明池北岸正中部位，一跨水高耸敞开无门的大屋。其支柱框架突现于岸堤，后半部未画出，但可以想见整个船坞呈形。“澳”有多大？这需看金明池有多大。据载它“周围约九里三十步，池西直径七里许”。池内经常演习“水战”，杨侃《皇畿赋》说它“阵形星罗，万棹如风而倏去”。金明池北岸的“澳”之大小于此可略知其规模。还有，沈括所说黄怀信监修的大龙船长二十多丈，孟元老说这大龙船“约长三四十丈，阔三四丈”。以宋代1丈约合今天3．07米计算，大龙船长逾百米，宽十余米，是完全可能的。它“上有层楼台观槛曲”，可谓庞然大物。在金明池中是由“虎头船”等小船用绳牵引，出入于“澳”的，以大龙船的长、宽、高、深之度，便可推算出“澳”，也就是船坞的长、宽、高、深之大略。“澳”的立体状貌是怎样呢？只能从《金明池争标图》见一侧影，却找不到直接史料，只好去找旁证。北宋天圣初年，在真州（今扬州市南）建通江澳闸，胡宿写下了一篇脍炙人口的《真州水闸记》。在胡宿的笔下，其“澳闸”的结构是：
砻美石以甃其下，筑疆堤以御其冲，横木周旋，双柱特起。深如睡骊之滨，壮若登龙之津。
胡宿所写的是建在水中的“澳闸”，而不是盛大龙船的“澳屋”，可是“深如睡骊之滨，壮若登龙之津”的澳闸，与金明池中的“龙澳”两相对照，可以发现它们还是很接近的。再说，真州水闸建造在黄怀信监修大龙船之先，对他以后建设船坞恐怕不无启发。
金明池里的船坞
宦海风云 金明池里的船坞（2） 作者：伊永文
“澳”的面貌似乎可以有一能自圆其说的解释，但如何使“澳”中的水车干以在“澳”中修理龙船？1979年，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市造船工业局合著的《造船史话》认为：大龙船引入金明池北一大坑后，“再用土墙将坑与金明池隔开，抽掉坑中的水，船就被架了起来，修补非常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