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3年第5期-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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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给我们留下的这份遣产对我们是极为珍贵的，但是我首先想到的是它的珍贵结合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主要的是精神上的，将这种精神运用到对应现实提出的问题，愈能显出其珍贵。例如，梁先生关注的滥用名词，论理不严密，举例不恰当等弊病。在当时，考虑受批评者的承受能力，尽量用像“微之又微”、“小疵”、“枝节”这些平和舒缓口气。在今天，对比与之相较更严重十倍、百倍的弊病，却几乎成为真正的微小不足道的了。今天，我们常会见到的弊病，岂止是由于疏忽，苟且，误解等等治学方法上的不成熟不规范，已经简直习以为常，在某些场合，某些人那里，已经成为时尚，人们见怪不怪了。梁先生所指出的当时三种滥用不懂或不太懂的名词的动机，或点定难表的概念，借它的声色增加光彩，以及“最下的”炫耀博学多闻。时下景况已经远远不是这样的了，有的作者往往并没有什么难表的概念，只有无思想或“反思想”。增加声色的办法，已超出文字之外，乐于运用的是“炒作”，是“关系网”；乐于炫耀的已不是学识，而是与学识无关的各种本领。如果梁先生哪一天突然回到人世间，他会惊讶：我们这个文坛怎样了？几十年不算太短也不能说很长，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科学、文学、艺术是需要一个适宜于而不是与之相反的文化环境的。我们所经历的两个时期，对文化发展乃至文明进步的影响显而易见。对某些人来说，计划经济时期权力挂帅，市场经济时期是金钱挂帅，他们所能接受的只有机会主义，犬儒主义。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被远远排挤出去。不了解评论的对象，连其著作都没有读过，都在写，都要写，也就写了。都按照权威者的说法写，不想说也得说不是自己的话；权威者的言论只许重复，都在重复，也只好跟着重复，对有些人，哪里还有理论？还有科学？文学艺术等同于商业广告或加上点修饰的训词，也就不必要有文学艺术的起码的要求了。
有人说，物极必反，拨乱反正，矫枉必须过正。“三信”危机，出现失落感，幻灭感不奇怪，人总得找到个什么来填充空白，市场经济时代，观念不改变不行，于是市侩主义盛行，学术领域不例外，知识分子不例外，有些人甚至表现得更地道，更先锋。历史虚无主义，实用主义风行一时。善于观察风气变化的有识之士活跃在既像文坛又像政坛，既是文坛又是商场的舞台上，制造荒谬的热门话题，搬弄早已被历史唾弃的偶像的所谓名言，一心一意追求的只有名和利，对于他们，名就是利，利离不了名。梁先生痛心疾首指出的当年那种“亲亲仇仇主义”在他们已变成“亲名利仇正义主义”，为名利可不择手段，当年那种“互相标榜以互相利用”，“互相攻讦以互相打倒”一般还局限在文学活动范围，而今已远远超出这个范围了。因此，要求这些人不“浮夸，好炫耀，强不知为知，和发议论不负责任”真是缘木求鱼了。
梁先生是可敬的，可爱的。他的言行，足以证实他自己说的“自幼便对于是非很认真”，他确实做到“努力树立一种‘无私’的态度”，“对于作品的评价，对于事理之是非”，“完全撇开个人感情上的爱恶，而当作一种客观的事实或现象看待”。梁先生渊博的学识固然值得敬佩，严肃的治学态度，固然值得我们学习，梁先生高尚的品格，更是我们的模楷，可敬，可爱。但我想，他是不喜欢别人说他可敬的，这里我只想说他可爱。转型期的今天，“眼的人才思国士”，我们期望出现更多梁宗岱先生这样的国士。
诗人梁宗岱的“诗心”
陈太胜
一、诗心
正如梁宗岱自己说的：“对于生活我只有一个理想：修持一个真诚高贵的人格。”①梁宗岱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这养成了他特立独行的人格秉性。
梁宗岱的一生确乎是富有某种传奇色彩的，这也不仅仅是他人生历程的简单印象，同时还是他人格的一种外在反映。在他的人格秉性中，既富有诗心又具有侠义心肠。就像他在法国期间那拜伦式的“坏脾气”里，其实蕴含的是他的侠义心肠。而其另一面则又是诗意盎然的存在方式。
梁宗岱少时习武，体格健壮，从在培正中学读书开始坚持冷水浴几十年，直到逝世前两年卧床不起时为止。在1962年10月24日为《羊城晚报》写的《我和体育锻炼》一文中说他自己受了辛亥革命后民族意识高涨的影响，注重体格锻炼，于是“帽子、棉袄、雨伞都成了我的死敌”②。中山大学的老教授戴镏龄回忆说：“三十年代北大温源宁教授在一篇描写的英文小品里，说他行路像汽车一般飞驰。初到重庆复旦大学时，他应邀参加重要校务会议，却于会议前临时到几十里外的村子去了，大家以为他无论如何赶不上开会了。结果他不但在会前按时赶到，还背回一头奶羊，是村上农民卖给他的。他的迅速和膂力立刻成了奇谈，而他却认为这太寻常了，算不了什么。”③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梁宗岱、沉樱夫妇曾经与女作家赵清阁比邻而居，有一次赵清阁受到有青帮背景的四川挑夫敲竹杠，梁宗岱愤而抱打不平，甚至在青帮百余人云集楼下时也面无惧色。赵清阁事隔半个多世纪还回忆起这事，说梁宗岱“人很魁梧，有北方人的直爽豪迈，富正义感④。”
而且，梁宗岱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是生气勃勃，充满激情的。温源宁教授在三十年代写的书中是这样来描述梁宗岱的：“万一有人长期埋头于硬性的研究科目之中，忘了活着是什么滋味，他应该看看宗岱，便可有所领会。万一有人因为某种原因灰心失望，他应该看看宗岱那双眼中的火焰和宗岱那湿润的双唇的热情颤动，来唤醒他对‘五感’世界应有的兴趣；因为我整个一辈子也没见过宗岱那样的人，那么朝气蓬蓬，生气勃勃，对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荣华世界那么充满了激情。”⑤
根据戴镏龄的回忆，梁宗岱的胆大是极为有名的，“文革”初期，在强迫劳动的工地上，他当众说：“江青不是好人，昨夜听到香港广播，我相信内容有事实根据，不冤枉她。”1968年他被迫游街示众，农民在一旁喊口号：“打倒刘少奇！打倒牛鬼蛇神！”事后梁宗岱对戴镏龄说：“叫农民骂刘少奇，没良心，经济困难时期，是刘少奇提出三自一包，救活农民的呀！”⑥
梁宗岱的好争论也是有名的。用他在岭南大学的同学余世鹏的回忆说：“为人血气刚强，性烈如火，好胜好斗，且好找麻烦。”⑦据他自己的回忆，1929年他在巴黎卢森堡公园旁边与徐志摩见面时，两人就讨论新诗的问题，居然谈了三天三夜，最后连徐志摩游览的时间都没有了。⑧另外，朱光潜、罗念生等都是梁宗岱讨论问题的对象。梁宗岱的好多文章都是源于与朱光潜的观点的争论。当然，这种急论是纯粹的学术争鸣，没有任何的个人意气。1983年，梁宗岱逝世以后，朱光潜在卧病中特作挽联一副：“毕生至亲，既丧逝者行自念；好诗良药，长留德泽在人间。”前辈学者的这种宽容大度、不因人废学的态度，确实令人感佩。
二、“诗心”的表征之一：诗歌创作
梁宗岱的“诗心”极为典型地表征在他的诗歌创作中。理解他本人的诗歌创作实践，对我们理解和阐释他的诗学也是极有帮助的。在梁宗岱本人的意识里，写诗与他的诗歌研究是占着同等地位并相辅相成的。他是由对诗歌的创作、体验入手来研究诗歌的。
梁宗岱的诗歌创作与他的人生历程相对应也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包括从1919至1924年赴欧洲前在广州读书时写的诗，最后以《晚祷》结集出版；第二个时期包括梁宗岱1924至1930年在欧洲留学期间用法文写的诗；第三个时期包括1931年留学回国直至1944年回百色前写的诗，有散见于报纸杂志的诗和四十年代在重庆编成的词集《芦笛风》（附十四行诗六首）；第四个时期包括他1944年回百色后至1983年逝世期间写的诗，留下来的数量不多，主要是一些写景、怀古、劳动的旧体诗，有自编的油印诗集《梁宗岱诗选》。⑨
收在诗集《晚祷》中的诗是梁宗岱青少年的诗作，大部分是爱情诗。梁宗岱自己曾经回忆说：“那是二十余年前，当每个人都多少是诗人，每个人都多少感到写诗的冲动的年龄，在十五至二十岁之间。我那时在广州东山一间北瞰白云山南带珠江的教会学校读书。就是在那触目尽是花叶交荫，红楼掩映的南国首都的郊外，我初次邂逅我年轻时的大幸福，同时——这是自然底恶意和诡伎——也是我底大悲哀。也就在那时底前后，我第一次和诗接触。我和诗接触得那么晚（我十五岁以前的读物全限于小说和散文），一接触便给它那么不由分说地抓住（因为那么投合我底心境），以致我不论古今中外新旧的诗都兼收并蓄。于是，踯躅在无端的哀乐之间，浸淫浮忱于诗和爱里，我不独认识情调上每一个音阶，并且骤然似乎发见眼前每一件物底神秘。我幼稚的心紧张到像一根风中的丝弦，即最轻微的震荡也足以使它铿然成音。”他把这段时期形容为是“我底诗的生活最热烈的时期”，说“一切诗的意象都那么容易，那么随时随地形成……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心到手到，直觉和表现是同一刻的现实”。⑩
正是在这诗心勃发、诗情激荡的时期里，梁宗岱用他热烈诚挚的心歌咏着爱情。在《途遇》（1922）一诗中他这样写道：
我不能忘记那一天
夕阳在山，轻风微漾，
幽竹在暮霭里掩映着。
黄蝉花的香气在梦境般的
黄昏的沉默里浸着。
独自徜徉在夹道上。
伊姗姗的走过来。
竹影萧疏中，
我们互相认识了，
伊低头赧然微笑地走过；
我也低头赧然微笑地走过。
一再回顾地——去了。
在那刹那里——
直到如今犹觉着——
心弦感着了如梦的
沉默，羞怯，与微笑的颤动。
这是一首抛弃了格律但又有着内在节奏的自由诗，充分显示出了诗人对诗歌语言的敏锐感觉和不凡使用。诗的第二节一二两句写“途遇”的美景，并用“微漾”来形容“轻风”，暗含以“水”喻“风”的隐喻，紧接着的第三四句形容奇特，把“沉默”暗喻为水，并说黄蝉花的香气在“梦境般的／黄昏的沉默里浸着”，形容着一个修饰着另一个，形成了繁复丰富的语言修辞效果。诗的第三节通过对“低头赧然微笑”的反复强调，写出了初恋的人的甜蜜、温柔与羞怯。诗的最后一节写到“心弦感着了如梦的/沉默，羞怯，与微笑的颤动”，这里由于诗句的跨行甚至产生了某种歧义的诗歌语言效果，“如梦的”可以看成是“沉默，羞怯，与微笑的颤动”这整句诗的修饰语，也可看成是和“微笑的”相并列的修饰语，只修饰“沉默，羞怯”，体现出了诗人驾驭语言的高超技巧，使诗意显得丰富朦胧。
《散后》（1922）是梁宗岱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