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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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求反右的加深和彻底,因为右是错误思想,加冠者有而且严重,已经用加冠、批判、改造诸法解决了,未加冠的呢,思想就清而且纯吗?显然,没有人敢这样说,甚至没有人敢这样想。有,就算是不很严重吧,总不能任它在头脑里盘据着。要清除,不幸是天命或上帝所定,它是只能推想为有却视而不能见,怎么办?语云,言为心声,只好请他或她自己说。说,限定说思想之错误者,曰交心。记得这项小运动也如暴风雨之来,动员之后就全体并全身心投入,小组会上说,散会之后写。这文章是自怨自艾性质,闯祸的可能性小,但不是绝无,比如你异想天开,用夸张法,说曾有反什么的想法,结果如何就很难说了。所以这交心八股就要既可以称为错误,又关系不大,此是不能不具备的慧心之一。还有之二是要得体,就是戴在自己头上,人家看着合适,不像借来的。还要加个之三,是数量不能少,比如能凑几百条,就会给人一种印象,是毫无保留,可见有诚意改造自己,也就可信赖。这个小运动放在整风的结尾,时间不长就过去。所得呢,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多数人交,不得已而编造假话;少数人受,也未必有兴致看,即使看,信不信,也是只有天知道。
说到“信”,还想说一些可以称为既可笑又可悲的情况。信有程度之差。上上品是《使徒行传》中人物,至上说往东走好,出向南之门立刻向左转,没走多远,又传来至上的声音,说往西走好,立即向后转,往西,而不想为什么向东或向西就好。至于中下之士,闻道,反应就没有这样快,——甚至只是惶惑。也可以举两个实例。一是形式逻辑有没有阶级性,某日之前,说没有是反革命,之后变为说有是反革命,因为就是在某日,斯大林说没有,其前都说上层建筑无一例外,都有阶级性。二是林彪是好人还是坏人,也是一日之隔就性质大变。像这类的一刹那就变,要求“尽信”,一般人就苦于跟不上。跟不上也有程度之差,如加右派之冠的诸位就是走在前面的,整风,说诚意接受意见,以便改进工作,他们信了,于是把憋在心里的话都倒出来。万没想到。“言者无罪”之声犹在耳,冠加在头上了,你辩解吗,不低头认罪,处分就更重了。所以,至少是在这件事上,走在后面的诸位就有福了。走在后面有多种情况,其中一种,推想数量不会小,是不信。这就产生一种阴错阳差的情况,是好心人倒了霉,有机心的人占了便宜。这也可以称为“偶然”吗?也真有所谓偶然,我的两位治语法的同行,张君和徐君,都在某学院工作,参加提意见会,张先发言,长篇大论,晚饭时散会,徐的发言推到次日,碰巧,第二天,在《人民日报》上“工人说话了”,徐看到,顿悟,说:“工人说了,我就不说了。”于是变多牢骚为多歌颂,张加了冠,他就还可以坐在家里喝白干。因信而加冠而困顿的张君是门外的,再说两位门内的。一位是凌伶,与我同龄,旧学底子厚,通诗书画篆刻,任图书科科长。其时旧书多,价廉,社里买书舍得花钱,他经手买了大量的国学方面的书。我们交往不少,合得来。可是不知道他何以会不检点,说了逆耳之言,加了冠,发往北大荒。他是湖州人,由江南移到漠北,身体不能适应,受了冻伤,到医院割掉脚趾,入残废之列,才得妇唱夫随,回了太仓。另一位是龙在田,据说通俄语英语,在外语室工作。有在国民党军事部门工作过的经历,也许在肃反运动中受些打击吧,整风来了,号召鸣放,他就鸣放。记得看过他的大字报,说某运动中整他,他冤枉,我替他捏一把汗。果然,过了不久,他加了冠,成为双料的反。不知道为什么没发出去,在社里劳动,文化大革命来了,常看见他在工字楼右边的空地上砸煤。头上有两顶帽子,小红卫兵当然不会放过,对待的办法是用棍子打骂,兼以往脸上啐唾沫。天天如此,他没有娄师德唾面自干的修养,终于有一天过午,溜到街西口外,蹿到无轨电车之下,解脱了。
由“信”迤逦而下,我想置身于现在,即差不多四十年之后,再说几句。这一回“真”交心:我是万不得已才说假话的;如果说真话不算犯罪,我同于一切还没有丧尽良心的人一样,是愿意以真面目见人的。以下就以真面目,先说对整风,后说对自己的一些想法。
借禅宗的语言来说明,用运动之法求改善,是相信有顿悟的可能,立意也许不坏,至于实效,那就成为另一回事。即以整风为例,设想是敲打几下,酣睡的可以猛醒,身上有些小泥点的可以揩掉,所谓朝中一呼,普天之下震动,不合己意者顷刻间变为合己意,岂不妙哉。可是发动之后,事与愿不尽合,或大不合,回报的声音竟有说自己身上也有泥点的。依理,已经宣扬“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就应该平心静气,或对镜,反观诸己,看看有没有泥点。可惜称孤道寡惯了,没有这样的雅量,甚至没有分辨是非、至少是衡量轻重的再思之量,就由不快而大怒。其后又是走老路,用压力求一切不如意变为如意。压力的功效有直接的,是加冠者受苦难,未加冠者战栗,有间接的,是都三缄其口,不再有人敢说真话。表面看,人都服了,但属于假冒伪劣,真想用就未必顶用。所以我还是老脑筋,总觉得还是孟老夫子的想法对,是“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以德,德之中有感情,是爱人如己的感情,不是仇视并诉诸压力的感情。严格讲,治国平天下,要靠理智,“众志成城”,信任理智就要远离个人的感情冲动。其实,靠压力进行的运动都来于个人的感情冲动,因为非众志,不理智,所得就必是事与愿违。仍说整风,作为因,果很多,其中之一,也许是最大者,其后许多举措,如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一个人敢说个“不”字,总是值得还没有忘记国家前途、人民幸福的人想想了。
再说说对自己,算是“一”省吾身吧。与凌伶、龙在田诸君比,我是幸运者,或用夸张说法,胜利者。但如一切胜利,来之不易。也分为思想和感情两个方面说。由思想而产生战略战术。这战略战术还来头大,曹阿瞒尊重的《孙子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先说知己,是确信自己是弱者,一怕苦,二怕死,还要加上兼怕自己的亲近人受苦和死;对压力呢,不要说没有抗的力量,是连逃的力量也没有。再说知彼,也有来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书本和现实。书本,当年喜欢杂览,除了东方的“学而时习之”,“道可道”等等之外,还看了些西方的。专说西方的,也是杂,其中有些是谈治平的,读了,对于制度、治术之类就略有所知,联系实际说,对于“权”,就不只有所知,还有些怕。再说现实,有所闻,有所见,还是权的问题,常常是不只不能抗,还不能测。这样,知己和知彼相加,趋福避祸之道就成为装作心悦诚服,百依百顺。思想如此,就真换来平安。改为说感情就情况大变。前几年写一篇《直言》(收入《负暄续话》),末尾曾说这种心情,为偷懒,抄在这里:
至于我们一般人,放弃直言而迁就世故,就要学,或说磨练。这很难,也很难堪,尤其明知听者也不信的时候。但生而为人,义务总是难于推卸的,于是,有时回顾,总流水之账,就会发现,某日曾学皇清某大人,不说话或少说话,某日曾学凤丫头,说假的。言不为心声,或说重些口是心非,虽然出于不得已,也总是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苦会换来情有可原。但这是由旁观者方面看;至于自己,古人要求“躬自厚”,因而每搜罗出一次口是心非,我就禁不住想到我的乡先辈“难说好”先生(案有宁可挨打也不说假捧场话的轶事),东望云天,不能不暗说几声“惭愧”。
惭愧完了,想想,难道一年有余,就没有一点可以算作不“可怜无补费精神”的吗?用力搜索,也只能找到三宗。其一,大概是1958年,整风的后半段,我和郭翼舟坐在工字楼上西北小屋,无事可做,废物利用,简化不再试用的汉语课本,编一本《汉语知识》,于1959年出版。其二,我忙里偷闲,苦中作乐,有时还到书画店看看,就在这时期,从琉璃厂宝古斋买到一件高南阜(风翰)的书札,六开,左手,至精,语云,自求多福,我的发明,更上一层,还可以化苦为乐,此即其一证也。其三,还是初期,右派之冠可能还没设计,鼓励鸣放,就出现不同形式的鸣放,其中一种是演出此前不准或不宜于演出之戏,我看了一次,是小翠花的双出,双怕婆和活捉三郎,在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花旦戏,表现人生的不拘谨一面,大道多歧,似也不无可取。还有可取,是功夫纯熟至于出神入化,其后不鸣不放,就如嵇叔夜之广陵散,再也看不到了。
《流年碎影》 末次省亲(1)
我从1925年暑后到通县上学,寒假暑假都回家,其时心情是以家乡为“家”,就是不能衣锦而还,衣褐走入家门,看见以摇尾表示欢迎的狗,心里也是安然的。1931年暑后离开通县,走入北京大学红楼,自己没觉得身价升高,可是生活渐渐变为复杂,或者说,不知不觉地增加了独立性,关于家,就像是旧和新平分了天下。但这是就心情说,改为就时间说,情况就大异,是长期在外,间或回家乡也只是住三天五天。唯心论,纵使是三天五天,还多有叶落归根之感,因为父母健在,幼小在生长,就是鸡犬,也没有改变长鸣、摇尾的老样子。1947年土改带来大变化,先是全家逃亡,其后回去,只剩下几间空房,也就不再有自己院里的鸡鸣犬吠声。但人之性,故土难离,又离乡背井谋生不易,也就只好用忍和挣扎的两条腿走路。幸而亲友邻里还有些不阶级的旧思想意识,明或暗,援之以手,渐渐,也就又建立个仍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家。我是中间人物,其表现之一是,对上一代,封建主义,要生养死葬;对下一代,社会主义,尽完养、教义务之后,不求还报。这样,父母在家乡,除不断寄点钱之外,有时就还要回去看看。不能勤,也总要不少于一年一次。眼所见不同了,但旧形貌还多有,就还可以温昔年的美梦。1952年又来个大变化,父亲于元旦之晨病故,依旧礼,家无主,就更不像儿时的家了。记得曾劝母亲移北京住,她仍是农民的感情,由清光绪十几年就食息于其地的这个家,纵使已经残破不堪,还是舍不得。在这种地方,我是唯心论加自由主义者,也就不勉强。幸而家里还有长嫂等,思想没有进步为社会主义,晨昏,三餐,不改旧家风,敬老,照顾,我就可以放心到另外一个家,去专心吹整风之风。当然,每年还要找机会,到家乡去看看。由1952年到1957年,如果恰好是一年回去一次,那就是共回去六次。本篇是说1958年的一次,何以偏爱这一次?是因为就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家乡改为吃公共食堂,不久就成为都吃不饱,胞妹在天津,亲骨肉连心,把母亲接到天津去了,以后就不再有回家乡省亲的事。
以上帽戏演完,改为说这末次省亲的情况。时间选在2月16日,旧历丁酉年十二月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