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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

阅读的年轮-第25部分

小说: 阅读的年轮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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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出桌外的时候,当那些贩婴杀婴和污染含毒一类的传闻不是被他描述而是在白
人的报纸上爆炒,并且引来他们对所有黄脸人诸多怜悯和惊疑之色的时候(这样
的时候即便不多但一定会有),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已经取得了外国居留证,
但那一个小本并不能使他的生命从头开始,上面还没来得及烙上他最深度的情感。
他也许会在恼怒自己一身黄皮的同时,鬼使神差地对巴黎吐口水,在白人同事那
里无端吹嘘中国人的气功和美食以及孙子兵法,甚至会在电视机前为五星红旗下
中国运动员任何一次夺冠大叫大喊,甚至还会为孩子压根儿不愿说中文或者不愿
听父亲只能说出的中文而气得暴跳如雷,在房间里为伟大的中文走来走去一泄胸
中的恶气。

    在那样的时候,他是谁?

    文化Identity,即文化认同,或者文化身份的确定,也许是一个来源于移民
的问题,是文化交汇和融合所带来的困惑。当新大陆在船头的海平面浮现,当超
音速飞机呼啸着大大略去了空间距离的含义,文化与地域、种族以及肤色的传统
联系,立刻出现了动摇。人们走出乡,走出县,走出省,走出国界,越来越习惯
把童年和祖母的方言留在远方。几乎没有一种文化还能纯粹,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还能固守自己纯粹的文化之根。传教士、商人、黑奴、远征军、难民、留学生、
旅游者、跨国公司……他们一直在或深或浅地率先接受文化嫁接,或多或少地改
变着一片片文化环境。

    移民还在剧增,随着全球性的经济一体化,未来无疑更是一个大移民的世纪,
是一个路上人多拥挤和行色匆匆的世纪,是生活不断从登机口和候车室开始的世
纪。文化认同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政治事件,正在成为旅途上一件越来越沉重的
心理行装。即便没有移民局的官员作身份甄别(一般来说他们总是守护着更为优
势和富强的文化),很多人也会在心中升起一个恍恍惚惚的疑问:我是谁?

    欧美主流文化崇尚个人至上,却又一个劲地时兴着类属的认同,即文化上划
线站队的Identity,当然很有意思。这当然不是什么怪念头,不是什么庸人自扰。
作为分类学同样的爱好者,中国人也从来把“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一类用
作贬义词,而且显示出对混杂状态的普遍性恐惧,显示出对某种本原和单质的习
惯性爱好。你不可能什么都是,也没有权利什么都是。冷战结束以后的民族主义
冲突,更使一些学人在政治降温之后找到了新的营生和新的思想题材,更愿意把
一场有关文化差异的大清查当作新兴知识产业,强迫人们在文化分类目录面前自
报出身,并且非此即彼地选择归属和阵营——而这种热闹的重要背景,是美国学
者S。亨廷顿著名的“文明冲突论”,是德、英等西方强国纷纷出现排斥和限制外
来移民的热浪,包括在法国这样的人权思想原产地,中左力量也无法阻止国会通
过歧视移民的新法案。困难的问题在于:文化差异是存在的,也不应该轻易化约,
但文化身份被太当成一回事的时候,也许就掩盖了另一个重要的事实:二十世纪
的人大多已经程度不同地进入了文化多元性和多重性的状态。一个人,可能是语
言上的塞尔维亚人,却是血缘上的克罗地亚人;是宗教上的阿拉伯人,却是生意
上的以色列人;是衣着上的北爱尔兰人,却是文学上的英格兰人;是家庭伦理上
的中国人,却是爱情法则上的法国人;是饮食上的日本人,却是足球上的阿根廷
人;是聊天时的四川人,却是购物时的香港人;是政治生活中的北京人,却是影
视消费上的洛杉矶人;甚至是这间房里的这一个人却是那间房里的另一个人,是
这个小时的这个人却是下一个小时的另一个人……这些一个个的多边形和多面体,
这些数不清的文化混血杂种,怎样划线站队?即便这些杂种与那些杂种之间还有
很多差别,但不论强国的民族主义还是弱国的民族主义,文化认证的标签派发和
政审意味是否有些不智?

    /* 54 */第三部分熟悉的陌生人(2 )

    L。托马斯是美国一个聪明的生物学家。在《水母与蜗牛》这本书里,他嘲笑
精神病医生们把一个人的多个“自我”,当作精神分裂症的特征。在他看来,一
个人如果有七八个自我,也只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小数目。多个自我共存并不是病
态。如果说这种情况与精神分裂症有区别的话,那么惟一的区别在于,精神病人
的多个自我总是一拥而上,乱成一团,不能像正常人做到的那样交接有序和按部
就班,如此而已。托马斯的这一说法,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人的多重文化身
份。我那位巴黎熟人在面对白人和面对同胞时的不同文化反应,其实不是什么反
常,将其看作不同自我的自然转换,大体符合托马斯笔下的健康人标准。他也不
必有什么“我是谁”一类现代人的焦虑。一个人身上冒出七八个自相矛盾的“我”
而且不被自己察觉,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并无什么出格和危险之处。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熟悉的陌生人”,我既是我,也是你,也是他,
甚至是一切人称谓格,是一个复数化的存在。

    佛祖曰:众生即我,我即众生。

    除了地域意义上的移民,应该说,隐喻化的“移民”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

    有时间的“移民”。一般来说,年轻人容易激进,只是当更年轻的一代在身
后咄咄逼人地成长起来以后,他们曾经百般轻蔑和攻击过的卫道保守,就很可能
逐渐移入他们多皱的面庞和四方八正的步态,包括性欲能力减退之后,对性的解
放理论很可能易为对情与谊的持守学说。这叫做此一时彼一时也,自我在时间航
程中停靠着不同港湾。每想到这一点,我就不会过于认真地对待年长型的傲慢,
总是想像他们在更年长的一代面前,对同类傲慢的不满,可能不会比我更少。我
也不愿过于认真对待年少型的张狂,总是想像他们在更年少的一代面前,很快就
会失去这种张狂的本钱,时间的魔术能轻易地使他们重返平实。一切适龄性的心
理和文化表情,即便不是虚假,也不是真实的全部。

    还有知识的“移民”。一个求知者可能要读很多书,在知识的地理版图上频
繁流浪。特别是在资讯发达和文化多元的时代,知识爆炸总是在人们心中过多地
累积和叠加着文本,在人们情感和思想的面前设置出过于混乱和歧异的路标,简
直让人有点无所适从。于是,我们常常能看到这种情况:昨天还是坚定的国粹派,
今天就变成了激烈的西化派;今天振振有辞的经验主义者,明天可能就变成了口
若悬河的理想主义者。这种变化,可能是出于生存体验的推动,出于对现实演变
的及时回应或者智力发育过程中的自我更新,但事情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我们想
像的那么复杂。有时候一个知识者赞成什么,其实仅仅取决于他能够说上一些什
么,仅仅取决于他碰巧读了个什么学位或者近来偶尔读到了一本什么书。如同哼
哼哟哟地生出什么病,取决于街头出售着什么名贵的药片。他们不是什么现代派,
只是“读书现代派”;他们不是新儒家,只是“信息新儒家”。他们是一些现买
现卖的知识贩子,因此很难保证他们不在另一种时兴药片的吸引之下,很快闹腾
出另一副病容。

    当然还有地位的“移民”,以及各种利益区位的“移民”。人非圣人,只要
活着便有利欲绵绵不绝,故社会存在制约社会意识,人在利益分配格局里的高下
左右,常常成为情感和思想的重要牵引。一个人在单位受宠,可能会当秩序党;
到社会上受压,则可能参加造反派,“文革”中诸多“内保外造”(或者“内造
外保”)的怪现象就是这样产生的。供职于电厂的人可能盼望电力涨价,而供职
于铁路行业的人便可能对电费居高愤愤不已,这也为生活中的寻常。什么藤上结
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虽然这种描述曾被机械运用,虽然这种逻辑方式在
阶级之外也差不多适用于行业、民族、性别等等其他社会群体,然而作为对社会
现象多种或然关系之一,其合理的内核大概不会随着“阶级论”神话的破灭而一
笔勾销。当法国人M。福柯在话语和权利之间建立一种相关性的时候,在很多人看
来,他不过是在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内重申很多前人对知识中立性、客观性、普适
性的怀疑,复活了思想界对人们各种利益动机的敏锐嗅觉。我们当然无需因为有
了福柯们就回到“唯利益”的物质主义一元独断,但我们如果完全嗅不出各种高
雅学术和圣洁宣言的人间烟火味,则更是流于天真。很多现代人主张勿忘我,忠
实于自我,然而我是怎样被孕育和制作出来的?我仅仅是意守丹田时体内自生自
灭的一片澄明么?比方说,一旦发现我们正在理解自己曾经不能理解的东西(比
方在朝的极权专横),正在热衷自己曾经无法热衷的东西(比方在野的流氓玩世),
正在嫌恶自己曾经不会嫌恶的东西(比方进城农民的土气或者归国侨民的洋气),
我们是否应该萌生一种警觉,把这一切疑为我们利益区位变更的结果?

    也就是说,我凭什么可以把这种变更看作我的本相,看作我自由而独立的抉
择,而不是整个社会利益分配变局对我作出的一次临时性抛掷?

    事实上,我们像是一些棋盘上的棋子,行游不定,动如参商,而我们常常在
这样一个临时抛掷的落点停下来,然后断言这就是我,是我们的本原和终极。

    /* 55 */第三部分熟悉的陌生人(3 )

    很久以来,我总是困惑于无法了解他人,也无法了解自己。热情而浪漫的八
十年代一眨眼就结束了,很多人的救世诗情一旦受挫,他们一旦发现自己太应该
参演的最后一幕历史壮剧居然不是明星速成班,居然不是周末欢乐派对,很快就
聪明地掉头而去。九十年代的实用风尚几乎捣毁了一切人生教条,人们真是大为
轻松和自由,包括灵魂在物质生存的底片上自由地曝光,人性在一个无神无圣的
时代加速器里自由地裂变。于是刚在广场上头扎白布带含泪歌颂“民主”的青年,
转眼就敲开了高官的后门,用谄笑和红包来换得一纸红头文件,以便自己制作的
“党员教育”专题录像带可以发行到基层支部从而赚来大钱。他知道口号和利润
应该分别安放在什么地方。而另一个刚刚在讲坛上悲容满面痛斥世俗并且要坚守
“精神”的诗人,转眼就为一次偶然的误会而痛苦得一夜失眠,而这次误会不过
是:一个陌生人把他当作水电工吆喝了一下,居然不知道他是堂而皇之的大诗人
并且加以膜拜。比起他所轻蔑的众多俗人来说,他还要难侍候百倍。

    当“精神”需要侍候而“民主”成为表演,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不可能发
生呢?南方某些地方的一个个新派人物刚刚“人道”过,“启蒙”过,“存在主
义”过,只要初涉商海,初尝老总的美味,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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