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第1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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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少奇，回顾，宿多于三的地方也太多了，那么，生了恩爱，离开的时候都曾泣下沾襟吗？如果我也惯于编造小说，就可以这样描画，可惜我不会编造小说，但写实，也总要说恋恋不忍去的。当然有例外，比如在干校，那是接受改造，身心都痛苦，一旦放还，装箱，卷铺盖，离开那个床位，就并未恋恋，因为其前没有生恩爱。以上是泛论，完了，改为说具体的。旧地，指我的工作地点人民教育出版社，称为旧，是因为解放之前，它是我的母校北京大学的第二院。第二院是理学院，我是文学院（第一院）学生，上课地点在红楼，可是大学办公处在第二院，办什么手续要到那里去，那里还有个大讲堂，上普修课，听讲演，参加什么集会（如刘半农的追悼会），也要到那里去。此外，我走入校门，同那里还有开卷第一回的因缘，那是一，报名是在数学系楼（今之高教楼）南面的廊下；二，录取榜是贴在大门外的板壁上。总之，那里是我的母校，毕业后若干年入其门，就颇有嫁出去的女儿回娘家之感。再说入其门，我是由1955年6月下旬社由教育部小红楼迁入的时候开始，而这里所写是1981年春夏之际以后的事，是因为以前的入其门而未宿（大革命中受命集中，不许回家的若干日，与宿桑下有别，不算），这之后，门内有了下榻之地，入其门，不只可以三宿，而且事实是断断续续，宿了十数年之多。时间如白纸，拉长，上面就可能，或说不能不写上一些文字，会不会有生恩爱之类呢？想捡拾这方面的碎影，看看。
由得下榻之地的因缘说起。其时我是无房户，住在北京大学（新的，即昔之燕京大学）朗润园，是借女儿一间房。朗润园在校园内东北角，我上班，由住处出学校西门挤公共汽车，要走十五分钟。然后是等，挤，都成功了，到白石桥站还要换无轨电车，坐或立到景山站，走六七分钟，到社。总而算之，要费一个半小时左右，外加精力，而来后还有去，就成为每日三个小时外加精力。我身受，语文编辑室的头头理解，不言而喻，如果社里能有个住处，就可以公私两利。两利是希望，应该说是由1979年年尾迁出饭店到社的新楼上班的时候起，可是希望能否成为现实，还要看有没有实现的条件。等条件，一等就是一年有半，而真就来了，是由东北借调助编课本的两位女士任务完成，回东北，她们住的一间房，两个床位，成为燕子楼空。其时孙玄常兄早由晋南来，到社里帮助编高中语文课本，在其令弟的福绥境大楼里借住，更是无房户，于是照顾两个白头翁，把这间房给了我们。房在工字楼，入面南楼门，左转再左转，有两个南窗的那一间。房原是老北大的教室（一部分），大革命前曾用作叶圣陶先生的办公室，高大，敞亮，是优越性。还有个优越性，是原来住的二位，从社里借了被褥、脸盆、暖瓶等全套装备，我们也继承了。用经济学家的慧眼看，还可以再加个优越性，是算集体宿舍，就不收房租和灯水等费用。查日记，我们是1981年5月29日住进去的，我高兴，秀才人情纸半张，还诌了一首七绝，题目是“新下榻处为母校二院工字楼与玄翁同室题壁”，诗云：
五十年前教学楼（1931年为入学之年），洪涛过后半方舟（大革命之后，后半拆去，改建为五层楼的家属宿舍）。
今来斗室悬双榻，对话开天两白头。
住进去之后，就迎来更大的优越性，是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工作（包括自留地的）上。我习惯早睡早起，不看电影不看戏，住社里并且不看电视，所以成为定例，早六点进办公室，晚九点出办公室，除三餐和午饭后躺一会儿之外，可以终日面对书或稿纸。现在回顾，十几年，为公，为私，编写了十几种书，虽然大多不成气候，而计劳有苦劳之说，这能劳，有不少就是在旧地得个下榻处之赐。这下榻地，与孙玄翁共用，差不多两年，想也说说这位多年的同事和朋友。他有个好籍贯，浙江海宁，多才与艺，能诗词，能中西画，治国学的各门类，还厚古而不薄今，通英语法语，攻现代汉语语法。成语有个恃才傲物，他未能免俗，眼眶高，就常常不能谨小慎微，守口如瓶。为此，1957年挣得一顶右派的帽子，押出国门，发往晋南稷山县，过低头忍辱的生活二十年。拨乱反正，有个时期，户口可以重入国门，因为他未抓紧，错过。这次来京，先是应人民大学之约，开《左传》课，课结束，赶上社里编课本任务重，就来社里帮忙。然后说共住，因为共朝夕，时间略长，对于他就有了新的了解。先说大醇。以参禅为喻，他是祖师禅，我是野狐禅，因而闲谈，他就多论道，至少是论学，我大多是未洗耳而恭听罢了。再说（用常人眼看的）小疵。他有才而使其才，因而做任何事都快，也就难免粗枝大叶，甚至丢三落四。一件使我至今不忘的是锁门常常把钥匙忘在屋里，以致回来就不能进去。还有一次是丢了眼镜，钻到床下去摸，终于摸不着，后来发现，原来不在床下而在床上。他好交，常常进谒社会名流之门，也就有不少人来看他，印象不深，从略。单说个印象深的年轻姑娘，名魏亚田，其时只有十六七岁吧，常来。印象深，是因为她理想（或说幻想）多而情热，所想和所行与一般娇羞的女孩子大异其趣。与玄翁结识的一幕可以为证，是在王府井大街工艺美术服务部，玄翁买宣纸，她远远望见白发垂两鬓，大概以为像西方甚至文艺复兴时代的某画家吧，就上前问：“您是画家吧？”玄翁答曾学画。她进一步说：“我想跟您学画。”接着就到我们共住的地方来，成为玄翁的“入室”弟子。她已经离开学校，多闲，不能如旧时代闺秀之安坐室内绣花，就常跑来，坦白她的生涯和幻想，其中有出国、恋爱等等。像是想得很多，实现的很少。因为常见，对我也不坏，玄翁返晋南以后还来看过我几次。去者日以疏，渐渐，不来了，也许真就到国外了吧？祝愿她有不少的幻想能够成为现实。还是说玄翁，因为有个新规定，帮忙要是户口在北京的，他不是，不得不回山西。记得是1983年的3月中旬，他收拾行装，准备又出国门。我表示惜别，小礼是招待一顿酒饭，大礼是拼凑一首七律，题目是“玄翁将归晋南以戏语赠别”，诗云：
晚岁书林试滥竽，输君嘉遁出王都。讲章作嫁非真智（翁常谓我做选注工作乃为他人作嫁衣裳），匡雅传名信若愚（时翁奋力治《尔雅》）。胜业久参刘子骏（汉刘歆字子骏，精《左传》，翁亦然），清才应愧柳蘼芜（柳如是，号蘼芜，翁曾为我临其画，今尚存箧中。柳纤足，翁每有微辞，余曰，钱牧斋、陈寅老尚五体投地，况吾辈乎）。追思一事留余憾，未得寒宵听鬼狐（翁喜论道，无柳泉居士之雅兴）。
与玄翁在这间屋里共住近两年，得他的助益，除许多幅画（有不少是为友人求的）之外，还由他的介绍，印了一本《佛教与中国文学》，受他的激励，写了一本《禅外说禅》。
《流年碎影》 旧地新情（2）
玄常兄走了，这间屋由我一个人住。未派来新人，是出于惜老怜贫的厚意。老年人多喜静，一个人住有许多方便，此惜老也。我原来城里有住房，文化大革命中不得已而放弃，于今有了一间房，比如老伴进城干什么，就也有了下榻之地，此怜贫也。就这样，我在这间敞亮的屋里独自住了五年多一点，半方舟的这座楼也要现代化，或说经济化，两层变为三层，即将动工，我只好迁出去，当然仍有下榻之地，但不再是母校原有的。五年，时间不短，所经历，身，心，都不少，也可算作千头万绪吧，因而就写不胜写。幸而前些年写过一篇《府院留痕》（收入《负暄续话》），其中关于这方面，曾说了几句概括的话，为避难就易，抄在这里：
我没有孟老夫子四十不动心那样的修养，有时难免有些感慨，因为抚今思昔，恰好是半个世纪。在这间屋里一共住了七年，春风夏梦，可怀念的不少。但记得最清楚的还是面壁时的岑寂，见夕照，闻雁声，常有风动竹而以为故人来的怅惘。幸或不幸，总算都过去了。
现在想，只说到岑寂，还是轻描淡写了，因为分明记得还写过这样的诗：
感怀仍此室，闻道竟何方。有约思张范（张劭、范式为生死交，见《后汉书》），忘情愧老庄。欲问星明夜，摇红泪几行（摇红，烛也）。
依中国文学的传统，蜡烛垂泪是替人的，则心之所经就不只是岑寂了吧？也是总算都过去了。
如果迁入工字楼的这间屋也计数，算作一迁，我在母校第二院的居住史就可以上比孟母，共迁了三次。二迁是迁到招待所；在新建的三号家属宿舍楼西部一半的地下室。招待所有南北两个门，进西端的南门，下台阶，右拐右手（向南）第一间房就是我住的。面积小多了，但保持原状，仍支两个床，我睡西面的一个，东面一个可以放些东西。我是1988年4月7日迁入的，住到1990年4月17日，共是两年多一点。招待所是旅店性质，语云，官不修衙，客不修店，人同此心，我也就没有结庐安居的感觉。
还是1989年的初夏，社最北部东西一个长条的五号楼（两层，下为家属宿舍，上为办公室）楼上有空屋，曾建议我迁过去，我谢绝了，因为这座楼屋顶不能隔热，夏天室内温度太高，难得入睡。到1990年春季，不知什么人想的高招，楼顶加个大块空心砖的砖棚，推想可以隔热，我于4月18日迁过去。房为筒子形，南北对面两排，我的一间在南面，编号为221，在楼的中间偏西，估计地点相当于原公主楼的东端。室宽大，缺点是窗外不远就是五层的四号家属宿舍楼，阳光几乎永远不来“光”顾。这关系不大，因为大白天，我总是在办公楼的办公室里活动。三迁到这里，我有了陶渊明“结庐在人境”的安心之感，于是模仿帝王，得天下要制礼作乐，除由工字楼带来一个大而旧的书桌以外，又由社里借个书柜，还有公家赠送的一个小木柜，可以安置书和其他长物了。计住到今日已是六年有余，室内由原来的空荡荡变为桌上，柜内，以及那个空床位之上，都不再有隙地。俗语说，破家值万贯，物多也影响心情，是有时安坐室内，客至，宾主就都觉得是个家了。由1995年9月起，我不再有编审公家书稿的任务，因而走入这个家就由经常变为偶尔。形势是我不能不扔掉这个家；或者升级，由于健康的情况，总会有一天，我走出这旧府院之门，含泪回顾，与母校告别吧？还是舍远取近，只说这个家，也是春风夏梦，有说不尽的悲喜。难尽，但也未尝不可以因小见大，那是所写的《案头清供》（收入《负暄三话》，下一篇同），供是供在这间房里，所写的《剥啄声》，轻敲之门也是出入这间房的那一个。
《流年碎影》 又一家乡（1）
我出生地的家乡，小村中一个院落的故居，40年代后期土改，动产净尽，房屋分出一部分，50年代后期大跃进，吃饭困难，家里人都外出，各找各的生路，房屋空闲，用作生产队的办公存物处，1976年唐山地震，房屋全部倒塌，砖瓦木料由大队运走，地基改为通路，这故居就由败落化为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