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女人-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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仃的小妇人。不过，我也从来没有在哪一个户籍管理处明确地把我跟他联系在一起，从来没有。
“比如说你还可以……”埃诺异常激动地接着说，“随便改一个名字。你想改个名字吗？”
“不想。”我没精打采地说。
“随便换个名字。”埃诺语气更加迫切，“我看就这儿这个：汤姆，你现在就可以把汤姆换掉，就换成汉斯吧。”
我不想把“汤姆”换成“汉斯”，可我也不想扫他的兴。
“你注意看。”埃诺又凑到我耳边叫道，接着便猛敲那灵敏的键盘，我都能感觉到我那台可怜的电脑在痛苦地呻吟了。
“你按——看这儿——Alt键，然后是‘编辑’、‘替换’，你看，就这么简单。现在屏幕上又问了，你要替换成什么？”
“什么也不换。”我有气无力地说。
“换吧，把汤姆换成汉斯！我们换一下。看，它问：寻找的内容……就是汤姆（咔咔咔），换成……汉斯（咔咔咔咔），是单独的单词吗……不（咔）！逐个确认吗……不（咔）！只替换形式……中断吗……不。”
埃诺终于满意了。一眨眼汤姆就变成了汉斯，电脑还自豪地把改动的地方显示给我们看，每一幕都乖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埃诺高兴得简直对他这台忠实的破玩意儿爱不释手了。
然而，有一处连这台精明的机器也不行。尽管如此，它还引以为荣地向我们显示道：“他孟的①搂住了她……她孟的吓了一跳。”
①电脑出错，把“猛地”误为“孟的”。
不管怎么说，电脑到底还是一个智力低下者，只是没人敢承认罢了。
威尔工作时习惯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而我却一直坐在键盘前。每当他那高智商的大脑想到了一个好词，我那些训练有素的手指便飞快地在键盘上跳跃，以免丢失他宝贵的灵感。他一旦不想要这句话了，我便按退格键，电脑就悄悄地把这些精神垃圾从内存中删除。就这样，我们进展很顺利，这项工作使我们俩都觉得很有意思。
我的眼前不断出现我的——我们的！——婚姻画面，而威尔则认为是在摄制一部全新的影片。他一秒钟也没有把汤姆——对不起，是汉斯——这个不忠实的丈夫当成他自己，看来他到现在还不清楚，我们俩正在改编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时候，我问他某些场景该怎么调整，他就会告诫我说：
“这就不劳你费心了，你对拍电影一窍不通。”
我们的合作比我们共同走过的那一段婚姻要顺利得多。有时候我还真喜欢他。他就像个大孩子，穿着运动袜在我面前走来走去，不停地表演着某些场面，听到我赞同的笑声，他更是洋洋自得。其实，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帅、很能逗乐的小伙子，现在也还是老样子。六年前在演出《和平与暴动》时，我之所以会对他一见钟情，在这段时间里我有了深刻的理解。
不过，他还是变了，有那么一点点变化。自从他去了一趟柏林回来后，他不仅操着一口柏林话，而且还故意模仿喜剧演员迪蒂·哈勒福登的口音。这就是他的幽默风格，是他长期不懈地锻炼出来的。我觉得很好玩，便用笑声来表示赞赏。另外可能也有想让他保持良好情绪的原因。有一些镜头他能一遍接一遍地表演上五六次，就是因为我笑得很开心。尽管我很快便看透了，他的表情变化和——很遗憾！——语言手段也是很有限的，因为他一直都是在自个儿演，但我还是笑了。这就是男人，他们总是心甘情愿地受欺骗。
等我们笑够了，就又想方设法去寻找一种通俗易懂的语言，这时他往往很大方地把中间台词的写作权留给我。
我很清楚自己任务的重要性，晚上便一直忙着整理那些极为风趣的对白，那些被威尔·格罗斯想像成喜剧的台词。孩子们入睡后，我就拿上一瓶啤酒放在写字台上，开始起劲地工作起来。
埃诺时而过来，善意地笑我无能，笑我不会用灰色界面覆盖，不会将数据存入软盘，可我一直干得很顺利。
这些日子过得可真愉快：上午我和威尔一块儿写作，两点半帕拉把刚洗过澡、受过教育的孩子们交还给我，下午我就带着他们去市郊森林，晚上又跟我的电脑和埃诺亲切会面。
这期间，我两次乘夜间航班去维克托那儿。
遇到这种情况帕拉就留下来过夜。悄悄地，不必费什么口舌。
我的生活中没有比这段时间更幸福的了。
埃诺为我设计了一幅宣传画，依靠电脑和照片编辑器的帮助，这当然不成什么问题。这幅宣传画设计得绝对具有专业水平，在我的一张明信片大小的黑白照片（摄影：温克尔）下是一行黑体字：新女性出版社——弗兰卡·西丝。尽管不是很押韵，但我敢肯定，埃诺绝对没想到这一点。
一翻开这幅广告，我的小说的封面便赫然入目。斜上方印着：发行量：十万册！
后面便是风趣的广告词，说我的书目前正在全德国范围内销售，说它即将由知名导演推向全国的电影院，说作者的作品朗诵会日程表已基本排满，仅有个别日期还空着，有兴趣者请从速与我的经纪人，科隆的埃诺·温克尔博士或者与我的编辑，汉堡的维克托·朗格博士联系。
这一切的一切，我觉得太棒了。
很快，第一位记者便来报到了。
他是汉堡《我们妇女》画报的记者。
到底是我的经纪人埃诺·温克尔博士还是我的编辑维克托·朗格博士使《我们妇女》报社的这位小伙子对我产生了兴趣，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妇女》报社原本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
不管怎么说，终于有一位记者按照我们电话里约好的时间在午饭后过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位摄影师。
我呢，还正跟威尔坐在一起搞电影脚本呢。
孩子们跟着帕拉在地下室。刚过两点。
这位记者姓伯克，摄影师姓伯尔克。他们的名字都是施奈德。很可能就是由于他俩的名字过于相像而经常被人搞混，他们才成了搭档。
伯克先生和伯尔克先生穿着牛仔服，蓄着大髭须，看来又年轻又友好。我像迎候老朋友似的把他们请进屋。他们俩是开着一辆半新的雪铁龙来的。两人蛮有兴致地在我家下面的几个地方转了转，稍事休息后，伯克先生就开始准备他的录音机，而伯尔克先生则把照相器材从车里取了下来。当他们的目光投向我的写作间时，我向他们介绍了威尔·格罗斯，可他们对他并不感兴趣。
“你可以先回去了。”我说，“我看今天肯定是写不成了。两点半帕拉就要回去了。”
威尔·格罗斯并不想现在就走。
我思忖着要不要打电话把埃诺叫来，不过他要来了，肯定又得跟这两位男人神侃一通他的机器性能，而这些我早就听够了。况且，这次终于是在没有埃诺的法律帮助下，我自己办的一件事，一次简单的、可怜兮兮的采访！威尔·格罗斯他愿意蹲在工作间里就让他蹲在那儿吧。
我用电话通知帕拉，让她把弗兰茨和维利打扮得像对双胞胎，衣服色调明快一点，过会儿把他们带上来，一块儿照张相。
“好吧。”帕拉说，“咖啡和糕点都放在桌上。”
太棒了！我并没有告诉她要准备这些东西，可她早已烤好了蛋糕，煮好了咖啡。和散那①，特劳琴姑妈！
①希伯来词汇，原竟为“救助”，转意为“赞美”。
我把两位记者劝到咖啡桌旁，让他们先慢慢喝着，我则马上冲进盥洗室，匆匆打扮了一下。
我对《我们妇女》画报来说是否上相？该报会不会觉得我太丑了？他们欣赏的可是那些梳着拉罗发廊式发型、粉脖桃面上不见一丝皱纹的俊俏女郎啊，他们才不要看我这样年过三旬、饱经风霜的普通脸蛋呢！
不过，墙上的镜子里反映出的形象并没有什么糟糕的地方，而竞争出版社那位妇女读物的女作者也不见得比我漂亮多少。
啊，我还是很不错的，看起来像是初夏的化身，这主要得益于最近一段时间充足的睡眠。
伯尔克先生建议我们在花园里拍一张吃早餐的全家合影。这个主意真是出人意料而且独具匠心。他说，这种相片总是很受读者的青睐。我想了想，确实如此。所有的报刊在报道那些在社会上多少有些影响的人物时，总会登出这种在花园里的家庭早餐照：桌上摆着橙汁、新鲜面包和优质黄油，桌下是一只心满意足的长毛狗，桌子旁边坐的总是爸爸妈妈和两到四个穿着颜色搭配相称的衣服的孩子，所有的人都在冲镜头笑。底下写着：罗丝·波才兰①非常重视饮食健康，图为她正从容不迫地和本亚明、尤丽娅、亚历山大三个孩子吃早餐。或者，照片上是她、丈夫尤尔根（左）和他们那条叫阿克瑟的狗（右）在花园里共进早餐。
①原文借用了一幅漫画的名字，原意是形容母亲像瓷器一样纯洁。
我觉得这个主意真不错。我们立即开始把咖啡桌收拾干净。尽管已经开始滴雨了，我们最后还是把桌子拖到了花园里。摄影师很遗憾不能拍这张漂亮的咖啡桌，因为他必须为《我们妇女》提供一张花园早餐照，而不是饭厅里的咖啡桌。他说，饭厅里的咖啡桌太俗气了，请别介意。他问我们是否有桌布。帕拉在家里到处找桌布，可我从来就没有桌布，因为我觉得这纯属多余，特别是有了两个小孩，他们会胡乱拉扯，引起危及生命的火灾；或者会手脚乱动，至少会把桌布上的瓷器连同食物一起拽到地上。再说这样的一块桌布也总是干净不了，看看桌布就会知道昨天和前天吃的是什么饭，哪个顽皮孩子坐的是哪个位置。顺便说一下，桌布太俗气了。请别介意。
伯尔克先生却坚持认为，在绿色的天然篱笆前配上黄色桌布与紫色杜鹃花，视觉效果一定非常好。
“我们有黄色的床单。”帕拉果断地说。
于是我们冒雨给桌子铺上床单。孩子们已经穿着一模一样的水兵服（看起来像一对小搭档），乖乖地站在一旁等候照相。我们把孩子连同他们的小凳子一块儿拉了出来，然后大家在绿篱笆前面站成半圆。帕拉取来了面包、黄油、果酱、拼盘、奶酪和餐巾，并且很艺术地把它们摆到了桌面上。伯克先生正好闲着，就把杯碟分放在床单上。
“我要红色杯子。”弗兰茨嚷道。
伯克先生急忙把红色的杯子放在他的跟前，并且说，他不知道我们家谁用什么餐具。
“我要褐色杯子。”维利嚷道。伯克先生于是环顾四周，寻找褐色杯子。我解释道，维利是色盲，他指的实际上是蓝色杯子。
对此，伯克再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怀着恻隐之心，关切地问维利是不是也看不了彩色电视。他自己还没有孩子，这么问至少不是有意的。哈哈哈，这真是一个大笑话。
“看不了。”我内行地答道，“维利到现在为止只能分辨黑白两色。”
“桌布是什么颜色的？”伯尔克问，因为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个爆炸性新闻。
“黑白色。”维利说完便开心地笑了。
当大家都哄笑的时候，他又得意洋洋地加了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