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氏家族全传-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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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的部分同事，还有浙江省及奉化县政府的代表和武岭学校的教职员工等。但蒋
介石、宋美龄、陈洁如等均未到场参加祭奠，只有姚怡诚派人送了一佛盒经迭，在
毛氏灵前焚化。
　　出殡前，照例“停灵”三天，等侍亲友们拜祭吊唁。殿内素烛高照、香烟线绕，
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依次拜祭。经国、纬国兄弟俩全身重孝，跪在灵位两侧向
吊唁的客人们跪拜还礼。白纬后面，披麻戴孝的蒋方良和蒋纬国之妻石静宜以及爱
伦、爱敏等晚辈席地而坐。
　　死者合恨而逝，生者抱恨而去。蒋经国自从1949年春天随蒋介石最后一次返乡
之后，从此赴台，一去不返，连给生母上一次坟的机会都不复再得，这实在是蒋经
国这个“孝子”的一大憾事。
　
　　　　　　　　　　　　　　　　　　　　　5．“打老虎”与“骑老虎”
　　1948年，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节节失利，蒋家王朝那“枪杆子里的财政”也在
加速崩溃。财政收支严重失衡，出现了高达83万亿元法币的巨额赤字，这表明南京
政府的财政情况已是无药可救。
　　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导致物价飞涨，货币迅速贬值，加上贪官污吏混水摸鱼
中饱私囊，不法奸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一时举国上下“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
变蜂起”，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席卷了全国许多大中城市，蒋家王朝陷入了风雨
飘摇、朝不保夕的境地中。
　　1948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迅速崩溃的财政经济，发布了新。的政令：
　　一、从8月19日起，发行金元券。二、限期收兑私人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及
外汇，于9月30日前兑换成金元券，违者严办！三、限期登记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
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理经济，平衡物价，平衡国家总预
算和国际开支。成立“行政院上海区经济管理督导员办公室”，任命俞鸿钧。蒋经
国为正副督导员。
　　这是蒋经国自1937年回国之后领受的又一次“对党国存亡至关重要”的使命。
　　1944年12月，蒋经国就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主任，晋升为中将，后来又
兼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所辖青年军多达10个师。
　　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经国曾以江西省代表的
身份出席。同年六、七月间，他又以国民政府代表团随团成员的身份前往莫斯科，
进行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交涉，并且数次与斯大林直接会晤、交谈。代表
团团长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部长宋子文。
　　这次到苏联访问，他已不再是几年前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亚时期的蒋经国了。因
为他是佩有中将军衔的中国军方高级将领，又是蒋委员长的长公子，威名赫赫的
“皇太子”。
　　10月，因为旅顺、大连的问题，蒋介石政府与苏联政府发生冲突，是关东北的
接受问题也相继产生分歧。苏联红军扣留了日本军队遗下的大批武器和工厂设备、
在军事方面又处处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以便利。为此，蒋介石特派蒋经国以外交部
特派员的身份，与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行政院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敖同赴长
春，同苏联方面谈判，多次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把总统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蒋经国随同父亲回到
家乡奉化。不久，他接受父亲的指令，秘密赶往上海，将存藏在中央银行的大批黄
金转移到台湾。
　　蒋经国转移黄金的行动，是极度机密的，甚至连代理总统的李宗仁也毫不知情。
这件事他干得非常出色，使蒋介石非常高兴。由于运送黄金行动的成功，使得蒋介
石免去了后顾之忧，到台湾以后的经费问题得到保障，早期几年中的开支，全靠这
批库存黄金度过难关。
　　这是蒋经国为效忠父亲的一次重大贡献。
　　将介石老谋深算，下野前除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外，特任命蒋经国为国民党
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这些完全是为预防离开大陆后的对应措施。
　　蒋经国就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后，曾随蒋介石离开上海，前往高雄，召集各
情报机关的负责人，统一和强化情报工作，成立了政治行动委员会。至1950年2月，
蒋介石复任“总统”，立刻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让他掌管
陆、海、空三军的政治工作。
　　在此期间，蒋经国大显身手，锋芒毕露，在军队中推行所谓“四大公开”政策，
主张人事公开、经费公开、意见公开、赏罚公开。为了消除士兵的不满，还设立了
军中娱乐制度，同时利用美援助改善军人的待遇。在此基础上，又开展什么“克难
还动”，表彰“克难英雄”，多次到部队访问，同官兵交谈，以笼络军心。
　　上述经历，是老蒋安排“小蒋”接班的重要步骤先从政，后治军，以军制
政，以政辅军。当蒋经国的“新太子派”已经形成，牢牢掌握了三青团的实权之后，
蒋介石借口要加强“青年军”的政治工作，将儿子安插到青年军中，这是蒋氏父子
实行“以政工制约军队和领导军队”的一步“妙招”。此外，还成立了一个“青年
军政治工作干部训练班”，设于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内，由蒋经国亲自兼任班主任。
这个训练班由蒋氏父子直接控制，目的在于对各个派系保送“入学”的人员成份和
数额加以限制。在这种严格控制下，青年军的政工干部几乎清一色地成了蒋经国的
门下学生，以致国民党内部喷有烦言，说：党（国民党）不如团（三青团），团不
如军（青年军）。
　　在蒋介石的鼎力支持下，蒋经国的政治势力得以迅速扩张，网络所及，党、团、
军、政无所不包，“新太子派”已成为当时一支不可轻忽的政治力量。1948年1月，
蒋经国在“中央训练委员会”之下创设一个相对独立的“勘乱建国训练班”，在国
防部下成立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勘乱建国总队”，其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太子系”
旧班底。而实际上，在此之前，因国民党“党团合并”之后而出现的大批编余人员
已由新成立的“中央训练委员会”统管，这个“中训会”由蒋介石亲自兼任主任，
蒋经国任副主任。父子联袂登台，演了一出“双簧”还不尽兴，小蒋又独自组建了
“勘建班”和“戡建队”，父子二人为了“挽狂澜于即倒”真可谓费尽了心机！
　　就在这种大背景下，1948年8月19日，蒋经国又获得了一个新的任命：上海经济
区协助督导员。
　　蒋经国此时已是羽翼渐丰，正渴望凭着自己的力量帮助父亲去扶持即将颓倾的
王朝大厦，他要好好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树立权威，增加威信，以便日后接替父
亲，成为蒋家王朝的第二代“掌门”。他心里清楚，这也正是父亲所期望的。
　　1948年8月　20日清晨，蒋经国亲自率领“行政院勘乱建国大队”、“大上海青
年服务总队”、“青年联谊会”等嫡系亲信组成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抵达上海，
坐镇中央银行。他手持父亲蒋介石所赐的“尚方宝剑”，雷厉风行地掀起了中国现
代史上的一次经济大风暴。
　　蒋经国到上海带了两样东西，一是对平民百姓的深切关怀，二是强烈的劫富政
治哲学。他对上海社会的贫富悬殊现象表示震惊。他大声疾呼：“广大的老百姓还
居住在破烂不堪的工棚和小茅房里，更有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流浪于街头巷尾，
沦落在芒野沟恤之中。一点不假，他们是一支乞丐大军，甚至连穿一双草鞋都不敢
奢望。”在改革的日子里，经国常常在日记中流露出对老百姓简朴纯真、吃苦耐劳
的优秀品质的赞许。例如，8月31日，他记下了这样一段话：“下午，会见了四十多
位群众代表，他们所说的都非常平凡。我发现这些小民百姓是极其可爱可敬的。”
9月10日，他又写道：“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太善良了，如果有朝一日我有能力的话，
一定要为他们多做些事情。”
　　蒋经国的眼里，平民百姓不仅是值得同情的，而且也是政治权威的力量源泉。
他声称，“不管一个人做些什么，只要他和民众打成一片，他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他还说道：“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会比人民的力量更强大的，也没有任何
言辞能比人民的言辞更真切动人。”
　　相反，蒋经国则把上海的有钱人视为尔虞我诈的恶棍，是民众受苦受难的根源。
他说，“他们的财富，他们的洋房建筑在老百姓的尸骨之上。他们的行为举止和持
枪的土匪有何两样。”“有钱阶级的汽车、冰箱、香水、尼龙丝袜就像有毒的病菌，
是靠寄生在骨瘦如柴的国家之上繁延滋长的。因为使用外汇满足了上层社会的穷奢
极欲，但对国家无疑是一项自杀的政策。
　　基于对社会的这样一种看法，蒋经国并不想把币制改革和控制物价的重任以三
番五次的政府公文法令去托付给腐朽糜烂的官僚衙门。他强调指出，过去的这种做
法是错误的，结果使以前所有解决经济危机的尝试不可能不碰壁。因此，他把在上
海的这次使命看作是用“革命的手段”发动“一场社会革命运动”。他说：“今天，
限制物价不过是一项技术任务，其真正目的是要打倒社会中所有经济上不平等的现
象。”
　　这场社会革命的矛头所指是财大气粗的，“不法商人”。蒋经国在到上海的第
三天就宣布，“这些能够扰乱经济市场的人，不是一般的小商小贩，而是大资本家
和大商人。因此，我们要给予严厉的制裁。要从一些为首的坏头头开刀。”可是，
当他和这些财神们举行会谈之后，所得印象。和老百姓交谈所得到的完全不一样。
他说，从个人来说，资本家对他友好和善。“当然，人的背脊上总会有一些不清不
白的。”
　　在上海执行紧急处分命令的日子里，蒋经国不得不亲自督导所有的政府和警察
部门。但是，他和这些机构中的达官贵人的关系却十分紧张，因为他感到这些人对
他的“革命”手段和目标并不是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结果，他只好依重于两个和
他保持着密切私人关系的组织，其中之一就是准军事化的勘乱建国大队。勘建大队
最早成立于1947年初，原来是为了协助国民党在靠近战场的地方或新占领的解放区
维持统治的。当时在这些地区，共产党的地下活动非常活跃，而国民党的保甲制已
经溃烂瘫痪，中央军和老百姓的关系一直很坏。为了弥补这些弊病，国民党曾经为
勤建大队抽调了许多干部到中央训练团受训。而中央训练团是由中央训练委员会领
导的，其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会分别是张厉生和蒋经国。因此，勘乱建国大队的
大队长，毕业于黄埔一期的胡轨将军也就成了蒋经国的“心腹”之一。
　　但是在上海，俄乱建国大队的显赫人物是王升，他是经国久经患难的忠实朋友。
而且，众所周知，这种友情是在抗战期间建立的，当时他们都在三青团工作。王升
是第六大队的大队长，这是城建大队调到上海的第一支部队。到10月，第六大队的
4个中队已经开进了上海，还有两个中队也做好了脱离前线。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