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鸰大校的女儿 (全本)-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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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看报纸，你却能感到他或她的眼睛留在了冲着门的后脑勺上。父亲住院，什么时候去医院探视，去时需带些什么东西，就成了母亲每天主要的生活内容。由于算军职干部，每天下午都允许探视，但母亲不能每天去，干休所车辆有限；地处偏远，无论乘公共汽车还是出租车，都很困难。因之母亲每一次探视都令父亲“高兴得像小孩儿似的！”当时在家的妹妹这样说。
　　常听有军队干部开玩笑半开玩笑：咱也没啥更高理想，能混到退休后有辆车就行。退休后仍有专车坐的须大军区副职以上，父亲才是副军。后来，有一次，父亲对我说：“以后你给我们买车。”我说：“好的。”但到了“以后”，到了我有力量给父母买车的时候，却没有人再需要我！
　　父亲去世前的几个小时，还同母亲通了电话。他们不能每天见面，就每天通一个电话，通常是在晚饭后时。那天放电话前，父亲说：“我散步去了？”母亲说：“去吧。”就把电话放了。父亲去的时候身边没人，当时他是坐在床上的，腿上盖着被子，那天天很冷，气温突然下降，正是变季的日子，床对面的电视机开着，父亲通常只看新闻联播，新闻联播一结束就不再看，如此推断，他的离去是在晚上七点到七点半之间，护士去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
　　总院通知了干休所，干休所直接开车到家里去接母亲，去接母亲的人在院外按了门铃。那门铃是我从海岛去北京办创作学习班时买的。那时那种门铃很少，我只在日本电视剧里听过，从此就喜欢上了，注意上了，学习期间去王府井购物发现了它，赶紧买了一个。当兵时我们都喜欢往家里买东西，东北的大豆，博山的瓷器，新疆的葡萄干……我往家里带的自然是海产品，海米、海参、对虾，海米是我买的新鲜小虾自己煮的，晒的，剥的。邻居们都说我们家孩子孝顺，哪里知道我们从中获得的满足和幸福了？能有机会有能力给双亲给所爱的人买东西，是享受。我给家里买的那个门铃声音清脆空灵柔和：丁冬——但是从那个夜晚开始，母亲再也听不得这铃声了，以后，只好把它换了下来；母亲也不能再接电话，因为父亲离去前的几个小时，还在电话里同她说话。是在进家前的头一分钟，我由于思念父亲不得相见而痛得麻木的心才突然感到了一丝细而尖锐的新痛，像有一枚锋利的刀片插入，使我立时清醒。开门进家后我就要往楼上冲，妹妹引我去了楼下的小屋，此刻，那里变成了母亲的卧室。父亲母亲一辈子了，只要都在家，永远是共用一个卧室，任凭楼上楼下其它的房间空着。父亲去后，母亲就拒绝再进楼上的那间卧室，甚至拒绝上楼。夫妻感情过于深厚是一种不幸。我们围坐在躺在床上不声不响的母亲身边，几天几夜，恳求她为我们着想，母亲身体一向不好，曾因心梗抢救过两次。我们已经失去了爸爸，不能再没有妈妈。我拉过母亲的手贴在脸上，我说妈妈呀她们都结婚了都有家了我没有，你要是再不在了我就无家可归了就是孤儿了妈妈你不能不管我我求求你了！……
　　之后整整一年，母亲不接电话，不上楼，不出门。但最终，她挺过来了。父亲在世时常对我们说：你母亲这个人非常坚强。
　　我曾对母亲说，妈妈，我干脆转业回来吧，回家，陪你。父亲去后，家里只剩下母亲，姐妹们轮流回来陪一下但也不能长住，毕竟都有着各自的小家。母亲却说：怎么，你才这么年轻就打算混日子了吗？她当然希望有我做伴，但更希望我有出息。接着又补充道：不要让你爸爸失望。
　　雁南带来的“奇正藏药”果然管用，用上的当天夜里，疼痛就减轻了许多，二十四小时后揭下膏药的时候，不痛也不肿了。但我还是按照请假时获准的二十天，住满了日子才离开的家。
　　离家还有几天呢，母亲就开始为我的走张罗了。在海岛时每次探家归队我都要带走一大提包的点心、糖、花生什么的，到了北京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花样品种还比家里能够买到的丰富高级，母亲就不再给我带那些了，而是带一些单身汉没有条件烹制的熟食，煎鱼，熏鱼，煮咸鸭蛋，临走再给我装上一盒煮好的饺子，让我到北京后用开水烫一烫就能吃。但我一直从心眼里不愿母亲为我做这些事，可又不知该怎么跟她说，于是就很烦躁，常找茬儿发脾气。
　　火车票拿到了，车次是当晚二十二点四十。晚饭后，我在客厅里看电视，小英在厨房里下饺子，母亲到处张罗着找盛饺子的饭盒。每次我走都要带走几个饭盒，却从不想着给带回来，家里的饭盒都快被拿光了。母亲边找饭盒边嘟囔：
　　“这么多饭盒都哪去了？叫你们想着带回来带回来，没一个记着的。”
　　“行了妈妈别说了！”我忍无可忍。
　　“怎么了？”母亲一下子站住。
　　“不就是饭盒吗？下回我带回来就是了，老说老说！”
　　“下回带回来？马上我就要用！”
　　“没饭盒就别带，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带。那么老远的路，进站出站的，为着盒饺子，还不够麻烦的！”
　　母亲一下子火了，高声道：“小英！饺子不要下了！”
　　喊罢转身回了她的房间。我镇定地坐着没动，眼睛视而不见地看着电视，耳朵捕捉着母亲卧室里的动静，什么动静没有。
　　片刻后小英过来了：“四姨，姥姥哭了。”小英十八岁，跟我大姐孩子同岁，一直随我们家第三代称呼我们。
　　我去母亲房间。“妈妈。”母亲不响。我说，“妈妈，我这两天有点烦……”
　　“你烦就冲着我来？我不是个尿盆子，谁想呲就呲！”
　　我再也忍不住地哭了。我不愿哭，直露情感一向是一件使我不舒服的事，母亲没法了解这些。不是所有情感都能够交流的，不能交流时只好宣泄，曲里拐弯地宣泄，这就很容易引起误解。我昏天黑地地哭着，既然已经开了头了。不知过了多久，母亲开口了。母亲说：
　　“再过几个月就春节了，春节不是还有假嘛。”
　　原来母亲什么都知道，都清楚。
　　春节我没回家，去了云南边防。我不愿回家过春节，姊妹们个个携夫带子，只我孤身一人，别人别扭，我也别扭。不关心我不好，关心多了我烦。当然对母亲不能这样说。我说：“领导希望我们能够在春节期间去一下云南边防（　也是真的　），看看那里怎么过春节，自愿，我想我去算啦。主要是这么考虑的：与其春节呼啦一下子全回家，节后呼啦一下子全走，不如分开回去，细水长流。她们的假期什么时候过自己说了不算，只有我可以机动。你看怎么样，妈妈？”母亲在电话那头沉吟了一下：“好吧。”又说，“小心一点啊。”
　　清晨五点，我就由昆明住处乘一辆北京吉普往边防线上赶了。云南我是第一次来，第一个感觉，群山连绵。与北方山刀削斧凿般的陡峭、冷硬不同，这里山的线条极其圆润、丰满。如果山有性别，那么，北方的山是男性，这里是女性，深翠清新，笼罩在忽浓忽淡忽来忽去的雾纱后面，酷似一群群宁静典雅秀丽的少妇。我被告知，即使一刻不停，也得在晚上七点方能到达目的地，车上司机却只有一位，一个二十来岁的战士。他的年轻和势单力薄不能不使我担心，听很多来过云南边防的人说，这里的路况相当复杂，我今天的命就算交到这位小司机手上了，本能地想跟他套套近乎，他不说话，你说十句他可能一句不回，几个回合下来我只得闭嘴，汽车在沉默中驶出市区，驶过县城，驶上山去。
　　北京吉普沿着盘山土路向山上绕行，路很陡，陡到了人很快便会感觉到飞机起落、气压急剧变化时产生的那种耳鸣。路的一侧是丛丛密密的亚热带植物，植物阔大的叶片被无数驶过的汽车扬起的黄土遮蔽得失去了原有颜色；路的另一侧就是毫无遮拦、毫不含糊的绝壁，绝壁下随处可见各类型号的汽车残骸，视之毛骨悚然。我们的头上是天，脚下也是天，放眼看去，上上下下全是一块一块游动着的云和雾，车在天中行。汽车拐弯，刚拐出去就见迎面冲过来一辆披着绿色伪装网的大解放，小司机向右急打方向盘，北京吉普蹦跳着与大解放擦身而过，右边半个轮子却因此悬上了绝壁，小司机又将方向盘向左一通猛打，方令北京吉普重新上路。我紧紧咬住牙关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惊叫出声分散了司机的注意力。人说沉默的司机是好司机，但愿如此！……天光忽暗，左右太阳仍然灿烂，是路前面的中央，蹲伏着一方遮天蔽日的黑云，幽幽然，森森然，仿佛怪兽的巨口。汽车一头扎了进去，顿时，天昏地暗大雨如注，车身、车顶篷被击打得嘭嘭作响，前挡风玻璃上的刮雨器徒然摆动，狂暴包裹、摇撼着小小的北京吉普，如巨浪摆布一叶小舟，我下意识扭脸向身旁看去，小司机端坐如前，只是微微眯起了眼睛，好像一个被雨水眯了眼睛的孩子。我闭上了眼睛，听天由命。……突然，战鼓雷鸣般的喧嚣一下子消失了，我屏息静气等了一会儿，还是静寂，耳边只有北京吉普奔跑的喘息，慢慢睁开眼来，眼前竟真的是一片艳艳的晴天，路面干得不见一丝雨迹，汽车开过，黄尘飞扬。如果不是车窗上仍在往下流着的水印子，我真要怀疑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是不是幻觉。再往前走，再如此这般地经历了几次后我方明白，这就是云南的山了，远观秀雅温静，近处暴戾任性，如一个美丽的悍妇。
　　凭着石头般的沉默和金子般的坚忍，小司机终于把七八百公里的盘山土路抛在了身后，把他和我带到了目的地，驻云南边防某军军部。在军部草草地吃了晚饭，我被送到了某师师部。
　　师部驻在山间的一个天然溶洞，当地人称它曼棍洞。洞的进口不大，进去之后无比巨大，且景观奇特。曲径通幽处如江浙一带的庭廊，九九十八弯寻不到尽头；宽敞开阔处像篮球场，容得下几个连的兵；洞顶悬石千姿百态，狰狞的，妖媚的，安详的。一个师的司、政、后机关全住在里面，还能够做到工作区、宿舍区分开，且有食堂，有会场。我被安排在了一个据说是师职干部才能够住的单间，那一排单间是在“曲径通幽处”用一块块军绿塑料布分隔出来的，每个单间一面是洞壁三面塑料布，左邻右舍彼此看得到对方的脚和头顶，就我看到的头顶而言均是男性，这令我觉着寂寞而且不便。最简单的问题，夜里去哪里方便？是夜，几乎一夜未睡，眼盯着在悬挂塑料布的木框上奔跑狂欢的硕鼠，心里为去哪里方便的问题焦虑。也曾想过是否用脸盆或茶缸，随即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与左邻右舍等于是同处一室，一个轻微的翻身都听得清楚，哪里就能够这样的放肆了？结果是，越担心越要出问题，这一夜我起来了三次，且都是老老实实去的设在洞外的厕所，穿好衣服，打着手电，提心吊胆，通往厕所的小路两边据说都有地雷的。来回一趟得折腾半个小时，头一趟还差一点找不到回来的路。于是第二天一早我找到了师领导，坚决要求下基层，并且进一步请示，可否去医院之类有女兵的地方？
　　就这样，我来到了驻云南边防部队的医疗所，认识了彭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