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4年第2期-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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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说，三千。就这样。一分也不能少了。
张三说，两千五。我现在就还有两千五百块钱。就两千五吧！
李四狠了狠心说，就两千五吧。你这就得给我打欠条。
张三说，我又不是不认账。还打什么欠条？你欠我的你不就是没给我打吗？
李四说，你是你。我是我。一定要打。
张三只好打了。
李四收起欠条说，张三，你可拣大便宜了。
张三走在了回家的路上，想着这段时间在李四家出的力，张三的泪就要流。张三想，这事咋就变成这个样子呢？本来好好的事，咋成这个结果呢？我回家怎么给玉芬交待呢？张三想不出什么办法，张三就哭了。
作者简介：
闵凡利，一九七一年出生于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闵楼村。现任《鲁南文学》杂志副主编。一九八九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在《天涯》、《莽原》、《大家》、《红岩》、《江南》、《时代文学》等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八十余篇，散文九十余篇，共计一百五十余万字。小说《死帖》、《解冻》、《三个和尚》、《神匠》、《地瓜啊地瓜》、《油钩子油撇子》、《玉葬》分别被《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报刊选载；小说《死帖》、《解冻》分别被西安电影制片厂、山西太原电视台影视剧制作中心改编咸电影、电视剧。获省以上文学奖十余次。山东省作协会员。枣庄市第三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滕州市第十二届政协委员。
天气
温亚军
今年夏天，我小差路过老家，事先给哥哥打了个电话。哥哥说，顺道回一趟家吧，你又有一年半没有回来了，父母都很想你。
父母越来越老了，人一老，似乎感情也就越来越脆弱，对于亲情的依赖也就越来越深，如果过上三五天我不打个电话回去，父母他们就在家里急得坐卧不安，还要充分地发挥他们十富的联想，以为我出什么事了。到最后实在忍耐不住了，逼着哥哥给我打电话，要问清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凡这个时候，我都是用工作忙搪塞着，大概也只有用这样的理由才能让他们的心里真正安静下来。其实我一点都不忙，只是我怕给家里打电话，更怕回家，原因是这几年只要我回一次家，父母准得吵好长一段时间的架。他们吵架也不是他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实都是别人的事情惹的祸。这些事情都与我的父亲有关。父亲原本不是个很虚荣的人，我从乌鲁木齐调到北京，在村里许多人看来，北京几乎是他们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甭说在北京工作，就是来趟北京，那也是值得炫耀的一件大事了，所以，有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儿子，无形中父亲就受到了许多村人艳羡的目光。这使父亲十分受用。父亲是一个很热心的人，如今他的儿子又到了北京，他的热心就发挥到了极致，便经常地而且是十分得意地揽些村子里左邻右舍儿女们要当兵、考学、提干、转士官的麻烦事来。母亲在学识上是不如父亲，可是母亲却比父亲更能体谅我的难处，她是用同情的心态来看待我的，或者是我常说的工作繁忙让她，更多地对我有了心疼的成分。她就骂给我揽这些事的父亲。父亲不服，他一点也不觉得这是在给我添麻烦，而认为只要能把他揽来的这些事办成，这是为我，也为他在村里人面前争光的事。父亲就和母亲吵，说母亲目光短浅，根本不懂这些人情世故，但他们一吵起架来，全家人都毫不犹豫地站在母亲的这边。父亲却孤伶伶的一个人，势单力薄，显然很可怜。我虽然也能理解父亲的想法，甚至也同情父亲，可我只是一个记者，并没有父亲想象中的有那么大的能耐，去帮他达成愿望，办成这些事。没办法，我只好尽量减少回家，也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父母为别人的事吵架的次数。
这次看来不回家足不行了，从家门口经过，不回去还真是说不过去了。大禹当年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成为史谈，如今，我还要玩这个的话肯定得落人话柄，在村里成为笑谈了。所以开完会后，我取道回家，主办会议的单位出于好心，派了辆车送我回去。车是桑塔纳，小轿车，对既没权也没势的我来说已经够撑脸面了。车子刚一到我家门口，就有村人围了过来，我推开车门走下来，就有许多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我看到有很多张脸上写着不同的内容，可一律都是带着笑意的。我忽然心里一热，自豪感竟像气球一样，慢慢地膨胀了起来。这种感觉，还是很美妙的。我还掏出了一包精装的“红塔山”，准备一下车就给众人散发，好风光一把。可就在这时，突然有人说了一句：“哟，回家来咋还雇了个出租车啊！”我连忙说：“没有啊，这是人家单位上的车。不是出租车。”那几个人上来，从我手里接过香烟，一边点火，一边不停地瞅着车说：“这不，红色的，不是出租车还能是啥车？”一下子，倒把我给问住了。送我的车确实是红色的桑塔纳，跟北京城满街跑的红色出租车一个颜色，也和我们老家的县城街道跑的红色夏利车的颜色一样，他们见到的出租车都是红色的，所以他们认为红色的车都是出租车。既然这样，哪又有什么理由说这辆红色的车就不是出租车呢？送我的驾驶员那天刚好没穿军装，从车上一下来就手勤脚快地拿着抹布不停地擦车，看上去还真是爱车的出租车司机模样，我跟眼前的这些人咋熊解释得清呢？
干脆，我不解释，也懒得解释，冲着那些人笑笑，叫上司机穿过那些目光走进了家里。
可我父亲却留在了外面，非要给那些人讲个明白。这个时候，车是部队单位的车还是出租车对他来说，反倒比我回到家了还显得重要一些。也不知他到底讲明白了没有，过了一会，父亲回来了，一脸的不高兴，往沙发上一坐，闷头抽起了烟。
我才知道父亲也解释不清，那些人压根儿就不相信，不相信不说，反觉得父亲非把一辆出租车说成是部队的车，是在向他们炫耀。父亲为此生了一肚子闲气，母亲一见，却高兴地对父亲说：“这下，你该没话说了吧，整天揽别人的事，还和我吵架呢，看你吵得值不值，现在知道了人家是咋对待你的口巴。”母亲是很幸灾乐祸的样子。
可这哪跟哪啊！
我生怕父亲为这事又要和母亲吵起来，赶紧岔开话题，问今年麦子的收成咋样。
谁知这一问，父亲更不高兴了，冲着我说：“你这个时候回来干啥？麦子刚割完，你就不能晚回来几天？”
我刚要解释这是会议上的时间安排，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母亲却说：“你爹是不想叫你回来干活。这不，麦子都割完了，还没有碾呢，你这个时候回来，赶上这活，怕你受不了……”这时母亲倒又和父亲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这有啥怕的？”我说，“你们放心吧，我还能干。以前我又不是没有干过。”
父亲看了我一眼，说：“我没说你不能干，只是这活……磨人。你前几天打电话回来，我就给你哥说了，叫你别忙着回来了，这时回来在家也呆不长。我和你妈只想等你放假的时候，你和媳妇孩子一起回来，一家人热热乎乎地……”
我心里一酸，说不出话来，眼眶里立马有些涩涩的感觉，我赶紧别过脸，看着别处。
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忙又说道：“你人既然已经回来了，别人也都看到了，你不去干点活，别人都会说闲话的，你就到打麦场上去转转吧，给送送水啥的，就成了。这点活，那要你插手呢，我们一家人几下就做完了。”
我赶紧说：“这哪行呢？回来既然赶上了，就得干，点活，不然，我这心里……不好受呀。”
父亲吸了一口烟，等烟雾散尽了，才说：“有啥不成？你看那些坐办公室的，谁还干这种活呢，就是干着也不像。”
我忙说：“我咋是那种人呢？我还是去干些活吧，免得让别人看着说闲话。”
父亲白了我一眼道：“你如今也算是个县团级了，咋不懂我和你妈的心思呢，你啥时候才能像个领导似的，也摆摆谱，叫别人看着你出息了呢。”
我一听，有点哭笑不得：“我只是一个记者，也就是摘文字的，哪里是什么领导。”
“北京那可是首都呢，就算你不是领导，可也比一般人强吧，那地方能是一般人呆的？再说了，你不是领导，人家能用小车大老远地专门把你送回来？”父亲言之凿凿地说，他的表情看上去很自豪。
我听了，一时还找不出合适的话来说，又怕说重了，会让父亲难堪，只好扯了扯嘴角，什么也不说算了。
第二天，我像个领导似的起得很早，全家人都还没有起床，我轻轻地打开大门，到外面去跑步锻炼身体。天刚蒙蒙亮，村子里还处在一片寂静当中，像个仍在熟睡中的婴儿，偶尔有几声从遥远的方向传过来几声狗叫或者鸡鸣，乡村味浓极了。我深吸着这种久违了的气息，跑了一阵，感受着这乡村的宁静和安详，心中升腾起一种温馨的感觉。
天边的黛青色在一点一点地褪去，东边的天际泛出丝丝淡红，周围的天空则显出那种清亮的蓝色来。从闷热的气流里，能肯定今天是个好天气。我围绕着村子转悠着，想找一个能施展腿脚的地方，这时，不时地也能碰上一两个早起的人，不是背着书包的小学生，就是刚过门不久看人都带着羞涩神态的小媳妇，我全不认识，我离开家太久了。他们大概知道我是谁，想和我打个招呼的样子，我微笑着迎上去了，他们又赶紧躲避开了。我知道我的微笑有点像快离休的领导脸上的那种，是虚假的热情，他们看清楚了，认为不值得和我打招呼，就扭过头快快地走了。
我只好讪讪地收起虚假的笑容，很无聊地走了。
我来到了村子东头，在一个打麦场上伸胳膊踢腿地锻炼了一会，正要拿着架势打一套太极拳时，突然，从麦垛后面冲出一个老头来，从他走路的姿势和速度上，可以看出他是冲着我来的，并且气势汹汹的。
我忙收起了拳路，愣在了那里。
直至老头冲到了我跟前，我才认出他是建成叔，便叫了他一声。
建成叔的头发白得差不多了，头顶只剩下的那点灰发，就像扣了一个花帽子，两个鬓角白发乱七八糟的，像寒冬里衰败的枯草一般，衬着他那张同样泛着淡黄的脸色。他一看清是我，愣怔了一下，那个头顶上的“帽子”感觉就要掉下来了。他抬起手，没有去扶正“帽子”的意思，而是擦了擦眼窝，好像是要把清晨里纠缠在里面的——些杂碎清理掉，以免影响他的视力，他擦拭完眼窝，又眯着眼很仔细辨认了我一阵后，紧绷的脸才松弛了下来，他说了句，原来是你呀，我就说呢，这村里哪个年青人能起这么早呀。
我笑笑，说，建成叔，看你的来势，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了偷麦子的贼呀。
他的脸红了一下，绕开我的眼神看着旁边说，看你说的，我——这是路过呢。你这是——锻炼呀？你接着炼，我还有事呢。
说完，他就急急忙忙地走了。
我看着他一摇一晃的背影，看着他头顶上的那个“帽子”一跳一跳的越来越小了，我的心里一下子很空落，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