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真故事-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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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戌二月初二日写讫
探佚与打假
《太原日报》的《双塔》版，愿意将几千字的版面惠予学术讨论，而且范围包容了红学中的探佚学，我不知全国市级日报能够这么做的共有几家？令我心中充满了敬意。承安裴智同志的美意，要我参加争鸣，我真不应该辜负这个宝贵的版面而“交白卷”，于是挥汗命笔，贡我拙意——用雪芹的话，就是“试遣愚衷”了。
探佚是干什么？又为何而探佚？
探佚是寻真，寻真也是为了打假。
人们现下时兴“打假”这个措词，干脆利落，带劲又带味儿。人们都懂得假东西必须痛打——假名牌，假钞票，假药物，假珠宝……，连交警、军人都出来假的了，祸国殃民，不打怎么得了？！
可是，中华文化上第一流宝物《石头记》也有假，人们就不全是那么关心了，打不打似乎无关大局，小事一段，甚至有人不知辨假——更甚者宣称假的不假，就是“曹雪芹原著”，说将程高本120回“全本”割裂为前80回、后40回是“犯罪”！
这么一来，寻真揭假的探佚者，倒是反该痛打的了！你看，咱们中华文化领域上的事情，奇也不奇？怪不得脂砚斋早就批了：“一日卖了三千假，三日卖不出一个真！”我想，那“三日”还不对，应改为“三年”或“三世纪”才是真情。探佚学，崭新的红学分支专科，近年建立起来了。有人不理解，有人反对， 有人挖苦，以为这纯粹无中生有，不啻算命打卦。哪门新学问都是在“四面楚歌”声中生存而且发展的，探佚学也不例外。我为梁归智教授序《石头记探佚》时就预言，此学将是红学中最有生命力的一支新学科。事实证明了那话不虚。短短的这十来年，探佚学已由各种形态而表现于文化学术的园地，已然不再是孤木不林、弧掌难鸣了。自然科学家、文艺创作家，也都“不请自来”地参加了我们的“队伍”。“楚歌”能吓倒一种真实生命力的人文科学的生旺兴荣吗？看来吓不煞人。真有生命力的学问事业自有它逐步发展的规律。 规律往往不是直线，有起伏波澜，有曲折进退，有艰难险阻，但“总箭头”是指向前指向上的。探佚学起步不太久，成绩超过了原先的估量。但它远远还未进入成熟时期，只是一种初级阶段。这就还是带着“开垦性”的一种非常特殊的大胆的尝试性工作。它要伐山开路，走出—条原来没有的坎坷之路径。
这一小批“伐山开路”工作队，阵容还很不强大，有点儿“尚不成军”。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并非“组织”“机构”，他们只能“各自为政”，自己凭着个人才华思力去摸索，更无什么经验、指导之类可资参助遵循。
这一形势明显得很，不必张皇夸大。正因如此，我对探佚学的“态度”就自 然形成两个特点：一是鼓舞，二是宽容。
鼓舞，是双重义：我见了探佚性质的文章著述，我自己先受到了鼓舞，而我对那作者也给以鼓舞的表示。宽容，是力戒“求全责备”的想法，观其大略，有一可取，即原谅其细节上的不妥善。也就是说，不苛求于人，也绝不过早地泼人冷水。
这是何故？因为出一个肯来打假的学人，是太不容易也太不简单了，我不忍“伤”他——挫其锐气，败其兴致。
这是不是明知不然、故为“纵任”呢？也不一定。第一，自己所谓的“不然”，是自己的尺码量人，不宜对这尺码过于自是自信。第二，即使自家尺码有 些准头，也要给学术交流考虑充分的对话气氛，只宜用委婉的方式轻轻“点”“照”，希望他能因而自悟自理，而无待掰瓜露籽，大嚼无味。
这“心态”的深处，还另有一番道理——
我总以为，纵使目下某一特定的探佚性作品还有毛病或问题，——它所寻到的“真”还不即是雪芹原著之真，那也比程高的伪续要“好”要“真”一些，因为，程高是别有用心的假，而此探佚之作的非真，仅仅是学力、思力、悟力、慧力不够的问题，两者性质是绝不相同的，而后者的非真毕竟是寻真者的能力不足，而非“居心叵测”（胡风先生评高鹗伪续之用语）！
再者，探佚的成果，自然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有是有非，但别的研究领域中何尝不是如此？岂独一个新兴的探佚之学？抱着过早过苛的态度去对待它，难道是公正的应该的？探佚者所提出的论点与初步结果，当然难保即已尽得雪芹原著之真，这也无庸惊怪轻薄、当头一棒，因为，他们的探索成果不管多么“非真”，也总是给世上的在二百多年来被程高伪续骗局的牢笼死死蒙蔽住的人们，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意念，新的境界——这就首先起了一种牢笼可以也应当打破的“醒觉”作用。这作用，也许一般人还不能一下子领悟体受，但它实在是非 常重要的一个打假寻真的开窍因素，轻蔑它就不对了。
以上就是我对所有愿来投身致力于探佚的学人们的“总方针”或“根本原则”。
基于这个方针原则，我对张之、周玉清、刘心武以及电视剧本结局部分的撰者、海外的张硕人等等探佚工作者，都表敬意，佩服他们的勇气与毅力，非同小可，因为这真是一种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甚至是“犯众怒”的“挑战”，不是人人能作肯定的琐末闲篇儿。至于他们的识见之高低，理解之正误，灵性之多寡，手笔之优劣……，那完全是另外角度层次的评议对象与范围了，最好是暂归“分别另论”，倘若一古脑儿都要纠葛在一起，论短说长，那将自陷于“混战”之中， “迷阵”之内，就什么也扯得上——什么也扯不清了，结果，反对探佚的正好抓住你们自己“授”来的好“柄”，说你们探佚的本来就是这么乱来，这么胡闹，这么不成气候。
积五十年来的经验，略知热爱与关切红学的人无虑有千千万万，但真正能做探佚工作的学人，极少极少。发现这种人才，培育这种人才，都不是轻而易举之事。所以，我特别珍视这种人才——因而萌生了“宽容”的心理态度。
宽容，不等于同意一切信口胡猜，随心乱搅。除了那种之外，在思维方法、求证方法上发生了与自己“尺码”有所不同之时，则主张“宽容”，避免自是， 自大，以致弄到强人从己。人家毕竟也是“一家之言”＇注一＇，何必一定要“我”来雌黄？举个小例，我在《文汇报·读书周报》发文评介王湘浩著《红楼梦新探》时，从整体大局出发，给以很高评价，但我不提我对他个别考论的不同看法；王先生认为宝钗结局是死于雪中。这论据显然是第五回册子判词中的“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不能说他是无所依据而逞臆之言。但问题是：如照此种推理考论的方法，那就应当同时得出另一结论：“林黛玉是在树上吊死的”。可是谁也没这么提过，则其故何也？足见王先生那个考论未必妥当，可是我不想多口＇注二＇。因为，王先生至少还是示人以一点：程高伪续中的宝钗“结局”，是个大骗局。这也初步起了打假的作用。至于到底如何，尽可从容切磋讨究，逐步寻到真解真境。
以上这点拙意，都与朋友在通讯中申述过；但我以为，如果不瞩目于大端，而多涉这些你长我短的琐细之处，就大大不利于探佚学的繁荣发展了。
我的这一点意思，或许也可说是—种苦心吧？这苦心自然也会有人不以为然。不过他若能想上一想：程高伪续的文化流毒，酷烈了二百多载，直到今日还在被人宽容着颂美着，誉为“伟大”过于原著，云云，那么我们对刚兴未久的探佚之 学采取一些适度的宽容，就反而不行了吗？我们不是提倡讲科学讲道理的良好学风吗？
探佚新学科虽说是建立未久，它的根源却也悠远，实际从乾隆末期程高本一印行，就引起了学人的思索，今日我们已经可以征引十多家的文字记载，一致证明了在120回“全本”之外，另有一种旧抄本，约有16册分订，共约30回书，内容与程高本迥然绝异。这种抄本，有的称为“异本”，有的称为“旧时真本”。尽管有人不相信那就是雪芹原著（以为也是一种“续书”），但记载者提出了“真本”一称，却十二分重要，这重要在于：讲“异本”的还可以解成是“好奇”，而提出“真本”的这个事相，却的的确确地反映出当时文人读者界的寻真与打假的认识与要求了！这一点方是我国小说史（文化史）上的头等大事，忽视了它的意义，就只能落于“看闲书解闷儿”的文化层次，那自然就再不必深谈什么真妄是非了。
我自己“失足”于红学的“考证派泥坑”里将近半个世纪，不知陷溺于此者究为何故？如今一回顾，原来是由胡适先生争论版本真假的问题，引发了我的要把真作者曹雪芹的时代、家世、生平、思想、文字……一切一切，都弄个清楚的大愿与虔心。直到1953年拙著《红楼梦新证》问世，评论界毁誉百端，捧场的惠以齿牙，说是“材料尚称丰富”（何其荣也！），可是绝无一人说过《新证》的唯一而总括的目的就是寻真打假。更奇的是，寻真不对了，打假更错了，我的揭露批判程高伪本倒是犯了错误——“太偏激了”。
在真伪问题上，还发生“偏激”与否的评议，那么可知反“折衷主义”白白反了许多年，假的到底该打还是该赞？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有半点糊涂。我“坦白”了上述的思想，就是为了说明：我对探佚学的态度是有其根由的——此外并无别意。
从我自己的经验体会来说，探佚毫无奥妙或神秘可言，更非那种讥为“占卜”者所理解的那样“迷信骗人”。探佚的主要依据是雪芹的笔法与脂砚斋的批点。在此以外，参考见过真本异本的人的诗文记叙。雪芹笔法中一大特色是前面“闲文”处处都是后文的伏线。
伏线，即“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之法，此法中华小说独擅，而雪芹将它运用发展到精妙绝伦的奇境地步，万人难及！鲁迅先生是最早认识此一要义的，所以他评价续书时明确提出要看是否与原书伏线背与不背，以此作为尺码标准（具见《中国小说史略》第24章）。这其实也就是探佚学之所以产生、建立的根本来由与科学依据。那种讥探佚为“占卜”的，恐怕是对这些道理没有领会能力之所致，故而出语轻薄，“俏皮话”骂人，他们实在没读懂雪芹的那支笔，应当下虚心，也该向鲁迅学习。脂批只是随文信笔，偶然逗漏了一鳞半爪，却令我们感受到丘壑深幽，情景层叠。脂砚并非“卖关子”，故弄玄虚，弄什么“悬念”吊人的胃口，一点儿也不是；只是因为自己深感于前后文兴衰呼应，情节笔致的令人无限感叹而涉及了她所熟知的后文的某些实况——她当时是从原书未毁的整体讲话作批的，自然还不曾预料到此整体会痛遭劫数而后人是看不到后半部分的了！这就是那种一鳞半爪的偶然性的性质与情势的实际。她没有也根本用不着（想不到）要为后人提供“源源本本”的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