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2006年第2期-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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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创作成果、各自的阐释与理解置于两仪文舍这样一个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两种文学搭建的平台上时，中法当代文学的聚与散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呈现。
当今的作家们都置身于开阔的世界，全球性已经和其他文学表现对象一样进入了他们的创作中，世界文学遗产是他们汲取的共同源泉，无论是文学创作的技巧与手法还是所传达的主题与思想都没有国界，是可以超越文化背景，共存于中法当代文学之中的。在进行同题创作时，格非和弗兰西斯·密西奥就同时采用了博尔赫斯式的手法；而梁秉钧和菲利蒲·福雷都在各自的作品中提到了日本；当苏童和彼埃雷特·弗勒蒂奥面对“迷宫”这一命题时，他们都将之解读为对人的生命的描述：生活即“迷宫”；毕飞宇和菲利蒲·福雷则都将生与死、女性，视为小说永恒的主题。
同时，无论是个人生活环境的差异还是语言文化的大背景的差异，都使得中法作家之间又鲜明地体现出了“散”的因素：或是对对方作品的误读又或是在某些观念上的分歧。在应晨与安托万·沃罗底的对谈中，安托万·沃罗底就曾从西方眼光出发，误以为应晨的作品中讨论了佛教问题，带有亚洲哲学的色彩。而应晨则予以了否认。而菲利蒲·福雷在与李锐的对谈中，误认为李锐小说中对“颜色”这一主题的处理体现出对当代艺术和观念艺术的质疑，而李锐的本意只是以“颜色”来表达农民和艺术家互相不理解的悲剧，以“颜色”来象征生活的困难。在苏童与彼埃雷特·弗勒蒂奥的对谈中，彼埃雷特谈到苏童以“迷宫”为主题创作的《拾婴记》打动她的地方在于它在写实的同时有着梦幻色彩，而她非常不喜欢《包法利夫人》这样太写实的作品，她认为这样的作品不能带给读者心灵的自由。而苏童却称《包法利夫人》是他最喜爱的作品，福楼拜试图以写实的手法指明人类光明的彼岸。两位作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争论，反映出中法当代作家文学观念上的差异：前者回归写实，而后者更为追求抽象化和形而上。
两仪文舍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参照体系，令中国作家们在交叉审视的目光中关照自身和对方的文学。在与不同的文化观念的碰撞中，在从外部投来的眼光中，也许更能引发中国当代作家去思考，什么是中国的当代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具有怎样的独特性和民族性，应该与西方文学和文化保持怎样的关系，从而去为自身定位，挖掘中国当代文学的本真所在。
三
在两仪文舍中，参与交流讨论的主体不仅是传统的双方作家，更出现了重要的第三方——翻译家。文舍汇集了在法国从事翻译工作的中国译者和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法国翻译家尚德兰、罗玛丽、艾梅里、德琳等。翻译家的参与，让作家感到兴奋。杨炼表示，他非常喜欢和翻译家谈诗，他们对于作品的理解非常透彻。同时，由于翻译家的参与，文舍的讨论主题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创作问题，作家们也和翻译家一起，以自己的作品译本为题，就姓名翻译、时态翻译等中法互译中常见而棘手的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翻译和翻译家是文学交流的重要支柱，但在过去的国际文学交流中，翻译家仅仅起到进行语言翻译，协助对话展开的作用，从没有以独立的个体的身份参与交流。实际上，翻译家作为译本的创作者，对于原作品必然有着深刻的理解；同时他们具有双语、双重文化的眼光，能够从独特的切入点对原语和译入语文学进行观察和分析，往往能给作家带来新的启发。作品的翻译问题对原作的传播和阐释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影响，但作家往往由于语言能力的限制，无法了解自己作品的翻译情况。两仪文舍独特的运作方式，使得作家的创作和翻译家的创作在极短的时差内相继进行，有的作家在写作时就已经开始思考在翻译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通过翻译家介绍他们对翻译难点的处理方法，译作在译入语文化中所产生的效果等原作的翻译情况，作家得以介入对自身作品译本的评价，和翻译家共同讨论，指导未来的翻译，成为自身作品翻译的参与者。两仪文舍强调译者的作用，重视作品的翻译问题，引入翻译家对作品的解读，无疑是具有远见的一大创举，为今后的国际文学交流提供了新的思路。
四
两仪文舍的组织者不仅重视讨论的现场效果，也非常注意活动的长期的、外围的影响，整个活动有一整套出版发行计划相配合，讨论会的所有文稿均予以发表。每次会后，两位作家的作品以及安妮·居里安对会议讨论的归纳总结汇总成专辑，以中文和法文分别出版。专辑由四份文学杂志负责轮流发表，法方为《欧洲》和《八月之雪》，中方是香港的《香港文学》和海口的《天涯》杂志。由此，两仪文舍每次开会之前，人们就可以在一份中文杂志和一份法文杂志上读到上期的专辑。人文科学之家出版社还发行了汇编参与作家为两仪文舍撰写的作品的文集《两仪文舍——法中文学对话》，并拟发另一本刊载讨论各方专家在会议专题上的研讨与分析的总集。出于对文学意义和人类学价值的尊重，所有书籍均以中法双语进行出版。同时，历次两仪文舍会议的全过程，经录像后都以法文和中文上传到网络，进行网络传播。
两仪文舍在多个方面突破了传统的文学交流形式，创造了一个由阅读、创作、翻译、讨论、出版，五元构成的完整的新型文学交流模式，在各个方面促进了具有当代性的创作。两仪文舍所采取的跨国跨文种联合推介作家作品的形式，也促进了中法两国读者对对方当代文学的了解。中国文化在法国人中引起的兴趣日见浓厚，为数众多的法国出版者都向华语世界敞开大门。但在法国，对中国文化的青睐，先前主要朝向古典作品，而如今也转及当代的文学创作。在这样一个巨变频仍的时代，华语作家置身华语圈乃至全球的梯度上，如何构建他们的世界，又如何呈示他们的观照，这是法国公众满怀兴趣热望了解的。同样，在华语世界，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如果说法国古典文化与文学为人熟知和推崇，当代法国文学进入视野引起注目则还是比较晚近的事。这种面向当前法国当代文学界的开放，也是近年来所不多见的。两仪文舍的这些做法无疑为宣传中法当代文学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今后，像两仪文舍这样具有创新性的文学交流活动，无论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还是对于普通读者而言，都是值得期待的。
（杭零：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博士生，邮政编码210093）
瓦尔登湖
李美华
原本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小湖，因为一个文学家和哲学家的关系，从此在美国历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这就是位于波士顿康克德小镇的瓦尔登湖。
瓦尔登湖的成名完全归功于美国先验派哲学家亨利·大卫·梭罗。梭罗出生于波士顿的小镇康克德，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他崇尚过简朴而有原则的生活，1845年至1847 年，梭罗只身一人来到康克德附近的瓦尔登湖畔，建了一座小木屋，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生活。他把一切都简单化，严格控制自己的开支、日常用品以及跟其他人的联系。他的观点是回归自然，摒弃一切物质享受，过简朴、单纯的生活。梭罗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写下了《瓦尔登湖》一书，成了美国先验派哲学的代表作品。此外，梭罗的作品还包括诗歌、评论和散文等。遗憾的是，梭罗英年早逝，年仅四十五岁就与这个世界告别了。
身在波士顿，离瓦尔登湖如此之近，自然生出去一瞻丰姿的念头。于是和一个朋友约好，打算乘坐通往波士顿外围小镇的火车前往。那天正好碰上波士顿少有的高温天气，气温高达华氏98度。在太阳底下一走，马上便热汗淋漓了。还好，火车上空调很足，人又不多。坐在凉爽的火车上，观赏两边的风景，在这大热天里，还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车到康克德小镇，我们下了车，问车站的工作人员瓦尔登湖怎么走。工作人员给我们指了大概路径，笑问我们是不是要去游泳。我们把这当成玩笑，告别了他，直奔瓦尔登湖。
这是一个风景宜人的小镇。街道两边绿树成阴，一栋栋民房小巧、雅致而干净，给人以很清爽的感觉。一路上，我们不时看见路边漂亮的鲜花、造型独特的树木、打扫整洁的小院，还经过了一条名为梭罗路的街道。我们边观赏风景，边悠闲地漫步。来到瓦尔登湖，居然发现用去了四十多分钟。
站在瓦尔登湖边，只见一片茂密的森林环抱着整个湖面。蓝蓝的天、洁白的云、碧绿的树、洁净的水，构成了一幅绝妙的风景画。这不但是个游览区，而且是个休闲度假区。走到湖边，一幅夏日嬉水的休闲图顿时映入我们的眼帘。这时我们才明白车站工作人员说的并不只是玩笑话，这里真的可以游泳。紧靠岸边的洁净的水面上，满是或嬉水或游泳的人群。原来这里是夏日休闲的好场所。很多人都是一家老小一起来的。湖面上既可以看到卿卿我我的恋人，也可以看到父母教孩子游泳的场面。更有趣的是一个美国老太太，她把一只沙滩椅放在岸边的浅水里，穿着游泳衣半躺着，手里拿着一本小说，正聚精会神地看着。
受洁净的湖水和人们欢快的情绪所感染，我们也脱下鞋子，步入齐膝深的水里，让那些嬉水的人们做我们的背景，留下了我们笑容满面的身影。身边一个八九岁大的小女孩正在嬉水。我顺便问了她一句：“你会游泳吗？”她很自信地回答：“会。”然后趴在水面上，双手撑在水底的地面上，边往前爬着，边踢动双脚做狗爬式，孩子的天真令我们哑然失笑……
尽览了湖边宜人的风景，我们沿着湖边的羊肠小道，顺着路标去寻找梭罗曾经居住过的小屋。路途并不远，一会就到了。令我们失望的是，这里根本没有小屋的踪影，只留下了一个高一米左右的石条拉上铁链围成的旧址。前面的一块石头上刻着“梭罗小屋旧址”几个字，旁边有一块木排，上面的字已经被漆成白色，是梭罗说过的一段话：
我到树林里去是因为我希望能够有意义地生活，面对生活中最有实质性的事实，看看我能不能学会生活必须教会我的东西，而在我死的时候，不会发现我其实没有活过。
我们在这块木排前伫立良久，这段话看似简单，但给人带来的思考却是意味深长的。
人该如何生活？人活一世，到底是物质条件重要，还是精神生活重要？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这才有了现实社会中千姿百态的生活方式。当今社会，许多人崇尚奢糜的生活方式，盲目追求物质条件的优越，甚至不惜冒犯罪的危险，这到底值不值得？我想，如果大家对当年梭罗的哲学有些微的认同，也就能把物质利益看得淡一些了。
瓦尔登湖和梭罗的哲学留给我的思考不是一天两天就会淡化的。而活着的意义，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想，人，穷尽一生，也很难找到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