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3年第1期-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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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嘴唇咬得出血，挣扎着前进，
为了不被孤独的风暴压倒。
我常常推开颓废奋身而起，
如同推开梦魇奋身而起。
我必须像对敌人那样
对自己进行决死的斗争。
——《我期待，我寻求……》
可以看出：曾卓的乐观精神不是说教，也不是口号，它不是轻而易举获得的，而是经过了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与对自我的搏斗才得到的，他对理想与希望的歌颂带着自己的痛苦、鲜血与生命能量——这是曾卓的理想主义的最可爱也最有感染力的地方。在最终，它也不再指向乌托邦，而是指向生命意志的对未来的自由的向往。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成全了诗人的人格——他的身上伤痕累累，但仍旧对爱、生命、希望与理想永远张开双臂……这在他身上已经成为一种信仰，给了他力量，也证明着他的意志的胜利。这让我们联想起他的著名的《悬崖边的树》来，这棵树“是靠了坚毅而又倔强的意志，没有栽入深渊之中。但是，它的形貌是被时代的风扭曲了。这是一幅奇特的画面：在风暴、厄运降临之时，顽强抗争，顶住狂风，同时展开着向光明未来飞翔的翅膀”。这里概括了“文革”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姿势和共同体验。短短的小诗浓缩了整个“文革”时代知识分子曾进入的精神境界。”作为曾卓1955年同案的难友，也作为一个与曾卓有很多相似之处的诗人，牛汉的评论也许更准确一些，他说：
那棵树，像是一代人的灵魂的形态（假如灵魂有形态的话）。……我们觉得它能表现出那一段共同的经历与奋飞的胸臆，是一个鼓舞人的形象。
《有赠》：爱与柔情的呼唤
曾卓的气质中既有呼吁希望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着敏感柔情的一面，二者实际上都来自于他的生命体验，他由此产生一种对自由的强烈向往，同时生发对爱与柔情的期待，这是必然的事情。这种期待与向往也是他所无法摆脱的。理想主义与敏感柔情交织，构成诗人曾卓气质中的双重因素——这在他的潜在写作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作为对理想主义的补充，《有赠》一辑中的诗典型地体现了他的气质中的另一面。
《有赠》一辑中的诗是写给一个名叫“雪”的女人的。作为写给所爱的人的诗篇，这些诗的感情特别真挚动人。其中最引人注意的自然是那首同名的《有赠》。诗人写这首诗时，与相爱的人已经分别六年，虽然同在一座城市，却彼此失去音讯。这不是一般的分离，而是充满风暴、泥泞、孤独、辛酸和悲痛的分离。它不仅带着心理的压力，而且承受着政治压力的重荷。作为一个被政治隔离的人，诗人一开始就发出深长的叹息，为归来的囚徒描出一幅剪影：“我是从感情的沙漠上来的旅客/我饥渴、劳累、困顿。”在这种情境中，诗人感到远远地看到的爱人窗前的灯光，如同“生命的灯”。接下来的一段朴素而细腻地描述与相爱的人会面时的情形：
我轻轻地啊门，如同心跳。
你为我开门。
你默默地凝望着我
（那闪耀着的是泪光么？）
……
我的行囊很小，
但我背负的东西却很重，很重，
你看我头发斑白了，背脊佝偻了，
虽然我还年轻。
这里描绘的与相爱的人见面时的感情是胆怯而小心翼翼的，这不仅因为一般的分离，也不仅因为诗人敏感的气质，更因为在长期的感情沙漠中的隔离，只能感受到仇恨与敌视的目光，所以对温柔与爱已经有些不适应。这种胆怯的感情中混合了对爱的渴望、惟恐失去爱的恐惧感以及突然面临巨大幸福时来不及调适的心态。我们可以发现：诗句非常温柔，但带着刺痛感的句子不时跳出，使得诗的基调变为两种情绪的变奏和对位。刺痛的句子不断加入到温柔的诉说中：爱人引路入门，“囚徒”却满怀不安；“囚徒”的脚步很慢很轻，但每一步还是留下了“灰土和脚印”；爱人温柔地招待，囚徒却感到“不能习惯”；囚徒的行囊很小，年纪还轻，但背负的东西却非常沉重，头白腰曲………诗句的情绪变奏着，甜蜜中不断有苦涩冒出，使得诗歌的前半段带上了一种压抑的调子。
在下面，压抑的调子在发展，但真情也在渐渐喷散，那囚徒感觉一点点温柔就使得他陶醉，而不能承受的感觉也在感到这种温柔与好意时突然加强：
我全身颤栗，当你的手轻轻地握着我的。
我忍不住啜泣，当你的眼泪滴在我的手背。
你愿这样握着我的手走向人生的长途么？
你敢这样握着我的手穿过蔑视的人群么？
对于一般人来说，从相爱的人得到“好意”和“温情”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可囚徒的感觉却的确是出乎所料，那种轻微的“好意”与“温情”在他的身上引起那样巨大的反应，不仅是心理上的，而且是生理上的。的确，这不是诗人的多情的气质可以解释的。正如我们在上节所分析的，“胡风集团”冤案造成的心理上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它不是一般地将人排除，而是使得被排除的人感觉到自己是废物，在某种程度上被排除的人甚至感觉到要被抽空其人的主体性。在这种背景下，《有赠》中的囚徒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还不失其主体性，这依然是敢爱敢恨、仍旧保持了爱的能力的人——想想多少人在精神的重压之下只能感觉到人的恶意与残酷的一面，从而彻底自外于人群，你就不能不为这囚徒以及那仍旧勇于接纳这囚徒的“爱人”感到欣慰，毕竟，他还可以向她问出这样的问题：“你愿这样握着我的手走向人生的长途么？/你敢这样握着我的手穿过蔑视的人群么？”对于许多囚徒来说，可能早已失去了这样问的权力。所以，毫不奇怪，诗歌的最后一段出现了感情的强烈喷发：
在一瞬间闪过了我的一生，
这种神圣的时刻是结束也是开始，
一切过去的已经过去，终于过去了，
你给了我力量、勇气和信心。
在诗歌的最后这一段，突然有一个升华，恋人会面的时刻突然变成了一个“神圣的时刻”。其实也不止在最后一段，诗歌一开始出现“神圣的灯”的意象时，这种升华的过程已经出现。当诗句出现“你愿这样握着我的手走过人生的长途么？/你敢这样握着我的手穿过蔑视的人群么？”这样的诗句时，诗人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但是读者分明能感到诗中的“恋人”形象，在这里分明已经像但丁与彼特拉克笔下的女性一样，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恋人形象，而是诗人人生的引路者与守护神——只要这引路者与守护神还在，诗人的人生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当诗歌的最后一段出现“炼狱”、“灵魂”、“烈焰”等形象时，这种守护神的原型意义就更加明显了。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是写实：当人群中所有的人抛开诗人时，只要还有一个相知相爱的人能理解与容纳他，那他就能获得无上的精神力量。所以这里的升华不是没有基础的，这是一对普通恋人的感情，但这种感情也确实是人生的指路灯：当人被虚妄的理想抛弃时，只有这种普通人的爱与真情才是人生最真实也最可爱的一面。所以，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设置的情节不是没有道理的——在那部小说中，主人公面对被全面控制的社会，试图在日记中记录个人的思想抵抗体制制造的遗忘，同时通过个体的相爱来反抗体制无所不在的控制。——确实，只要个体的心灵与个体之间的感情还有存在的空间，还没有被完全控制，那么即使在控制最森严的社会，依然会有异己的思想、感情与意识存在。曾卓在40年代就被多次指责为感情不纯粹，依然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感情存在。从为集体而战斗的诗歌美学方面来要求，确实是如此，但从人性方面来看，也许正是这种不纯粹和不深刻，才是他最为感人和有力的地方。在面对历劫不悔、相厮相守、相互支持、永不反悔的感情面前，他确实有理由高唱：“我将在彩云般的烈焰中飞腾，/口中喷出痛苦而又欢乐的歌声。”似乎不必说别的，即就在1949…1976年近三十年的诗歌中，这是最为感人的情诗来说，它已确立了其不可代替也不容回避的价值。
曾卓的《有赠》仅仅是他写给恋人的组诗中最为广泛流传的一篇，这组诗中此前此后的诗歌都非常真挚感人。假使将这组诗看作一首乐曲，首先出现的乐章便是思念。这种思念非常强烈，成为一种呼唤的音调。在最初的思念中，爱人的形象已经类似于圣洁的女神，她仿佛可以包容一切世间的苦难，安抚与疗救诗人经受的所有痛苦与创伤，成为诗人在人世间的最后的精神支柱。诗人低语着：“愿用洁净的泉水为我沐浴的/是谁呢？/愿用带露的草叶医治我的伤痛的/是谁呢？”（《是谁呢？》）在柔情的召唤之后，苦难的主题随即在后面以极其猛烈的强度出现，呼唤也变得愈加强烈急切，类似一种呼号，相濡以沫的感情达到一种非苦难无以检验、在苦难中愈显真诚的强度：
在狂风暴雨的鞭打中，仍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愿和我一同在泥泞中跋涉的
是谁呢？
当我在人群的沙漠中飘泊，感到饥渴困顿，而又无告无助，四顾茫然，愿和我分食最后一片面包，同饮最后一杯水的
是谁呢？
当我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尽众人的嘲笑凌辱，而仍不舍弃我，用含着泪、充满爱的眼凝望我，并为我祝福的
是谁呢？
每段最后的诗句“是谁呢？”的设问，既显出这种感情的不言而喻的性质，也使得这种不能明言的感情显得非常深沉，而此前的句子很长，很难一口气读下来，更显出这种呼唤与渴望得到回应的急切性。
这种思念与呼唤并不是单向的，诗人也并非仅仅只有感情的索求，他也刻骨铭心地关切着爱人：“在那样的孤独中，我是经常回想着我和她共同度过的那些虽然充满不安、痛苦然而美丽的时日，那真是有如一个梦境。我深深地怀念她，而且为她的命运担忧。”思念也随之变为一种柔和的声音，诗人在常常哼唱的共同唱过的歌中，感到“当我轻轻地唱着/我听到了你应和的歌声”，其中“辉耀着我们灿烂的青春”（《在我们共同唱过的歌中》）。这并非仅是一种幻觉，而是真挚相爱的人才会有的感情的默契与心理的感应。这种柔和而默契的声音可以说是整个乐章的基调，有了这种基调，高音与低音的变奏才有了基础。在紧随其后的《雪》中，声音变得极低极低，但是情绪却达到一种高潮。诗人这时已经释放，在武汉近郊的一个村子已经生活了一年多，可是“有时还是感到寂寞”，在一个初雪的黄昏独自一人的时候，非常动情地想起了她：他感到雪不仅落在了池塘上、田野上、树枝上、瓦扉上……而且落在自己的心上；在雪中，他动情地想起过去与相爱的人在雪中的种种情境——一起在龟山上携手望着雪中的大城，一起在三轮车、乌篷船中度过的雪中的欢乐的除夕——如今在风暴中像两只小船一样失散，互无音讯，却常常不能自已地思念，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