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年轮-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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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农耕文明在历史上被游牧部落反复摧毁和反复改造，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有
所变易。相比之下，中国虽然也曾遭受过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迫，甚至有过元朝和
清朝的皇权旁落全国易帜，但农耕文明的深广基础数千年来一直岿然不动，而且
反过来一次次同化了异族统治者，实为世界上罕见的例外之一。直到二十世纪前
夕的鸦片战争之时，中国是全球范围内一只罕见的农耕文明大恐龙，只有独身长
跑式的“绵延”而没有众人接力式的“进步”（钱穆语）。了解这只恐龙，不能
不了解文明源头上的差异。如果这个差异不是造成当今文明交流和文明冲突的全
部原因，甚至不是最主要原因，但起码不应成为人们的盲点。
一个没有家园的游牧人，有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必须习惯在陌生的地方同
陌生的人们交道，包括在利益方面进行争夺和妥协。在这个时候，人群整合通常
缺乏血缘关系和家族体制，亲情已经取消，辈份已经失效，年长也不再能支撑权
威。加上人们都以马背为家，远道驮来的物品总是十分有限，彼此富不了多少也
穷不了多少，个人财富同样不足以成为权力的来源和基础。一种因应动荡生活和
平等生活的决策方式，一种无亲可认和无情可讲的权力产生方式，在这里当然无
可避免。
显而易见，武力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权威筹码。古希腊在荷马时代产生的“军
事民主制”就是刀光剑影下的政治成果之一。现在西方普遍实行的“三权分立”
在那时已有蓝本：斯巴达城邦里国王、议会、监察官的功能渐趋成熟。现代西方
普遍实行的议会“两院制”在那时亦见雏形，“长老院”senate至今还是拉丁语
系里“参议院”一词的源头。当时的民众会议即后来的public握有实权，由全体
成年男子平等组成，投票选举产生首领，一般都是能征善战的英雄。而缺乏武力
的女人，还有外来人所组成的奴隶，虽然合占人口的90％ 却不可能有投票资格。
这当然没有什么奇怪。女人无法力制男人，奴隶已经降于主子，希腊式民主一开
始就并非全民作主，不过是武力竞斗中少数胜出者们的一席圆桌盛宴，大多数弱
败者因性别、族别等诸多限制而不可入席。
希腊是民主一个过于冷酷和血腥的光辉起点。随着城邦的建立和财富的积聚，
长老院后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随着越洋的拓殖和商业的繁荣，中产阶级的市民
逐渐取武士而代之成为民主主体。随着世界大战中劳动力的奇缺和妇女就业浪潮，
还有工人反抗运动和社会福利保障政策的出现，还有美国种族主义奴隶制度的解
除，妇女、工人、黑人及其他弱势群体也有了更多一些的民主权利。这种欧洲式
的民主当然还将继续发展下去。可以肯定，面对投资和贸易全球化的大潮，要处
理贫困、环境、恐怖主义一类全球联动式的挑战，以国家为单元的内部民主已经
药不对症和力不从心，如果没有沟通和整合全球各个族群的超国家民主，没有更
为开放和更为包容的“欧盟”、“亚盟”、“非盟”一类机制以及最后必不可少
的全球性权利分享和权利制衡，所谓全球化就将是一个长着无数脑袋的巨型怪兽，
一身而数心，身同而心异，将永远困于自我纷争和自我伤害。这是一个新的难题，
对于传统民主国家和传统集权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难题。但民主不管走到哪一步，
都是一种与血缘亲情格格不入的社会组织方式，意味着不循私情的人际交往习俗。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文化，正如法治是一种制度，更
是一种文化。一个观察台湾民主选举的观察家曾经写到：八十年代台湾贿选盛行，
一万新台币可买得一张选票，观察家们对此曾乐观地预言：随着经济繁荣和生活
富裕，如此贿选将逐步消失。出人意料的是，这位观察家十多年后再去台湾的时
候，发现贿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拜票”之风甚至到了见多不怪的
程度。人们确实富裕了，不在乎区区几张纸币，但人们要的是情面，是计较别人
“拜票”而你不“拜票”的亲疏之别和敬怠之殊。可以想见，这种人情风所到之
处，选举的公正和效率也就不得不打下折扣。
/* 67 */第三部分人情超级大国（3 ）
在很多异域人眼里，相对而言，中国是一个极富人情味的民族，一个“和为
贵”的民族。中国人总是以家族道德和家族感情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母本，即便在
现代工业和现代商业的风暴中远离家园，进入了高度流动和完全生疏的社会，进
入了以货币兑换人情的服务网络和以法规取代人情的公约体系，也常常不耐“人
情淡薄”的心理缺氧，常常会在新的环境里迅速复制出仿家族和准血缘的人际关
系——领袖是“爷爷”和“爹爹”，官员是“父母”，下属是“子弟”，朋友和
熟人成了“弟兄们”，关系再近一步则成了“铁哥”“铁姐”。这种现象在现代
军队、工厂、乡村、官场以及黑社会中皆习以为常。从蒋介石先生开始，就有
“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一类苦恼：章子代表公事公办的法度，没有私
下写“条”或亲自见“面”的一脉人情，没有称兄道弟的客套和请客送礼的氛围，
就不是时时管用。公事常常需要私办，合理先得合情。一份人情，一份延伸人情
的义气，既要吃掉半个民主也要吃掉半个法治。这样看来，中国茶楼酒馆里永远
旺盛的“吃喝风”，醉翁之意其实不在肠胃，而在文化情结的恒久发作，是家族
亲情在餐桌前虚拟和重建的物态表现。中国式的有情有义，意味着有饭同饱，有
酒同醉，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同时也常常意味着有话打住，有事带过，笔下留
情，刀下留情，知错不言，知罪不究，以维护既有的亲缘等级（讳长者或尊者）
与和睦关系（讳友人或熟人）。一位警察曾经对我说，很多司法机关之所以办事
效率不高，之所以结案率低，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取证难。好些中国人只要与
嫌犯稍沾一点关系，根本算不上家属亲友，也开口就是伪证，没有几句真话。这
种“见熟就护”的官官相护或民民相护，往往导致司法机构在财力、物力和人力
方面的大量耗费，还有悬案、呆案和死案的大量积压。
民主需要成本，法治需要成本，光人情成本一项，一旦大到社会不堪承受，
人们就完全可能弃民主与法治之昂贵，转而怀念集权专制的简易。解决纠纷时宁
愿走“黑道”而不愿意走“白道”，遇上贪官横行就期盼尚方宝剑和最高指示下
的残酷整肃，已经浮现出传统政治的幽灵，表现出欧式民主与欧式法治植入中土
后的机能不适，是制度手术后的文化排异。我们很难知道这种排异阵痛还要持续
多久，还要发展到什么状况。事情是很复杂的。我们也很难知道中国的人情传统
何时瓦解，或者应不应该完全瓦解。据实而言，人情并不总是有损公正和效率。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并没有主流传媒上常说的“穷了几千年”，曾经创造了十几
个世纪的绩优农业，直到十八世纪初还有强劲的“中国风”吹在西方，来自中国
的瓷器、漆器、丝绸以及茶叶风靡一时，令欧洲的贵族趋之若鹜，就像今天进入
中国的劳力士手表和皮尔。卡丹时装一样成为奢豪的象征。中国人也曾经创造了
十几个世纪的绩优政治，排除世袭背景的开科取士，避免封建分割的文官政府，
直到十八世纪还启发着欧洲的政治精英，并且成为赫赫《拿破仑法典》制订时的
重要参考，就像一个世纪以后舶来中国的自由选举制度一样闪耀着文明之光。在
这十几个世纪之中，大体而言，一份人情不是也没怎么坏事么？
即使到了社会化生产的现代，人情常常导致理法的松弛和扭曲，但有时也有
超理法的魔力。认人、认情、认面子，就足以使有些团队——（至少在一定时间
内是这样）团结如钢披荆斩棘所向无敌，有些“父子档”、“夫妻店”以及一些
“贤人魅力”下的经济奇迹皆可为证。这并不是一个小数，也恐怕难以统统归之
偶然。特别是在社会遇到风险和危机的时候，人情更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安全网。
公私界线不清，故百姓揩了公家的油或公家剜了百姓的肉，都可以忍着。公公界
线不清，故法人“三角债”或“N 角债”能清则清，清不了也肉烂在锅里共同混
过而不是度过难关。私私界线不清，于是子女下岗吃父母的，本家吃完了吃亲戚
的，亲戚吃完了吃朋友熟人的，反正天无绝人之路，七拉八扯也能混个日子，说
不定还能买个彩电或者搓一手麻将，甚至出外喝茶时还顺手给邻桌的哥们儿偷偷
买下单，留给哥们儿结账时一份惊讶和温暖。这种民间的和隐形的大规模财富调
节转移，拿到美国行得通么？很多美国人连亲人周末吃饭也得AA制，还能容你们
这些人情蒙面的大盗来打家劫舍？
很多西方观察家敲敲计算机，凭着大堆数据一次次宣布中国即将崩溃，但后
来又一次次困惑地发现，事情常在他们意料之外。这个闹轰轰的大国问题严重居
然就是垮不掉。他们的经济学和政治学里没有人情传统的地位，也就拿不准中国
的脉，因此既可能把中国的难事当作了想当然的易事，又可能把中国的易事当作
了相当然的难事。
比方说，如果说中国没有求富求强乃至求霸的充分经验，改革和发展常常如
老牛负重；但承受和缓解危机实有丰厚的习俗资源，算不上什么难事。
/* 68 */第三部分人情超级大国（4 ）
三
西方的知识专家们大多有“公理化”的大雄心和大眼界，一个理论管天下，
上穷普适的宗教之理，下穷普适的科学之法。不似中国传统知识“无法无天”，
弱于科学（法）亦淡于宗教（天），但求合理处置人事，即合理处置“人情”与
“事情”。先秦诸子百家里，多是有益世道人心的“善言”，不大倚重实证客观
规律的“真理”，“善”在“真”之上。除墨家、名家、道家还有一点抽象玄思，
其余只算得上政治和伦理的实践心得汇编。少公理，多政策；少逻辑，多经验；
有大体原则，更多灵活变通——孔子谓之曰“权”，为治学的最高境界。农耕定
居者们面对一个亲情网织的群体环境来处置人事，内方少不得外圆，方方面面都
得兼顾，因此实用优先于理法，实用也就是最大的理法，用不着他求。
多权变，难免中庸和中和，一般不会接受极端和绝对。“物极必反”、“否
极泰来”、“过犹不及”、“相反相成”、“因是因非”、“有理让三分”、
“风水轮流转”、“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些成语和俗言，都表现出避免极端
和绝对的民间心态。墨子倡“兼爱”之公心，杨子倡“为我”之私心，都说过了，
涉嫌极端和绝对，所以只能热闹一阵，很快退出知识主流，或被知识主流有限的
汲收消化掉。与此相适应，中国传统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安排也从来都是混
合形态，或者说是和合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