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3年第2期-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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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母亲不是突发爱心，把我从农村接回重庆城里，让我上学识字，我恐怕也就是一个农村妇女，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世界最不少的就是诗人作家。但对我个人而言，命运就不一样了。我的三峡亲戚们再好，在中国也是三等公民。母亲若把我留在那里，我现在也跟着拆迁上山，每天做田，现在已经给孙子纳鞋底了。
写到这里，我就非常害怕。
从1992年人大决议建三峡大坝起，我的心就没法平息。我是长江的女儿，我是三峡的女儿。我有个愿望，想写一本关于三峡的书。这是我心口上的事，我“利益切身”的事。花了数年时间，写写断断。今年，2002年夏天，我又去了一次三峡，转道去母亲的老家，看到那儿一切依旧，虽然我认识的亲戚差不多都已经去世了，乡下人苦命短，他们的坟，都在关口后山外公的坟边上。其他的亲戚年纪轻，我不太认识。有的人成天忧心忡忡，也有年轻人兴高彩烈，可以弄点钱重新开始。
整个村寨几乎就和当年一样的苦，没有什么变化，整个中国大变，也真有许多一点看不到变化的地方，说是水库修成前就得迁或移到外省。寨子里人说，2009年三峡工程建成时，全部或基本被淹没的城市县城不仅有忠县和丰都，还有巫山、奉节、云阳、开县、万州、涪陵、长寿，光是集镇就有一百一十个淹掉。
我站在山上，想起小时听过的故事，有一家人避逃灾难，得到祖宗帮助，靠一张毯子沉进湖底。有个昔日邻居想向这家人借一个犁耙，就对着湖连叫三声他们家里人的名字，不一会犁耙就升上湖面来。
每当我想起母亲的家乡，就想起那双红布鞋，如果真有先祖鬼魂，那么有一天，当我也对着那个全世界的超级大平湖，连连叫上三声我那些亲人的名字，那双手纳的红布鞋会升上来吗？那个沉在水底的村庄，那个小石寨，那个大石寨。我六岁时经历的那个世界，在我整个灰暗的童年就像一线光，还会升出水面吗？
但如果某一天我会再次经过早已沉没在江水之下的关口，当然只有坐船从上面过，我会顺水放上些花，就是那双红布鞋上的豌豆花，让花瓣沉没到我的三峡亲戚们的手里。
《孔雀的叫喊》已出版，本刊不再刊载，请读者作者原谅。此文为该书后记。
无聊笔记
阿 坚
1。句头韵
中国诗押韵绝对在句尾，符合传统听读习惯。句头押韵的诗就形成来说怎么样呢，我来试试：
香烟在你的红唇之间
伤感的烟缕仿佛是真的
望望你黯淡的额头
上面有你今天的日记
句尾之韵就像一个句号。句头之韵就算“大写”一下。（欧美语言多有大写）。
为什么尾韵比头韵听起来明显，琢磨起来似乎不是极其无聊。
2。倒着写诗
倒着写诗，即先写下诗的最后一行，再倒计着二、三……地往下写，直到写完第一行。“倒背如流”是夸张。倒写如流确实可以试一试。
小说还有倒叙呢。再比如画人物，有先画轮廓的，有先点睛的。
有的诗人写诗，先写下一句，他很可能不知这是全诗成型后的第几句。
不乏一些短诗，你把最后一行当成第一行来倒着读一遍，仍然是正读的那首诗。
3。我曾用阿拉伯字母来写诗
很多阿拉伯数字已被赋予了意义。就拿“9”来说，美国人深知的“9·11”，中国人知道的“9·13”“9·18”。9个阿拉伯数字的谐音也已经世俗化，比如喜“8”不喜“4”。
我曾用有意义的阿拉伯数字写过诗，是挺无聊的，只想试验一种形式。当然我还可以现写一首：
7 6 4 5，
8 9 6 4。
9 9 9 9。
3 7 2 1。
4。诗人应是半个疯子
诗人应当尽力拓展可能的语言或语言的可能，甚至也要肩负起拓展生活的任务。
诗人绝对不能活得像百姓的常态，而应活得时而特别放松时而特别紧张，有些算半个疯子。所以诗人应有异常的禀赋。
冬天的街头，我几次见过衣装很薄的疯子，坐卧自若，并未见其有挨冻之态。他们的食物也不洁净。他们除了脏，似乎挺健康的。至少可以说：疯子的抗冻性、抗病性（免疫性）要强于正常人。为什么，我也不会解释。我只是想：常人追求的名利色，疯子不理会，这将省去了多少心累心烦心急心恼——省去了多少身心的力量，所以疯子身上的力量富裕，抗个把寒冷，抗个把病菌就跟玩似的了。
疯子活得太放松了。除了紧张时段，诗人放松的时候能这么放松么。并且，诗人该不该有紧张时段似乎也是个问题（虽然好多大诗人也都紧张过）。好像庄子、慧能没紧张过，他们的东西都是放松之作，充盈着诗意。
5。小说家写诗
写惯了小说且写得好的人，一般不正式写诗。我认识这样一个小说家，姓贾。他告诉我说：那一阵在廊房，我也写了不少诗，写起来还挺顺的，当时感觉也不错，可没过几天我都撕了——其实你看不看它都那么回事。
我知道他的诗不会太次。因为我们与姑娘喝酒逢场做戏时，比过写诗写歌词，他的往往特受青睐。
我想，小说家虽不写诗，但心里有诗的标准。他们的日常工作当然不是向着这个标准靠近，所以诗，对于他们来说较远，自己偶尔戏笔，也自认为是玩票，难能恭为诗作。
小说家有诗人朋友，小说家也读遥远的诗作。他们或许会模仿荷马的句式或许会造一个崔健的句式，但他们写起自己的诗来，便觉往左够不到左面标准，往右也够不到右面标准；而立个自己的标准呢，他们又因自己不是玩诗这行当的而不敢断握。
6。“诗歌小孩”
现在，二十岁左右写诗的少男少女不少，他们的诗，青春、天真，佼佼者也不乏诗意或好玩，但那基本属于小孩诗歌，大人们看不看两可。我管这种写诗的小孩，叫“诗歌小孩”，他们活得就像甜美的诗似的。
问题是，有的三十岁左右的人还是“诗歌小孩”，生殖器都像“老婚姻”了，还整些咿咿呀呀酷闭哇塞的东西；一顿都能吃俩窝头了还撒娇地要吃奶，这就让人别扭了。
对这种“诗歌小孩”稍责未及骂，他们就委屈得受不了；可偶尔夸之半句，他们就自加上了八句。真没办法。
7。卖别人的诗集
我屋子里诗集太多了，不是我的，大多都是诗人送的。
别人送我诗集，我一般都大概读一遍，或应要求写篇读后感——多数都是批评，至少也给人家写封信谈谈其诗。应邀写的读后感或者序都发不出——人家不再给媒体了。
那诗码在书架上堆不下了——把维吉尔的《牧歌》和洛特累阿蒙的《马尔多罗之歌》都挤得不见影了。所以每两三个月，我都要把那些诗集送人，邮寄费就不少呢——寄给人家的好处是人家不能不要。
还有一部分我就去卖掉。若纯是一捆诗集，旧书店往往不收，我就再加塞些朋友送我的小说或我买的一次性的报告文学作品（如《张君团伙覆灭记》等）。
不是没人指责过我：你怎把朋友送你的书——亲笔签名的书，都卖了。我只能嘿嘿，说：对不起，那两天我缺钱花。
偶尔我也在旧书店买过被人卖掉的哥们儿的诗集，比如那次的《倾听阳光》标的旧书价是“2。00”，可售书员眼误，说是两毛（0。20），我佯怒对她说：这么好的诗明明是两块，你非说是两毛，你什么意思你！
8。“骇C”与诗彩儿
那天与男高音竞马聊天，有关高音C（骇C），他说：国内观众（听众）有一种误区，好像男高音一定得唱“骇C”，并且在一场音乐会中唱的“骇C”越多越好，其实绝大多数的男高音并不怎么唱“骇C”，至少也是不以“骇C”为荣，有的人天生音高但表现力或修养却差，我不是天生唱“骇C”的人，但我也能唱，我是想唱一种真正的高音美声，那里面有文化、有精神，而不是想尽量往高了唱，我喜欢的也是我的老师——苛莱里、贝尔贡奇都不是以唱“骇C”为主的男高音。
这一席话，让我思索起“诗歌中的彩儿”。有人写诗爱玩彩儿（即精彩、漂亮、仿佛高难的意象或单句），当然我亦未能免俗。我想，自然而然，势不可挡的彩，是挺好的；故意玩彩玩得溜的也无可厚非（比如高音方面的帕瓦罗蒂），但仅有孤零零的彩儿而看不出其他的诗是做作的、媚俗的。
9。天下第一老子是老天爷
写诗时有“老子天下第一”的感觉，不是不可以。仿佛是，这个问题，我代表老天爷来叙议一下、定夺一下。行诗如同君临，我见过不少这样的好诗，比如夸西莫多的“大地，你的痛苦，怎能不让我肝碎肠裂”，比如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
但你写的这诗，是不是天下第一类的好诗呢，这就不是由你写诗时“天下老子第一”的感觉来决定的。老天爷离这首诗太远，决定不了什么。决定这首诗好赖的是“天下”。
“天下”于是有时间和空间，于是你这首诗一时半会儿或一省半市地还不能定论。
10。诗人怎样生活之我见
反正我觉得除极少数经典诗人即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诗人之外，诗人都应是：居无定所流浪式的；时饥时撑吃饭没谱的；性生活是久旱久涝式的；生活能力或曰战斗能力不低于身心总能力的三分之一；不太在意出版或媒体或者是丢了诗稿也不太在意的；时而怕死怕得要死时而不怕死不怕得厉害；略通或略读某经（如佛经圣经）的。
就算居有定所，也要经常出去溜达个把月。优雅的房间中写诗，就算是诗意的生活，也是小资之诗。
经常挨饿，我能体会生命的背景感觉，有时“一个空空的胃，就像一个翔实的大脑”。
不要怕没有女朋友，也不要怕她们忽然都爱上你，应该觉得：一个没有也不是绝对没有，十个八个基本算有；寡不馁，众不骄；不是非有女朋友，也不是非没有。
万一赶上了为民请命或替天行道的敢死队机会，弃文从武是很正常的，千万不要以“我的专业是建设美而不是抵抗暴”来做借口躲避血与火。
对名利色情，训练或曰修炼自己变得一样一样的不在乎。
11。诗人不怕借钱
诗人不怕借钱。
12。与鸡竞“诗”
我与老何等朋友去延庆老乡家，吃了一点炖的溜达鸡，喝了酒，兴奋起。朋友怂恿我做诗，他们知道我擅于即兴而做顺嘴就给朗诵出来。我说：我唱出来都行。于是词句模糊地乱唱，最后玩起了高声，大概有“骇C”那么高吧。我正引吭“骇C”之际，院外忽冲进一只雄鸡，对着我及我的歌声，也又猛又亮地鸣起，直到我的歌声收尾，一度居然有“二重唱”的效果。我夸那鸡：好样的，是个鸡群中的诗人。
13。我的情感霸权
渐渐，我暗自承认我在特好的朋友圈中有情感霸权。即我倚老卖老，常颐指气使地让哥们儿干这干那，人家照顾我的面子而常常屈从。有一个写诗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