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3年第5期-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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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文学划定了自己的界限的同时也被时代划定了界限。纯文学的理想已经实现了，一般作家的写作已经完全专业化了，而他的写作几乎明确地受到纯文学的话语的作用，但同时这种话语被限制在“纯文学”之内，与剧烈变化的当下并不发生关系。我们好像处于五四以来建立的文学制度的最高点上，但却也发现这一最高点与“当下”是脱节的。在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理想实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理想竟然仅仅在文化的边缘悄然无声地自我展现。这似乎也标明了一种文学的现实。就像有人高度赞赏的，纯文学的确并不趋时，因此也就完成了坚守，但却并没有人攻打这一被我们坚守的阵地。这坚守的好处是纯文学的延续性被保持了，写作仍然以高度自我的方式展现自身，但写作却高度地疏离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时代，因此也就超越了时代的压力。文学不需要向时代发言而是在自己的传统内部延展，这的确是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时刻。五四以来，我们对于文学的“纯度”的追求一直是一个崇高的、却一直被悬置的理想，文学一直被动地对时代作出反应。“文学性”一直被时代的重压所冲击，现代中国许多严肃的问题显然是大众文化根本无法承载的，而现代性文化的高端的文学被迫将这些问题变成了自己的内在要求。从鲁迅开始，“遵将令”的命运一直是文学的内在的要求，文学不得不对苦难和悲情中的“中国”提出自己的无限的社会关切，文学被动地将“中国”的寓言性加以强化，直到九十年代的“后寓言”写作，“寓言”仍然是笼罩文学的中心。我们一直期望有完美的“纯文学”，无奈焦虑的时代永远牵动着文学提供见证。
今天文学终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纯度”，它的社会功能被像电视剧和流行书刊等等大众文化所取代。纯文学终于变成了一个安静的领域，让人在其中进行探索。它不再是社会的焦点，也不复承载它的巨大的使命。这正是一个“新世纪文化”的表征。这里有两个状况值得关注。首先，由于在这个“新世纪”，中国的世界位置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新的增长点和资本流入的中心。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中国已经不再是世界秩序的反抗者，而是新的世纪秩序的关键部分之一。对于“中国”的巨大焦虑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减轻。其次，新的世界秩序的话语已经确立。以日常生活的消费主义和欲望满足的话语为“低端”，以全球反恐，保卫自由市场为中心的“自然权利”的“绝对正义”的话语为“高端”的新世界秩序的主导意识形态已经确立，中国也已经置身于这套话语之中，参与了这套话语的运作。于是，大众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这套话语的需求，而并不需要纯文学探索一套自我确认的话语。纯文学原来承载的沉重的使命已经被悄然消解，纯文学似乎有了发展自己的独立性的客观的基础。文学越来越边缘化的同时也越来越真正回归“自身”。这当然不是说文学有一种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自身”，而是说我们对于文学的想象和要求有了根本的改变，而这改变恰恰是文学并不随时代而改变的新形态，大众文化开始变成塑造社会想象的关键，而文学反而变成了一种高级的、边缘的、人性的话语。
但无论如何，纯文学的努力仍然是具有高度价值的。从《芙蓉》发表的这些小说可以看到纯文学提供了一个另类的世界，它和当下的躁动保持距离的同时，将一种“美学”的价值凸显，将一种传统延续，这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世界，尽管这个世界开始超越现实的世界，却仍然为我们需要。
我的这篇文字仅仅是为了向这些作家致敬，他们仍然守护文学如一门古老的手艺，一种特殊的价值，我的“名次”的排列完全是随意的，是一种个人偏好的结果，它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我对于所有作家的感情。
排序如下：
《籇》
《大鸟》
《一条紫色的围巾》
《满金》
《插图》
《最后的巴别塔》
《天光》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大众文化和批评理论等方面。在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研究方面有较多贡献。现在的研究集中于全球化和市场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发展和中国“现代性”的研究。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思想的踪迹》等论著多种。
小说需要想象力
王一川
这里刊发的七篇小说讲述了不同的故事，涉及到想象、回忆、观照等生活景象。下面只是按我的阅读顺序，简要说说初步印象。
白天光的《满金》写了四个名字同叫满金的人：疯子满金、县长满金、手艺人满金和新生儿满金。疯子按理说该是非正常人，但他的连篇疯话却充满诗意，似乎胜过许多理性语言。那位县长兼小说家，则等于把地方权势者与小说家两角色统到一个人身上，究竟成什么形象了？吹牛或谎话县长？手艺人满金擅长做八裂糕，为了收藏嘎娅灯竟可以三百六十天里天天看望陈怨莲老人。婴儿满金则是“福镇新世纪第一幸运儿”，但体重只有2500克，显然先天不足。给我的印象，“满金”不过是一个名字，它试图代表那些生存在世的形形色色的俗人，正是他们组成了这个平常而丰富的生活世界。
萨娜的《天光》写一个名叫开列热图的贫穷村庄，当一个哑巴孕妇在这里艰难地产下奇特的瘤孩后，村民们就生活在不安的预感和恐惧中。新上任的族长莽格认定“浑身长着肉瘤的妖孩”是灾难的祸源，下令把他烧死。而这“妖孩”则在留下无情而恶毒的咒语后勇敢地赴死，让全屯人目睹一场熊熊烈火和天光。
赵光鸣的《大鸟》主要刻画了两个人物：姚富成和左郎中。姚富成自从左郎中趁治病之机摸过自己婆姨小雨的肚皮后，就一直怀恨在心。一次见左郎中暴打婆姨涂才娃，才娃一个人在门外嚎哭，就去安慰，于是，这两个同样对左郎中充满怨气的人就理直气壮地“干”到了一起，共七回。左郎中提出，要么与姚富成婆姨小雨睡七回，要么就给七千元钱。姚富成设计在左郎中跟自己去县城取钱时，把他推下水库大坝泄水闸淹死。没想到左郎中因为再次毒打婆姨时，被婆姨宰了。心情轻松的姚富成赶着驴车到县城，一不小心自己竟像大鸟一般飞下了水库大坝。
衣向东的《一条紫红色围巾》写沂蒙山老区一位名叫枣的军嫂，被花心丈夫抛弃后仍旧艰辛地赡养其老母的故事。叙述人“我”是一位去老区接新兵的上尉，他从枣对自己的救护、对婆婆的敬爱里，生出了感激与钦佩之情。“我”提出一个让人不得不思索的问题：“沂蒙山的红嫂还在呀，可是沂蒙山的男人走失了。”
蔡测海的《》写界上村的美女翠与赵裁缝的故事。翠即将嫁给文化人皓，请百里闻名的赵裁缝到家里来做嫁衣。在做嫁衣的过程中，翠渐渐地与已经做到副乡长的未婚夫疏远了，爱上了赵裁缝，而赵裁缝后来神秘地变成了中捕获的尸体。
于卓的《插图》写石油局局长孔介早年与招待所服务员孙桂娟偷情，后者忍辱负重地抚养他们的私生子赵新天，但赵新天却因恶性案件而面临被枪毙的命运，孙桂娟见此情形不得不先行自杀。
冉正万的《最后的巴别塔》写生产“隧道传递”电话的凯维公司从发迹到毁灭的过程。小说具体地描写凯维公司在电话通信上的种种成功的媒介技术变革，以及这种变革所打造的全球性商业神话，还有这种神话的最后的覆灭。小说有那么一点“科幻”预言味道。它想告诉人们：人类传播技术的巴别塔的高度不可能无限地向上伸展。总经理西河“现在终于明白，人类的发明并不是没有止境的”。
根据我的初步阅读，不妨对这七篇小说作如下排名，并写上一句短评：
1。冉正万《最后的巴别塔》。富于想象力地勾画了人类通信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深重的社会学危机。
2。白天光《满金》。借助四个同名人而试图写出“俗人”的不同生存状况。
3。赵光鸣《大鸟》。完整地讲述了两个好色男人终究不得好死的故事。
4。衣向东《一条紫红色围巾》。通过现代“红嫂”的命运鞭打“陈世美”。
5蔡测海《》。富有传奇色彩的乡村美女与手艺人的爱情故事。
6萨娜《天光》。一则有关人类苦难与灾难命运的寓言。
7。于卓《插图》。写了一个普通女服务员从偷情到自杀的命运历程。
还是那句话：你不必把排序当回事。一种个人的粗浅阅读印象而已。
不过，在这七篇小说里，让我感到一丝兴奋的是《最后的巴别塔》。我知道，“巴别塔”这类表述在文学写作和人文社会科学写作里已经不少了，但小说还是凭借其独特的想象力，透过凯维公司的“隧道传递”电话个案，揭示了当前令人忧心的通讯产业与社会灾难话题，刻画出人类可能面临的传播技术与社会危机。所以，就这七篇来说，我自己对这一篇相对看好。我这样做也是想借此表达我的一个意思：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小说在今天尤其需要卓越的想象力。如果丧失了这种想象力，我们的民族和小说就都无法寻到真正的活力。由于如此，我个人对这篇小说的看重程度超过了其他几篇。
（2003年7月13日星期日写于北京）
裁判的个人印象
樊 星
刘恪兄盛情邀我做本次擂台赛的一名裁判，我感到十分荣幸又带几分紧张。这有点像一句套话，但了解文坛现状的朋友都清楚：在文学的多元化格局早已经发展到个人化的地步时，在文学欣赏与文学评论也已经进入了“杂语喧哗”（说通俗点，就是那句老话：“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的阶段时，在作家的自我感觉普遍很好、读者的眼光却变得越来越挑剔的今天，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裁断很难做到“公允”、“公正”。因此，下面的文字只能是个人的一些阅读感受。写到这里，忽然联想到国际体坛上那些久经沙场的裁判在裁定那些优秀运动员的高难度动作时亮出的分也常常不尽一样，也可见“公允”、“公正”的相对性了。
七个短篇中，刻画苦涩难堪、或令人感伤、或猥琐可鄙的人生体验的“世态小说”有四篇：《插图》、《一条紫红色围巾》、《大鸟》、《天光》。其中，写得最纯熟、最动人的当推《一条紫红色围巾》。小说写得有悬念、有波澜，有曲尽其妙的细节、有耐人寻味的弦外之音。主人公枣因为被军官前夫所伤而“恨”屋及乌，冷漠对待求助的陌生军人，这样的情绪从一个侧面写出了沂蒙山人的淳朴与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