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第10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则还要校，费事，不如起草时谨慎一些，一次就成稿。这样一篇一篇往下写，选文一般要加标点，分段，其后有三项，是“作者及篇题”、“音义”和“讨论”，当然也要一点一滴地拼凑；不加标点的，我的私心是也分段，音义略详些，以减少困难。有的篇目，如诗、词、骈文，后面还讲了些有关文体的知识，如“骈体略说”、“词体略说”之类。总的说，工作不容易，连写字都要时时注意，以防不小心就会出现简体。最大的困难仍是“音义”（即注解）部分，因为吕先生古典方面底子厚，见识高，专说选篇目就不同于常，也就是选了些向来没有人注过的。我旧学底子不厚加荒疏，自然，有时就会遇见典实之类，应注明出处而不知其出处（都是《辞源》《辞海》之类辞书不收的）。这就要到大海中去捞针，捞而不得就不能不起急。仅举一次的起急为例，第三十四课选了苏轼的《国学秋试策问》，其中说到“隋文之传餐”，依注解体例应注明出处，可是查《隋书·文帝本纪》，查《隋唐嘉话》之类笔记，都没有，不得已，翻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看帝王的勤政部分，还是没有。怎么办？这条空着，交吕先生？那就太惭愧了。算我走运，正在对书兴叹，无意中往下翻两页，居然就竟日寻不得，有时还自来，原来见于《唐书·太宗本纪》，唐太宗问房玄龄等“隋文帝何等主”，房玄龄等答话中有“传飧而食”。计起草这本书共费时九个月，单是这一条就用了两天半。完稿，交，吕先生修整一遍，发稿，可能已是1985年的年底。排印也是如老牛车，直到1988年才出版。也应该说说效果，有理想和实际两个方面。就理想一个方面说，专说篇目，看看就可以开阔眼界，知道学文言，可读应读的不只《捕蛇者说》《项脊轩志》那样寥寥几篇。更重要的是学的方法，是可以认知甚至学会，不怕碰硬的。行文方面也值得借鉴，以注解为例，我看是可以说句狂妄的话，已经到了“文不加（添字）点（减字）”的地步。但转而看实际的一面，情况就会由如意变为不如意，因为单是看印数，5000册，不再印，就可以知道，也许竟没有人有兴趣，至少是有胆量，拿起这根硬骨头，啃而又啃的。
《文言读本续编》是岔出去的一笔，交稿之后，当然要回到正文，编心中略已有成竹的《文言常识》。编这本书，目的有二：一是介绍一些有关文言的各方面的知识，以帮助学文言的人加深对文言的认识；二是扫除学文言的路上会碰到的障碍。要求比较奢，内容就不能少，又准备讲的知识，性质都近于专，编写，就宜于用集腋成裘的方式，即某一方面的知识，请这一方面的专家执笔介绍。而专家，几乎都忙，有的还难求，所以内容以目录的形式确定之后，约稿就成为繁重的工作。为了表示尊重，常常要登门，有的人还不只一次。最后，章章节节，找的人都点头了，还有两个困难，一小一大，不能躲。一个小的，人之惯于抓紧与放松，亦如其面，有的答应了，可是迟迟不交稿，就既要催，又要等。另一个大的，稿交来，也许与要求不尽合，甚至大不合，就不得不动手改，甚至改约人写。举实例说，约陈遵妫老先生及其助手湛穗丰女士写的“天文历法”，陈起草、湛修改之后交来，四万多字，内容过于繁，有些地方还过于深，超过常识，我只得动笔，改为两万字出头，化难为易。又如讲文体的“时尚”，要求介绍历代文体兴衰的情况，原由隋树森先生执笔，稿交来，内容过于单薄，不合用，只好改约冯钟芸女士写。稿齐了，内容，行文风格，还有化多歧为大体一致的问题，总之都要费心思和精力。但心思和精力不白费，书稿终于完成，发出去，于1988年由本社出版。这本书，以戏剧为喻，戏码硬，字、词、句、篇等之外，还包括文言的历史、典籍、文体、辞章以及天文、地理、职官、称谓等方面的内容；名角多，如吕叔湘、周祖谟、周振甫、陈遵妫、王泗原等都出场了。反应像是也不坏，出版不很久，香港和台湾就印了繁体字本。
最后还要说一种也可以算作有关文言的书，是《文言和白话》。如书名所示，是想画两者的形貌以及讲讲其分别和关系。何以要写这样一本？是友人吕冀平（其时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应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之约，主编一套《汉语知识丛书》。人所共知，丛书主编的地位有如坐轿，选题确定之后，诸友人就要自告奋勇（或应召）去抬。我收到选题，来信说希望我写文言部分的“词汇”。我生性不愿走熟路，抄现成的，看文言部分的选题，第一名是“文言和白话”，觉得其中可谈的不少，问题不少且不小，无妨试试，就认购了这个。记得认购相当早，因为手头工作多而杂，直到1985年后期才动手写，1986年中期完稿。丛书原定一册十万字上下，我把想谈的都谈了，结果字数超出约一倍。事有凑巧，丛书出一些，销路冷淡，出版社化积极为消极，我这一本干脆不入丛书，单行，于1988年出版。写这本书，借了几年来与文言多有交往的光，借了语言研究所吕叔湘先生和刘坚先生都碰过白话问题的光，但用的力也不少。还费过大力，是写“文白的界限”那一章，应注意的材料很多，而结论呢，说有界限，会看到不少骑墙派，说无界限，连这个书名也就无立足之地了。这一章写了五节，问题未必能圆满解决，却得了些与难问题沙场上周旋的快乐。自认为还有一得，是讲白话部分的末尾，我不避自大之嫌，提出现在执笔，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的问题，并表明自己的态度是“依傍口语”。在许多事情上，我常常苦于自信心不足，惟有在这方面是例外，过去是，现在是，推想将来还是，在书面语言的“像话”与“不像话”之间，我是坚决站在像话一边的。
《流年碎影》 有关文言的工作（3）
此外，谈有关文言的工作，还要提及一篇文章，是《关于学文言》。建国以后，语文课大体上还是继承传统，中学语文教材里既有白话，又有文言。学文言，要求是，比如高中毕业，能够读浅近的文言作品。事实是没有做到，又因为写现代文也是大多不通，于是有的人（而且多数是语文工作者）就把怨恨之箭射向文言，具体主张是中学生不再读文言。可是也有人主张应该读一些文言，又传统的力量太大，所以尽管有人喊，语文课本里还是编入文言教材。多数学生也头疼，实况又确是学不好，而仍在学，显然就成为问题。语文报刊上谈论这问题的不少，我的私见，都不免片面。于是想用由英国薛知微教授那里学来的“分析”的方法，谈谈这个问题。计由“文言典籍的长短”到“为个人想想”，共谈了十四个方面（1984年8月写完，刊于1985年7月出版的《语文论集》〔一〕）。分析，结果必是讲理多而主张少。但也可以看做有主张，那是文章末尾总结性的几句话：
有关学文言的话说了不少，可以总结一下了。这很简单，是：（1）文言是很有用但不是非用不可的工具。（2）就国家说，应该使任何人都有学会文言的机会，但同时容许任何人有不学的自由。（3）就个人说，学不学要看各种条件，这是说可以不学，但有学会的机会而不利用，总是个不小的损失。
到目前，事已过去十几年，想了想，有关学文言的问题，我的意见还是没有变。
明眼的读者可以看到，对于文言，我是倾向于学会有好处的。因为有此倾向性，十几年来，上班业余，为了供应读物，我费的精力不算少。可是，也许可以算作遗憾吧，想做的并没有做完。那是想再编两本，只是因为自知已无此精力，不得不忍痛放弃。一本是《文言文选读》第四册，性质是“高级”的文言读本，收《易经·系辞》《庄子·天下》《史记·货殖列传》之类的文章，以备学文言的人食欲增强，啃完一般选本不饱，可以尝尝这一本，而如果也啃了，就可以说是如游五岳归来，见大山也不以为高了吧？另一本是《历代骈体文选读》。我一直认为，文由散而骈，是汉语求美的自然趋势，有流弊是弊，但求美并不错。而所求得，成为骈体（指通篇对仗），或只是骈句，我们读，确是有散句所不具有的美。学文言，单是为欣赏，也应该念念骈体。过去骈体选本，大多取中古而舍近代，其实，如清代，作骈体的名家也不少，所以我想选个历代的，还要特别着重声音美。可是，从事文言工作的人都知道，注解骈体最难，因为几乎是句句用典。总之，想想自己的年龄，想想工作的性质，只好知难而退。退了，还提它做什么？也只是表示，有关文言的工作，我没有做完而已。清人徐大椿诗有句云：“一生那（哪）有真闲日，百岁应多未了缘。”每一念及，不禁为之慨然。夏莉录入
《流年碎影》 负暄三种
三种是1986年出版的《负暄琐话》，1990年出版的《负暄续话》，1994年出版的《负暄三话》，都是隔四年一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书名大致可以知道内容的性质，琐者，零零碎碎也，话者，出于口，闲谈也，而这闲谈，又是负暄之时，即坐在篱下或墙根，晒太阳时候说的。几个老朽，或年不老而心已朽，聚坐于篱下（夹注，也要说几句不至加冠之时），可以谈旧事，也可以谈新闻，我这琐话缩小了范围，至少是初动笔之时，谈旧而不谈新。旧还有个范，是“我”经常“怀念”的。所以就《琐话》说，写的不过是人、地、事之类。而我，也是人，就难得不受大小环境的影响，改革开放，说几句私见，只要意不在反，不再有坐牢或充军的危险。于是有时，嘴不严，或笔一滑，所说或所写就超出人、事、地的范围，正面说是也出现了“意”。意不多，但性质杂，间或也有属于对外的观感的，总之就不好说是怀念，有违于写《琐活》时的初衷了。
但舍小取大，三本话的主流还是怀念。那就单说怀念，为什么要写这类的内容？解释，可以走谨慎一条路，是来于己身之性；也可以走大胆一条路，是来于常人之性。这性是“恋旧”。刨根到恋旧，还可以往下刨，那是命定“生年不满百”，假定能长寿，如彭祖，活到八百岁，还是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舍不得，但“逝者”还是不能不“如斯夫”，因而想到过去，就不能不生爱着之心。《诗大序》所谓“情动于中”，然后顺流而下，就会“形于言”。这样说，想写这类怀旧的文章，必是由来远矣。事实也正是这样，如《续话》收的那篇《诗人南星》，就是1975年被动乡居时候写的。但真正动笔，还是80年代初，记得第一篇《庆珍》，是成于1982年9月。开了头，像是比写其他更有兴趣，就在多种工作的夹缝里写，到1984年的年底，积稿六十多篇，编排一下，定书名为《负暄琐话》，没有能出版问世的信心，投石问路，寄给深相知、在黑龙江大学任教的友人吕冀平，请他先看看，听听他的意见。
他看了，想来一半是由于爱护，一半是由于也恋旧，他觉得还不无可取。恰巧他有个教过的学生名孙秉德，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负责文科书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