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4年第6期-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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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一了百了，什么都解脱了。我娘死的早，爹爹好赌，借了张大户的高利贷，结果我就被爹送给张大户抵债。在他家的当晚，我就被开了苞，那时我才刚十一二岁，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我一辈子都记得。他夫人和姨太太见我长得标致，惟恐将来她们失势，千方百计地折磨我，撺掇张大户把我送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心肠却比恶鬼还阴狠的武大郎，受他的奴役，到最后，又被他卖了。西门庆，哼，表面上假仁假义，满肚子男盗女娼，把我当做玩物，跟武大郎一样，在床上折磨我。你说，我活着算什么？”
我无言。可还是认为她在强词夺理，“那你也不应该帮着西门庆陷害我……”
“陷害你？”她冷笑，“松哥哥，我潘金莲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陷害你。你是我一生中唯一爱过的男人，我不会……”
“还狡辩，那天晚上你……”
“不错，那天晚上我是说了那句话，可，那不是为了要陷害你，而是为了对付武大郎。我恨他，折磨我不算，还把我卖到这个淫窟供西门庆玩乐。我时刻都想着报仇，我知道他最在乎钱，所以我要让他破财。可是，有你在阳谷县罩着，谁敢动他一根毫毛？所以当西门庆说要收回那家炊饼店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他来勾引你，让你离开阳谷县，让武大郎失去你这个大靠山……”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金莲，你干什么非要用这种手段，你想报仇，为什么非要依靠西门庆，你就没想到过要依靠我？”
“依靠你？”她依然冷笑，“你会杀武大郎吗？我知道你，你不会的，你爱你的哥哥胜于爱我，要你杀你哥哥，除非是太阳从西边出来。”
金莲的眼光何等锐利，一眼洞穿了我虚弱的内心。
“松哥哥，你杀了我吧，我害了你，也害了你哥，杀了我，你就报了杀兄之仇，动手吧！”她平静地说，脸上甚至浮现出解脱的笑容。
面对她的目光，我的杀心一点一点地消退，最后，甚至化为乌有。
刀“哐啷”一声，掉在地上。
瞬间，她抵触的眼神变的有些凄迷，微笑倏地消失，红艳的脸有些苍白，“松哥哥，你终于回来了，你终于离我近了。”
她起身，没有穿衣衫，只穿着红肚兜，底裤也是红艳艳的绸裤，上面绣着粉白的莲花，青青的荷叶。她软软地向我走来，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松哥哥，你果真是不爱我了，怕我怕成这样！”她哀怨地说。
“你杀了我哥哥……”我喃喃地说。
“唉！”她叹了口气，“其实，杀你哥哥的不是我，而是你。”
我睁大了眼睛，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假如你早下决心，带着我走，事情何尝会成这个样子。你要为你的犹豫付出代价”
我沉默了，因为理亏。我记得她多次在我怀里，唠叨着要我带她走。可是我始终都没下定决心。一生中我就优柔寡断了这么一回，就造成如此的后果。
她的手搭在我的肩上，看着我，红唇和以前一样，鲜艳肥厚。我僵站在那儿，她踮着脚跟，吻我的脸，吻我的唇。纤纤玉指在我衣内滑动。我终于握住了她。
“松哥哥，我永远爱你……”金莲喃喃地说。忽然，她用手指指外面，目光很是惊恐。
我回过头，望见楼下黑压压的人把西门庆家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个个手执明晃晃的刀，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凛人的光。
我毫不介意地说：“别怕，咱们俩一块儿杀出去，从此再也不分开……”
可是，没有人应我的话。我感觉事情有些不对，猛一回头，金莲不知何时拿起了我的那只掉在地上的刀，刀尖对着自己的胸口，我慌忙叫：“不要——金莲——”
晚了，“扑哧”一声，血花四溅。金莲躺倒在地上，笑颜如花。她扬起手，嘴艰难地动着，我连忙跑过去，把她抱在怀里，“金莲，你怎么这样傻？为什么？”
她凄然一笑，嘴唇慢慢变白，“松哥哥，抱紧我……抱紧我……”
我把她抱得紧紧的，泪水像河水一样流淌。她笑着，艰难地拭去我脸上的泪水，“松哥哥，你哭了……你不是个真男人……男人是不能……不能当着女人面哭的……可是，我好喜欢……看你……我好想……好想……和你……我怕，怕成了你的……累赘，你要逃出去……好好的活……我好想……一辈子……和你……”
她闭上了眼睛，手从我肩膀上滑了下来。
“金莲——”我抱着金莲的身体放声大哭。无数刀枪从四面八方指着我，我只顾抱着金莲痛苦地哭泣。
“天呀！——”我抱着金莲，仰天一声长吼，天空依然清澈，几枚黄叶簌簌落下……
刘祖光，男，1982年生，现就读于河南南阳师范学院中文系。
三个人，构成最后的电影大师阵容
崔子恩
他们之间未必相互喜欢。据我所知，安哲罗普洛斯就不太看得上基耶斯洛夫斯基，而基耶斯洛夫斯基也从来不对阿尔莫多瓦的性别乱变题材感兴趣。但是，这不妨碍他们在不同的国度，在不同的立场上，构造出非精英世代的精英主义电影现象——最后的大师阵线。
他们未必相互欣赏，但是他们在同一阵营里。
哦，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多重生活
新年刚过，我与旧友张元约会，我送他四卷本的小说作礼物，他请我喝意大利干红，又送我他作序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论基耶斯洛夫斯基》。张元难得写字，要写就简约真诚。文字和情感和思想都从不铺排，往往质厚感人。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这本书，我早已读过，那是台湾远流出版社的繁体字版，在北京拷贝，在长沙手工装订，隶书于朋友刘江名下。刘江由演员转行当导演，得益于此书多多。
两三年前，我在电影学院讲课，讨论的是安哲罗普洛斯。总有学生期望我来讲基耶斯洛夫斯基，我犹豫着，始终没有讲。《蓝色》感动我的地带很多，尤其是那些黑场，突兀而凝寂，与死亡相接，又在生命的间隙。音乐也无法跨越它。但是，一旦在课堂上分解它，把影音的元素切割成“镜头”，我就觉得走了调。《蓝色》是不能讲述和讲解的，只能去触贴，去触听那里的心跳。
也许可以讲《十诫》。讲《十诫》就必须十部片子都看过，不能只看《谋杀短片》和《爱情短片》，那时我只看过这两部，不敢径下断言。何况，我的朋友戴锦华对这两部影片更有见地，写过精彩的分析文章，我讲不如她讲，尽管她早已调任北大，种种阻拦，难得回电影学院讲课。
所以，对于基耶斯洛夫斯基，我一直是隔岸观火，哪怕他早已在1996年过世，可以较为安全地盖棺论定。
迟迟没有走进他的另一个理由，是他的剧情片都有很强的戏剧性，《谋杀短片》自不必说，《白色》和《红色》构思得都十分巧妙，《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在片名上就透出强劲的戏剧性能量。
基耶斯洛夫斯基善于把握悬念和行动。这是他的长处，正是这些长项，阻碍我向他走得更近。
我生而乖戾，认死戏剧性是一个模式下来的玩艺儿，再了不起的作者被它套住，都只能乖乖就范。既然我不能说基耶斯洛夫斯基反戏剧性，反戏剧规范，就得先躲开他，远远望着。
戏剧性让我们投入，那是有时候。也有的时候，把我们推开，不让我们听到作者的心声。我认为，基耶斯洛夫斯基就多多少少有意把我们投弃到戏剧性的漩涡里，从而一定程度地保守住心中的秘密。他的书，则引领我走近他。
人们评论他的电影，封许他为世界级的电影大师。他似乎在世界的顶级，风吹雨打不到的地方。他自己却说：“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我还是觉得自己是波兰人。事实上，影响波兰的一切都直接影响了我，我没有感觉自己远离了祖国，可以对他漠不关心，我对所有的政治游戏不再感兴趣，但我对波兰本身感兴趣。这是我的世界，我源于此，而且毫无疑问，我将归根于此。”他的这种自我定位，源于他的另一个认识：“人的一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童年吃早饭拍你手的那个人”——对于基耶斯洛夫斯基来说，那就是他的父亲，一位从二十多岁就开始生病，四十七岁就已离开人世的波兰工程师。
基耶斯洛夫斯基说：“很少有人五十多岁时父母双全的。”这话使我大吃一惊：我没有想到，没有去关注，我的父亲去世时，其实我才三十多岁，我三十多岁就成了“单亲孩子”，那种失落感，无从弥合。基耶斯洛夫斯基也是一样。
我很年轻就失去父亲，是因为父母亲生育我生育得晚，基耶斯洛夫斯基不同，体会出的简单道理却是相当一致：“我们时常想起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我们不能重现这一连串的事情，在这些事情中占主角的那些人显然已不在了。”
基耶斯洛夫斯基拍过很多记录片，或者说，先拍了很多记录片，再来集中拍摄那些剧情片。拍记录片，贴近现实，又远离荣耀。这也许是基耶斯洛夫斯基低调人生的基础。他说：“电影制作的含义不是观众，节目，评论与访谈。它意味着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意味着严寒，大雨，泥泞以及举着笨重的灯。这是一件令人伤脑筋的差使。”
他是个悲观主义者，至少他自己如此看待自己，包括看待自己的导演身份。当今世界的人都在瞩目电影之辉煌，他却说道：“我理解费尼里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在电影厂里建街道，房子，甚至人造海，这样许多人就看不到导演工作的惭愧与渺小了。”
这会让许多艳慕导演冠冕的人吃惊：难道伟大的导演会认为自己的工作令人“惭愧”吗？
他不理直气壮，活在这个世上，他简朴，甚至心怀卑微。他看到的总会是：自己仅仅是在抗拒种种压力，“而其他人却在做真正的付出”。有一段时间，他喜欢寻访旧地。他过去常想，到一个地方看到三四十年未见面的老朋友的感觉，肯定美妙无比，世界变得完全不同，朋友们变成什么样子了呢？他那样做了，遇见一些老朋友，然后，他终止了这些动机，因为他又在“惭愧”了：他挺富裕，开着一辆好车，一生中总有一两次是很幸运的，但是他开车经过的地方，总是有贫民窟，住在那里的人们，一生连一次幸运的机会都没有，正在和将在贫困中终了一生：他们不幸运，着实使我感到惭愧。
显然，物质分配的不均，生命地位的差异，反映到基耶斯洛夫斯基身上，深化了悲哀抑郁。于是，他在《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1991）中看到的是一种致命的疾病，它导致波兰的维罗尼卡在音乐会上心脏病突发猝死。另外一个维罗尼卡，法国的维罗尼卡，同样有着一副动听的嗓子，同样心脏不好，却似乎要幸运得多。可是，这也是一种假相：她遇到一个恋人，木偶艺人亚历山大，她以为，他就是自己的命运，她可以与他结合，然而，结局是，她离开亚历山大，破灭了爱的希望，回到老父亲的身边。
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基耶斯洛夫斯基开始一身在波兰一身在法国的双重生活。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