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4年第6期-第5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哪天让我画你吧？”
“再说吧。”
我和雷米是最好的玩伴，我第一次去三里屯酒吧一条街、去“星期五”西餐厅、去烤肉一条街、去鬼街、去炫吧，记忆中差不多都是跟雷米在一起。
雷米对时尚的看法非常独特，他说现在人人都搞的那些东西，那不叫时尚，别人都不搞，而你在搞，那才叫“先驱”和“时尚”。
我对他讲，我并不是一个时尚的作家。
雷米摇头，他说，不，你是的。你骨子里永远与众不同。
那天我们坐在一家光线暗淡的咖啡馆中，点了两杯极浓的咖啡。他什么都喜欢浓的，“连女人都喜欢浓的”，这是他的原话，当时他一字一板地对我说，“雪凝，你知道吗，你很独特。女人，我喜欢浓烈的。”
我假装没听懂他在说什么，用小勺搅着杯子里的咖啡。香气飘散出来。他用眼睛在我圆圆的胸脯上轻抚着，然后把目光调向别处。
他说：“我要画你，我需要一个像欧洲古典油画上那样既丰腴性感，又苗条结实的女人，我要你做我的模特儿。”
我仍在搅那杯咖啡，搅到都快凉的时候，才开始喝它。他说：“你看你，都凉了，快喝吧。喝完我带你去美术馆。”
北京的美术馆
在北京所有的旧建筑里，对我来说，最有感情的要数中国美术馆。小时候，母亲逼我学习美术，曾无数次地去美术馆画过临摹画。我的母亲，责任心这根弦，永远是绷得紧紧的。
长大以后你要独立。
女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本事，有能力。
女人比男人更出色。
。。。。。。。
回想起来，我母亲才算得上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对两个女儿的教育，从1岁起就使用“独立”、“要强”、“超过男性”这类争强好胜的字眼儿。
但我小的时候，有点不知好歹。
6岁，母亲让我学小提琴，曾经强烈反抗。只好改学画画。
13岁，进入青春反叛期，曾经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大声哭泣，绝食一天。原因不明。
18岁，渴望写作，但却鬼使神差，报考了远在Z城的一所军事院校。那时一心只想离家，离开北京，越远越好。
22岁，大学毕业回到北京，没有按照母亲的想法钻研计算机，终日游玩，读闲书，听音乐，跳舞，喝咖啡。鄙视技术，远离书本，对理工科的那套东西恨之入骨。
美术馆在我童年记忆里，是一座液体的城市。
它太大了，颜色被涂满墙壁。母亲领着个子小小的我，穿梭其间，我像模像样地背着暗绿色的帆布画夹，在人们的注视下，拿出画纸来大胆作画。
其实，我画得并不怎么样，只是喜欢出风头。
渴望成名的念头，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我不会度过平淡无奇的一生，一定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虽然敢于狂想，但在现实中的胆子还是非常地小。记得某一年夏天，我们在美术馆看画展，因为是一个国外的艺术家在美术馆办的展览，所以馆内人山人海，我紧紧地拉着母亲的手，结果，还是走丢了。
我从小就是个特别胆小的女孩，我会从一个念头发展到另一个念头，把事情想得特别严重。在我成年之后我才知道，作为一个小说家，这种能力是一种天赋。
小说家有百分之八十靠的是天赋，还有百分之二十与成长环境有关。
那次在美术馆跟母亲走散，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惊吓。我在那些如液体般的五彩光线里穿梭，每一幅画上都画着一张狰狞的脸。我小小的年纪就想到，如果我跟母亲走散了，有可能我就永远回不了家了。在美术馆门口，可能就潜伏着阴险的人贩子，他们手里拿着花花绿绿的糖果，诱惑妈妈不在的小男孩或者小女孩跟他们走。
在美术馆拐角僻静的胡同里，可能是停着一辆他们的车。等到诱拐成功，他们把我投入车内，就算我再喊再闹，妈妈也听不到了。
我看见汽车开过热闹的街道，向着一个奇怪的地方疾驰而去。道路两旁全是高而笔直的白杨树，好像还有一条河，奇怪的是河水已经结冰了。
我就站在一幅画有一条长长冰河的油画前面，一直站了两小时，直到我母亲找到我。
后来母亲告诉我，我真是沉得住气，既不哭，也不闹，很安静地站在那里。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内心经历了什么。
许多年以后，我在相同位置遇到雷米。当时我正在想，这就是我小时候走丢的地方啊。墙上的冰河已变成一个橙红色的性感的女郎，那是一组色系相同的油画，别的墙上也有。
橙红色，一种美丽的颜色。
我就是在这种颜色里遇到雷米的，他留着长头发，T恤有点脏。他走过来跟我说话，但我一口回绝了他。
“小姐，我可以画你吗？”
“谢谢，不可以。”
那时，刚刚结束了一场恋爱，不想跟任何人发生关系。那场恋爱是我不愿说出的故事，大学四年，噩梦一般的恋爱，因学校里有纪律，所以我们一直在做“鬼”。
因为个性过于反叛，所以才要处处与校方作对。在三令五申不许恋爱的高压下，一个女孩遇到了一个北京老乡，其实他说着一口北京胡同里才有的“胡同北京话”，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原本是要鄙视的，但在非常时期，我竟然接受了那种语言，并且觉得他的话“挺逗的”。
现在，我正犹豫着，该不该把那场恋爱写出来呢？
渴望离开熟悉的城市
在Z城这座城市，有几所著名的军事院校，它们在军内很有名，但在地方一般人却不会很清楚，他们对“军事院校”这个名词感到陌生。其实，当初的我也很陌生，不知道军校对我来说将意味着什么。只是跟家里闹别扭，一心只想离开家。
前面说过，我的青春反叛期很长，十几岁的时候，一心只想离开家，过可以自己决定一切的独立生活。考上军校，可以使我轻而易举地达到“独立”的目的。18岁的时候，满脑子奇怪的想法，一天到晚想的都是怎样独立，怎样离开家，离开北京，到一个越远越好的地方去。
18岁那年夏天，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火车。（不管前方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我要的只是“离开”这个动作。）
火车就要开了，站台上站满了人。我看见母亲满脸愁云地站在人群里，为我的未来担着心。
我坐在火车车厢里，东张西望，把此次离京当成一件很好玩的事，不知道前面严峻的日子正等着我，以为这是一次开心的郊游。我坐在那儿，说啊，笑啊，直到火车真的开了，都绷住劲儿不往车窗外看一眼。
我想我终于独立了。
我想我真的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
列车向着一个未知的方向隆隆开去，把生我养我的城市北京留在原地。
枪
“雪凝，我给你看样东西。”
在列车隆隆震荡的声音里，我听到有人这样对我说。
那声音从我头顶上方的位置降落下来，就像戏剧中分场次的幕布，幕布落下去的时候是一个样子，幕布再次被拉起的时候，又是另一个样子。
周围的光环一下子都不见了。去远方的光环，去外地的光环，离家出走的光环，它们统统不见了。现实变成了另一番模样——钢铁的，坚硬的，陌生的。我所熟悉的北京城已经以每小时若干公里的速度，迅速离我而去。
周围是喧闹的人声。列车广播员正在广播餐车的位置及午餐供应的品种，“欢迎大家前来品尝”，她用饱含职业微笑的嗓音，一遍遍地劝说乘客去餐车吃饭。
这时候，列车员推着卖盒饭的车，也在车厢尽头出现了。
许多人伸长脖子，朝同一方向张望。车厢里正乱着，我那个同学对我说了那句“雪凝，我给你看样东西”。
那人给我看的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而是一把乌黑发亮的手枪。
在开往Z城的火车上，我看到一把真枪。这是千真万确的，不是我出现了幻觉，长这么大，我从没见过真枪，连玩具手枪都不曾把玩过。一个在北京出生的洋娃娃似的大眼睛女孩，除了摆弄过眼睛会一睁一闭的洋娃娃，别的玩具恐怕没机会接触。
可是，现在却突然有一把真的手枪横在我面前。那把枪是从一个极为普通的军用挎包里掏出来的，上面裹着块红绸子。那是一把五四式手枪。
车厢里依旧乱着，有人手里举着钱，嘴里嚷嚷着什么。有人从狭窄的过道里挤过来，又挤过去，没人知道他想要干什么。
铺着白桌布的小桌上，那把枪已经不见了。军用挎包和红绸子也不见了。
是我自己搞错了吗？
根本没有什么人带枪？
那不过只是个玩笑，只是个幻觉吗？
小桌上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同学也到餐车吃午餐去了。
后来再想起那件事来，我还是觉得那把枪是真的。枪就像一种暗示，重重地压到我头上来。未来是重的、硬的、没有人情味儿的，用钢铁制成的。
以一个洋娃娃的心态来面对现实，又怎能不是一场大败？
第三章 在异地遇到的北京人
培小阳是我在异地遇到的北京人，他个儿不高，面色微黄，人很瘦，在他的自我感觉里，他觉得自己长得不错，用北京话说，叫做“长得挺精神的”。这是他自己的原话，他是个自恋之人。培小阳非常健谈，一天到晚话特别多。在单调压抑的环境里，遇到一个爱说爱笑的北京老乡，我自然喜欢同他聊天。但在军校，男生和女生不能常常见面，因此，跟他聊天就变成一件很难得的事。
我们都盼着假期的来临。
在Z城，生活十分严酷。
一切都改变了，生活中原有的色彩不见了。耳边传来一遍又一遍的号声。这些号的分类很细，直到许多年之后，我仍没有弄懂这些号的区别，它们是：起床号、收操号、上早自习号、下早自习号、早饭号、上课号、下课号、午休号、午休结束号、晚自习号、熄灯准备号、熄灯号……
我生活在一张表格里，一百二十分地不适应。
幸好有了培小阳。
他的出现，使我有种仿佛回到北京的错觉。我想念北京的一切，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街道，北京话，北京人。我没有办法适应异乡的生活，陌生的语言环境，奇怪的、让我没办法理解的处事态度，彼此之间勾心斗角，明争暗斗。
在算计人方面，我是一个十足的傻瓜。
单纯得要命，天真得要命。
我所熟悉的世界，一下子在眼前完全消失了。北京已退到我的视线之外，我看不见它，摸不着它，呼吸不到北京的空气，听不到悦耳的普通话。这里没有音乐，没有文学，没有美术馆，什么都没有。总结起来，当我在外面上学的时候，错把一个北京孩子当成北京整个城市的化身了，但他无法与我的城市北京画等号，他不过是北京的一粒沙子，他的分量太轻了。
《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
在写了《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成名之后，我接到各种各样的人打来的电话，有许多早已消失在时间后面的人，重新在电话里冒出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