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年轮-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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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大学群落，但还没有自然科学里的爱因斯坦、海森堡，没有哲学里的康德、
马克思、海德格尔，没有历史学里的汤因比，没有经济学里的亚当。斯密、凯恩
斯，没有文学里的托尔斯泰、卡夫卡，没有艺术里的毕加索、贝多芬……一句话，
我们联系实际发展他人的学说甚至有足以自豪的实践，但从总体上看，我们毕竟
还少有影响和推动世界潮流的当代文化巨人。描述一个文化上的东方强国，还只
能含糊其辞。

　　　　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地承认自己的学生地位。严格地说，我们的很多学科，至
今还在靠西方的输血而生存。我们不少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也许因其种种无法摆
脱的历史限制，更像一些介绍家、鉴赏家、综述家、资料整理家，而不是创造家。
他们即便干得很不错的时候，也只是称职的导游员或节目主持人，对各种节目融
会于心，但是没有自己的节目，或者自己的节目不够完整和精彩。他们是必不可
少的，被尊为区域性的名人，但他们还无法被纳入全球性的文化视野——即使把
有些人对东方的歧视因素排除出去。现代中文的价值含量，还没有使中文达到人
家必须尊重，必须使用，必须广设课程加以学习的程度——虽然近来的情况稍好
了一些。

　　　　对一个人，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出产，希望有更多独特性的创造，这永远不是
什么苛求。

　　　　五

　　　　相反，一百多年后，目下正在大举炒入西方市场、正在被某些西方人争相喝
彩的，却是另一类中国文字。有几部志在票房的电影，有几本通俗的自传性小说
和一堆花边文章，作者可以在艺术上怎么平庸就怎么干，惟独在有一点上却是绝
对精明和清醒：那就是要挤眼泪，要全力展示中国的乖戾、残酷、可笑，暗无天
日，不近人情，不可救药，其文化背景该遭天谴，以便满足某些西方人的怜悯欲
和种族优越感。他们像一些职业乞丐，进入都市之后，被财富和作派吓得两眼发
直，大气都不敢出。他们常常选择最省力气的角色：衣服一定破烂，头上一定要
有脓疮，最好还能在街头亮出血糊糊的伤口和畸形的断臂残足，以便招来好奇的
围观，让路人施舍小钱。

　　　　为了使乞讨有一个神圣的名义，他们学会了谋算政治。也是在法国，一个装
容着深刻表情的演讲厅里，优质音响设备正在传出哪怕最微弱的咝咝气声。一位
记者提问：“在现在的中国，还有没有人因为写小说而坐牢？”

　　　　我身旁的一位女作家犹豫了片刻，斟酌着说：“我见到过一个囚犯，他说，
他写过小说。”

　　　　回答当然很精明。把“因为写小说而坐牢”偷换成“囚犯写过小说”，含混
之际，即满足了记者对答案的预期，又不违背事实。既以貌似大胆的言论在外面
出彩，又没有超出底线，不至于因为言论失实受到国内的政治追究。让记者高兴
是重要的，舆论意味着自己的知名度、出版机会、访问邀请和美元。暂时不得罪
中国官方也是重要的——假如自己还打算回国或者出任什么委员，还打算踏上通
向权力高层的红地毯。

　　　　镁光灯闪亮，这位作家后来果然被记者们热烈包围。

　　　　这样的成功，培养着西方人的知识胃口，这种胃口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惯性刺
激。于是一时之间，一批批国人前去就范，一面对洋人就嘴巴不听使唤，一个劲
往话筒里喂入谎言。他们在西方混多了，更懂得在专业性的诉苦之余，还应适当
调佐一点雅兴，比方穿戴上西方人爱看的佛珠或苗族图案，比方刚才声称自己在
“文革”中被抄家，一切家产荡然无存，转眼又从怀中掏出一只偷偷从工艺商店
买来的小脚绣花鞋，奇货可居，声称那是祖母的遗物，并为此当众流下眼泪。他
们明白不少西方人在吃饱牛排喝足啤酒之后，要像看橄榄球或摩托赛一样来看绣
花鞋——而且缺乏足够的中国经验来辨别真伪。

　　　　一九九四年春，我在国外的书店、影院以及友人们的交谈中，对这种汉奸文
化的越来越多以至铺天盖地感到震惊，对一般国民在几个汉奸炒热走红之后普遍
的羡慕或麻木感到震惊。我不知道正派的西方人会如何看待这些。我一点也不想
掩盖伤疤，不否认中国确有很多悲剧给这些乞讨者提供了理由和机会，那些悲剧
制造者更应该受到指责。我也不认为民族的面子有什么要紧，不觉得一见家丑外
扬就需要恼怒。但我还是觉得下跪的姿态刺目。

　　　　不是一般的卑亢失度，或者湖涂。汉奸共通的特征，或者说一切美奸、法奸、
澳奸、日奸、德奸、俄奸之类人奸的共同特征，就是势利。他们的每一句话，都
可以使你清楚地感到目的所在：是一份优薪，一本洋护照，还是一顿午餐。他们
从来不会站在学术良心或社会责任的立场，说一句没有利益回报的废话，连耍流
氓也招招实惠，绝没有胆量举起手来，纠正权势者某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他们也从来没有幸福，从来不觉得身后也有幸福。他们不知道幸福其实是热
情，是生命力的笑容，是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和任何时候都存在的上帝之光，辉
照在正派人互相熟悉的眼神里——即便在“文革”时代命贱如草的穷乡僻壤，即
使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血流成河的日子，幸福也依然存在。只有可怜虫
才永远自怜，嘴里只能出产呻吟。他们即便享遍满世界的福，也还会怨气冲冲，
只要一转眼见到更有钱的人，还会有下跪的习惯。

　　　　我也曾经被邀去演讲。看着台下一双双蓝色的眼睛，我揣测他们想听到什么。
我本来打算谈父亲的自杀，谈自己亲历的枪战和监狱，谈中国一幕幕惨剧和笑剧
……我知道那最能收获西方的兴奋。但我突然愤愤地改变主意，并自觉羞愧。这
羞愧不在于我说什么，而在于我为什么要那样说。

　　　　这不意味着从此对中国的苦难缄口，只意味着开口不再取悦于人。

　　　　我不能与下贱的语言同流。

　　　　/*　31　*/第二部分世　界（3　）

　　　　六

　　　　英语并不是从来血统高贵。十一世纪，说法语的诺曼集团侵占了英国之后，
英语曾被视为一种下贱的语言。英语只与穷人的事物有关，而政界和都市则流行
法语，读书人更习惯拉丁语。乡下穷人喂养的“猪”是英语，城里富人吃的“猪
肉”是法语，这一类差别和混杂一直保留到今天。

　　　　在宗教改革家M。路德把《圣经》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成德文之前，德文
也曾被视为世俗的语言，不配用来谈论宗教和灵魂。他以“职业”的俗义来译注
“天职”，在教廷心目中简直是犯上和渎神。比他更早一点的捷克教士胡司，主
张用方言作祈祷，把教义捷克语化，也构成异端罪之一。他付出了更高的代价—
—最后在广场上被活活烧死。

　　　　我要说的下贱语言则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指语种，而是指语质。不是指弱势
阶级或弱势民族的语言，而是指任何一种语言中都可能出现的品格退化和腐变。

　　　　这可能以貌似圣洁化的形态出现，比如在中国的“文革”。假话大话空话套
话，句句红光亮。禁欲主义清除了所有描述人欲的词汇，使之进入无名状态的黑
暗。这种虚伪的语言专制，只能带来生命的枯萎，带来幽默、轻松、温情、执拗
等等个性的绝育。人们即使在家信和日记里，也渐渐活出社论和革命公文的模样，
活出整齐呆板的格式。今天的人只要翻一翻当时的印刷品，无不惊讶字号的奇大。
其实当时人们已无话可说，或者是无可话说，大量语言找不到指陈对象，只得从
人们的记忆中退出——到了这一步，一个大字号的国家必然出现，用增大字号的
办法来充塞版面和过于空洞的大脑，自然成了普遍的无奈。

　　　　这种语言，眼下还残留在官腔里，甚至残留在好些电脑词库里。我眼下使用
的词组库就排除了大多数所谓不洁的词乃至贬义词，另一方面却全力优待褒义的、
进步的、革命的词——“文革”式的洁癖甚至已遗传给今天高科技的字库硬卡。

　　　　但眼下语言品格的退化和腐变，在更多的地方，表现为鄙俗化倾向，表现为
市井下流腔。同样是很多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同样是一种语言暴力，但排泄在商
业流行歌和野鸡小报中，给人心强加种种卑污的时尚。它诱发油滑、散漫、贪婪、
媚从的语气和表情，它总是向心于金钱，以时代的新的权势中心为最大的词根，
派生出词汇和话题。它只指涉利害，散发不出激情的血温和光彩，无法用来讨论
崇高和意义。就像青楼小调只宜与瓜子、胭脂、麻将、酒肉配合，无法用来演出
正剧，无法用来歌唱母亲或女儿。

　　　　这种语言与官腔构成了下贱的两极。因此，让一个庸官改行为流氓，或者一
个流氓改行成庸官，不会特别难，但让他谈一谈内心，谈一谈英雄，谈一谈境界
和趣味，谈一谈对草原或海洋的感受，通常就有语言的空白和障碍。

　　　　官僚是斥责道德沦丧的，但很多官僚的阅读水准和能力，只适宜男盗女娼醉
生梦死的市井小说，从不敢去碰鲁迅。同样道理，新派精英们是憎恶“文革”的，
但很多精英的口舌常常摆不脱“文革”时期的流行词语和句式，每到哗众之时，
对集权者旧时的作派、手势、歌曲、图像，总是不自觉地一次次加以模仿，使之
复活。事情就是这样，有些对立是虚假的对立，一旦照照语言的镜子，就显示出
深层的同构和同质。

　　　　语言是精神之相。一个民族，如果表现出下贱的语言暗流，如果一个民族的
大报小报都充斥这种语言的繁殖，那么就已经病相深重。

　　　　七

　　　　可以想像，操着这样的语言，当然只可能对诸如西藏一类的话题沉默。关于
西藏，是一个我缺乏知识的话题。但比我更缺乏知识的很多西方人，比我也比西
藏人还愿意谈西藏，正在一次次要求中国把它让出去——他们说这话的时候，从
来没有想到应该把美国还给印第安人，把南非还给黑人，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
给原住民，也没打算要求英国放弃北爱尔兰。

　　　　在一九九四年的春天，也许我的结交范围有限，我发觉同行的好些中国人一
碰到这个话题就吞吞吐吐，就左右旁顾，就盯着烟头做深思状做叹息状做理解状。
也许，出于生计等方面的隐秘原因，他们必须出言谨慎，必须顾及当地西方主人
的脸色。也许，在习惯了日常人际之间的庸俗之后，他们已经找不到谈论这一类
话题的语言，已经不知道如何表达公道。在长长的旅程中，我居然只见到一个中
国人敢于对此正色，敢于区分什么是正常的讨论，什么是居心可疑的讹诈。这个
人平时不大言语，以致我一直对他没有什么印象，常常不觉得他在场。但他突然
冒出来，突然用不大流畅的粤式中文说：

　　　　“不要上西方政客的当。”

　　　　他说：“西藏是一回事，分裂中国的阴谋是另一回事。如果今天是西藏，那
么明天就是新疆，是东北，是台湾和香港。”

　　　　他又不大说话了，直到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