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年轮-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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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形容词，在出现之后都随着小说的推进而得到小心的转接和照应，也很少一次
性消费。这种不断回旋的“永劫回归”形式，与作品内容中对“永劫回归”的否
决，似乎又形成了对抗；这种逻辑性必然性极强的章法句法，与小说中偶然性随
机性极强的人事经验，似乎又构成了一种内容与形式的“张力”。
文学之妙似乎常常在于“张力”，在于两柱之间的琴弦，在于两极之间的电
火。有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张力，有主题与主题之间的张力，有情绪与情绪之间的
张力，有词与词或句与句之间的张力。爱森斯坦的张力意指内容与形式之间，这
大概并不是像某些人理解的那样要求形式脱离内容，恰恰相反，形式是紧密切合
内容的——不过这种内容是一种本身充满内在冲突的内容。
至少在很多情况下是这样。比如昆德拉，他不过是使自己的自相缠绕和自相
矛盾，由内容渗入了形式，由哲学化入了艺术。
而形式化了的内容大概才可称为艺术。
有一次，一位朋友与我谈起小说理念化的问题。他认为“文以载道”并不错，
但小说的理念有几种，一是就事论事的形而下，一是涵盖宽广的形而上；从另一
角度看去也有几种，一种事关时政，一种事关人生。他认为事关人生的哲学与文
学血缘亲近，进入文学一般并不会给读者理念化的感觉，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和卡夫卡的《变形记》即是例证。只有在人生的问题之外去博学和深思，才是五
官科里治脚气，造成理论与文学的功能混淆。这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观点。
尽管如此，我对小说中过多的理念因素仍有顽固的怀疑。且不说某些错误褊
狭的理论，即便是最精彩最有超越性的论说，即便是令读者阅读时击节叫绝的论
说，它的直露性总是带来某种局限；在文学领域里，直接的理念或由人物扮演着
的理念，与血肉浑然内蕴丰富的生活具象仍然无法相比。经过岁月的淘洗，也许
终归要失去光泽。我们现在重读列夫。托尔斯泰和维克多。雨果的某些章节，就
难免这样感慨；我们将来重读昆德拉的论说体小说，会不会也有这种遗憾呢？
但小说不是音乐，不是绘画，它使用的文字工具使它最终摆脱不了与理念的
密切关系。于是哲理小说就始终作为小说之一种而保存下来。现代作家中，不管
是肢解艺术还是丰富艺术，萨特、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昆德拉等又推出了一批
色彩各异的哲理小说或哲理戏剧。
也许昆德拉本就无意潜入透明的纯艺术之宫，也许他的兴奋点和用力点除了
艺术之外，还有思想和理论。已经是现代了，既然人的精神世界需要健全发展，
既然人的理智与情感互为表里，为什么不能把狭义的文学扩展为广义的读物呢？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显然是一种很难严格类分的读物，第三人称叙事中介入
第一人称“我”的肆无忌惮的大篇议论，使它成为理论与文学的结合，杂谈与故
事的结合；而且还是虚构与纪实的结合，梦幻与现实的结合，通俗性与高雅性的
结合，现代主义先锋技巧与现实主义传统手法的结合。作者似乎想把好处都占全。
在翻译过程中，最大的信息损耗在于语言，在于语言的色彩、节奏、语序结
构内寓藏着的意味。文学写人心，各民族之间可通；文学得用语言，各民族之间
又不得尽通。我和韩刚在翻译合作中，尽管反复研究，竭力保留作者明朗、简洁、
缜密、凝重有力的语言风格，但由于中西文水平都有限，加上表音文字与表意文
字之间的天然鸿沟，在语言方面仍有种种遗珠之憾，错误也断不会少。尤其西文
中丰富灵活的虚词功用，很难找到相应的中文表达方式。所以读者在阅读时读通
大意即可，无须对文字过分信任。
幸好昆德拉本人心志颇大，一直志于面向世界读者，写作时就考虑到了翻译
和转译的便利。他认为捷文生动活泼，富有联想性，比较能产生美感，但这些特
性也造成了捷文词语较为模棱，缺乏逻辑性和系统性。为了不使译者误解，他写
作时就特别注意遣词造句的清晰和准确，为翻译和转译提供良好的基础。他宣称
：“如果一个作家写的东西只能令本国的人了解，则他不但对不起世界上所有的
人，更对不起他的同胞，因为他的同胞读了他的作品，只能变得目光短浅。”
这使我想起了哲学家克罗齐的观点：好的文学是一种美文，严格地说起来，
美文不可翻译。作为两个层面上的问题，昆德拉与克罗齐的观点都令我诚服。
但是，为了了解兄弟民族的文学，翻译仍然是必要的，哪怕这只是无可奈何
地作一种肤浅的窥探。我希望国内的捷文译家能早日从捷文中直接译出昆德拉的
这部作品，或者，有更好的法文或英文译者来干这个工作，那么，我们这个译本
到时候就可以掷之纸篓了。
我们并不能理解昆德拉，只能理解我们理解中的昆德拉，这对于译者和读者
来说都是一样。
然而种种理解都不会没有意义。如果我们的理解欲求是基于对社会改革建设
事业的责任感，是基于对人类心灵种种奥秘的坦诚与严肃，是基于对文学鉴赏和
文学创作的探索精神，那么昆德拉这位陌生人值得认识和交道。
最初发表于1987年翻译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此文为该书之序，后
收入文集《韩少功散文》。
/* 10 */第一部分灵魂的声音（1 ）
张、史二位当然不是小说的全部，不是好小说的全部。他们的意义在于反抗
精神叛卖的黑暗，并被黑暗衬托得更为灿烂。他们的光辉不是因为满身披挂，而
是因为非常简单非常简单的心诚则灵，立地成佛，说出一些对这个世界诚实的体
会。
小说似乎在逐渐死亡。除了一些小说作者和小说批评者肩负着阅读小说的职
业性义务之外，小说杂志是越来越少有人去光顾了——虽然小说家们的知名度还
是不小，虽然他们的名字以及家中失窃或新作获奖之类的消息更多地成为小报花
边新闻。小说理论也不太有出息，甚至给自己命名的能力都已基本丧失，于是只
好从政治和经济那里借来“改革小说”之类的名字，从摄影和建筑艺术那里借来
“后现代主义”之类的名字，借了邻居的帽子出动招摇过市，以示自己也如邻家
阔绰或显赫。
小说的苦恼是越来越受到新闻、电视以及通俗读物的压迫排挤。小说家们曾
经虔诚捍卫和竭力唤醒的人民，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庸众，忘恩负义，人阔脸变。
他们无情地抛弃了小说家，居然转过背去朝搔首弄姿的三四流歌星热烈鼓掌。但
小说更大的苦恼是怎么写也多是重复，已很难再使我们惊讶。惊讶是小说的内动
力。对人性惊讶的发现，曾推动小说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涨涌的浪峰。如果说“现
实主义”小说曾以昭示人的尊严和道义而使我们惊讶，“现代主义”小说曾以剖
露人的荒谬和孤绝而使我们惊讶，那么，这片叶子两面都被我们仔仔细细审视过
后，我们还能指望发现什么？小说家们能不能说出比前辈经典作家们更聪明的一
些话来？小说的真理是不是已经穷尽？
可以玩一玩技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引进在汽车、饮料、小说
行业都是十分重要的。尽管技术引进的初级阶段往往有点混乱，比方用制作燕尾
服的技术来生产蜡染布，用黑色幽默的小说技术来颂扬农村责任制。但这都没什
么要紧，除开那些永远不懂得形式即内容的艺术盲，除开那些感悟力远不及某位
村妇或某个孩童的文匠，技术引进的过程总是能使多数作者和读者受益。问题在
于技术不是小说，新观念不是小说。小说远比汽车或饮料要复杂得多，小说不是
靠读几本洋书或游几个外国就能技术更新产值增升的。技术一旦廉价地“主义”
起来，一旦失去了人的真情实感这个灵魂，一旦渗漏流失了鲜活的感觉、生动的
具象、智慧的思索，便只能批量生产出各种新款式的行尸走肉。比方说用存在主
义的假大空代替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假大空，用性解放的概念化代替劳动模范的概
念化。前不久我翻阅几本小说杂志，吃惊地发现某些技术能手实在活得无聊，如
果挤干他们作品中聪明的水分，如果伸出指头查地图般地剔出作品中真正有感受
的几句话，那么就可以发现它们无论怎样怪诞怎样蛮荒怎样随意性怎样散装英语
怎样能指和所指，差不多绝大多数作品的内容（——我很不时髦地使用“内容”
这个词），都可以一言以蔽之：乏味的偷情。因为偷情，所以大倡人性解放；因
为乏味，所以怨天尤人满面悲容。这当然是文学颇为重要的当代主题之一。但历
经了极左专制又历经了商品经济大潮的国民们，在精神的大劫难大熔冶之后，最
高水准的精神收获倘若只是一部关于乏味的偷情的百科全书，这种文坛实在太没
能耐。
技术主义竞赛的归宿是技术虚无主义。用倚疯作邪胡说八道信口开河来欺世，
往往是技术主义葬礼上的热闹，是很不怎么难的事。聪明的造句技术员们突然藐
视文体藐视叙述模式藐视包括自己昨天所为的一切技术，但他们除了给纯技术批
评家们包销一点点次等的新谈资外，不会比华丽的陈词滥调更多说一点什么。
今天小说的难点是真情实感的问题，是小说能否重新获得灵魂的问题。
我们身处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一个不相信灵魂的时代。周围的情感正在沙
化。博士生在小奸商面前点头哈腰争相献媚。女中学生登上歌台便如已经谈过上
百次恋爱一样要死要活。白天造反的斗士晚上偷偷给官僚送礼。满嘴庄禅的高人
盯着豪华别墅眼红。先锋派先锋地盘剥童工。自由派自由地争官。耻言理想，理
想只是在上街民主表演或向海外华侨要钱时的面具。蔑视道德，道德的最后利用
价值只是用来指责抛弃自己的情妇或情夫。什么都敢干，但又全都向往着不做事
而多捞钱。到处可见浮躁不宁面容紧张的精神流氓。
尼采早就宣布西方的上帝已经死亡，但西方的上帝还不及在中国死得这么彻
底。多数西方人在金钱统治下有时还多少恪守一点残留的天经地义，连嬉皮士们
有时也有信守诺言的自尊，有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和风度。而中国很多奢谈民主
的人什么时候少数服从过多数？穿小鞋，设圈套，搞蚕食，动不动投封匿名信告
哪个对立面有作风问题。权势和无耻是他们的憎恶所在更是他们的羡慕所在。灵
魂纷纷熄灭的“痞子运动”正在成为我们的一部分现实。
/* 11 */第一部分灵魂的声音（2 ）
这种价值真空的状态，当然只会生长出空洞无聊的文学。幸好还有技术主义
的整容，虽未治本，但多少遮掩了它的衰亡。
当然，一个文化大国的灵魂之声是不那么容易消失的。胡人张承志离开了他
的边地北京，奔赴他的圣都西海固，在贫困而坚强的同胞血亲们那里，在他的精
神导师马志文们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