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年精华-第4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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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是丰子恺漫画的发掘者、评论者，也曾为丰子恺的第一本画册《子恺漫画》作序，为第二本画册《子恺画集》作跋。他说：“一幅幅的漫画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
早在子恺读师范学校时，李叔同在走遍了艺术的各国领域之后，渐渐产生了脱离尘俗的念头。他出家时，还不到40岁。他取法名演音，号弘一。1928年，丰子恺为预祝弘一法师50岁生日，在上海与法师合作《护生画集》第一集，共50幅，由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写诗，一诗一画对照。后来，在1939年弘一法师60岁时，他完成《护生画集》第二集60幅。这时弘一法师要求丰子恺在他70岁时作《护生画集》第三集，80岁时作第四集……直至100岁作第六集。
“缘缘堂”是丰子恺亲自绘图设计的一所中国式建筑，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朴素深沉之美。在这里，丰氏全家度过了5个寒暑。对丰子恺来说，无论在生活上或创作上，这都可说是黄金时代。大部分时间用于作画或写文章，晚上照例饮酒吟诗。
儿童的心态、生活，常是丰子恺漫画的题材，这些画的模特儿大多是他的子女。他疼爱孩子，羡慕他们天真无邪。他认为“人间最富有灵气的是孩子”，孩子才是真正的“人”。从儿童的生活中观察到可爱的意境，他便取作画材。
孩子搬凳子“办小人家”，或者脱下自己的小鞋连同妹妹的新鞋穿在凳子的四只脚上，或者扮作新郎新娘，或者拿着两把薄扇凑在胯下当自行车骑，这些对丰子恺来说都是极好的画材。
丰子恺越是热爱儿童的无真无邪，就越是痛感人间的不平等和穷孩子的不幸。因此，他所画的儿童相实际上也包括了社会相。他说：“在这社会里，穷的大人苦了，自己能知道其苦，因而能设法免除其苦。穷的小孩苦了，自己还不知道，一味茫然地追求生的欢喜，这才是天下之至惨！”
他描写社会的画，题材是多种多样的。有以周围环境中的人物为模特儿的，而大部分却是以民间生活、都市生活中的见闻、感想为题材的。
从1925年到1937年抗战开始，丰子恺结集出版的画集、随笔、艺术理论和翻译作品，为数甚多，而且拥有广大的读者。他翻译许多介绍西洋音乐的书，这一启蒙工作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无论是他的音乐著作或美术著作，在当时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多年来，日本军国主义者明目张胆侵略中国。1936年6月，“中国文艺家协会”宣布成立，并发表宣言。参加的人有丰子恺、朱自清、叶圣陶等110人。10月，作家巴金、林语堂、鲁迅、丰子恺等共21人，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宣言”指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至以求行动之更有力。”
接着，1937年芦沟桥事变。面对暴寇的侵略行径，丰子恺满腔愤懑，决定用自己的画笔来宣传抗日。他准备把日本侵华的无数事件用笔画出，编成一册，以最廉的售价广销各地，使略识文字的中国人都能了解，使未受教育的文盲也能看懂。不久，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在金山卫登陆后，到处狂轰滥炸。11月6日，两架日机飞到石门湾上空，投下了12枚炸弹。其中一枚落在缘缘堂门口五六丈处。当天傍晚，石门湾逃避一空。丰子恺的妹夫立即从南沈滨摇一只船出来，邀丰子恺一家老幼10人下乡暂避一时。从此，他开始了8年动乱的逃难生活。
他说：“我虽未能真的投笔从戎，但我相信以笔代枪，凭我五寸不烂之笔，努力从事文化宣传，可使民众加深对暴寇之痛恨。”有一天，丰子恺在武昌乡间看见田野中有一棵大树，被人砍伐了大半，只剩下一根主干。这时正值春天，那主干上怒抽枝条，竟也长得枝叶茂盛。其中有的新枝条甚至超过其他大树的顶，仿佛是在为被砍去的“同根枝”争气复仇。他后来提笔把这情景画出来，象征中华民族，并题上自己所作的一首诗：“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
1938年春，丰子恺在汉口得到缘缘堂被毁的消息，这对他来说是巨大的打击。这时候，恰好桂林师范的校长唐现之来信聘请丰子恺去该校任教。丰子恺于是带着全家迁往桂林。后来，他又转往广西宜山江大学任教，并随校迁到贵州遵义。1942年，他搬到重庆郊区的沙坪坝，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沙坪小屋建成后，丰子恺便辞去教职，从此专为卖画写作为生。
抗战胜利次年，丰子恺搭轮船由长江而下，到南京改搭火车。丰子恺踏上阔别十年的上海时，说：“我从京沪火车跨到月台上的时候，第一脚特别踏着重些，好比同它握手。”
他去故乡石门湾凭吊。这个船舶麇集、商贾辐辏的热闹城镇，如今已经面目全非了。胜利还乡的满怀喜悦心情终于渐渐地消失殆尽，他对当时的社会十分不满，深恶痛绝。他引用古人“恶岁诗人无好语”的话，声称自己“现在正是恶岁画家”，但又觉得这种触目惊心的画不宜多画，希望自己的笔“从人生转向自然”。
1949年大陆解放，丰子恺52岁了。此后他专事著译。他在68岁时，完成《护生画集》第五集。69岁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他住在止海。大字报，逼供信，抄家，关“牛棚”，紧缩住房，下乡劳动，写不尽的检讨交代，批斗，挂牌，游街，克扣工资，丰子恺备受种种精神上的侮辱和肉体上的摧残。
但他横下一条心，把坐“牛棚”看作参禅，把批斗看作演戏。夜晚过黄浦江去游斗，他说是“浦江夜游”；在“牛棚”中被叫去训话，他好像是去上一回厕所，回到“牛棚”照旧与画师门谈笑风生，或偷偷地作诗填词。到上海南郊劳动，冷天睡在铺稻草的泥地上，屋顶隙缝中飘下来的雪积在他枕边，70多岁的老人早上还得亲自到河埠打水洗脸，但他风趣地说：“地当床，天当被，还有一河浜洗脸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回到家里，不管白天发生过天大的事，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叙述一遍，有时甚至避而不谈，只要一斤黄酒入肚，仍是吟诗诵词，谈笑自若。
然而，热爱这位老画家的作品的人，却时刻惴惴不安地关心着他的行踪、境况。当老画家奉命爬上竹梯去贴批判自己的“大批判专栏”时，围观的路人中有不少人暗自替这位老人担心。丰子恺虽然被批成“反革命黑画家”，实际上群众心底里对他更加增添了仰慕之情。
1974年“四人帮”借批大儒为名，炮制所谓“黑画展”，丰子恺自然也不能幸免。《满山红叶女郎樵》这幅画原是画中国近代文学家苏曼殊的诗句，但画中有三片红叶落下，这不成了影射三面红旗落地吗？
做子女的为了关心父亲的安全，一次次地劝他以后留意些。丰子恺却还是我行我素。他给儿子新枚的信中写道：“……我的画都是毒草……然而世间有一种人视毒草为香花，世袭珍藏。对此种人，我还是乐意画给他们珍藏。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画亦如此。”
1974年夏天，丰子恺右手手指开始麻木，次年8月右手臂也逐渐不能动弹，这对辛勤笔耕了半个世纪以上的丰子恺来说，简直是极大的灾难。9月15日，一代艺术家丰子恺安详地阖上双眼，享年77岁。他没见到“四人帮”垮台，就在噩梦中与世长辞了。
不，他没有在梦中逝去。他醒了！1976年10月的鞭炮声把他唤醒了！这位艺术家一生的辛勤播种重新受到滋润和灌溉，在中国各地甚至海外发芽开花。作品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的一切！他与读者同在。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正如他的老友叶圣陶在悼诗中所说：“潇洒风神永忆渠！”
Number：1599
Title：日本留学热中的冷静观
作者：柴生林
出处《读者》：总第90期
Provenance：青年一代
Date：1988。5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语言学校还是“商业学校”
这就是下飞机曾让我眩目过一阵的东京，这就是梦寐以求的留学生活的开始。我们坐在一辆学校巴士上，这辆只可坐8个人的巴士，塞满了15个中国留学生，去分校上课。学校为了招徕学生，办公室设在火车站附近，而教室则设在租金便宜而交通极不便利的地方，和我一起第一天来上课的被挤在两个大汉中间夹缝里的上海姑娘哭了，又不敢放声，只是捂着脸抽泣。嚷嚷着发牢骚的人一下子鸦雀无声了，令人窒息的死一般的沉默，死一般的寂静，死一般的思索。我知道每个人心里都想哭，因为我们经受了多少，放弃了多少，才挤上这辆车的。
有了乘车的体验，看到只有黑板和桌椅的简陋教室已不惊奇了，什么现代化视听设备啦，空调啦等等，“浪漫的奢望”早就烟消云散了。
学校办公室通知下周起巴士停开。同学哗然。我们几位新同学到办公室陈情。还没等我们说完，办公室一位负责人操着一口流利的京腔像电影里的念白一样说：“怎么能说学校欺骗你们呢？学校设有分校是正常的，学校没有必定要接送的义务，你们大陆许多学校不是也有分校吗！？”那本可让同胞感到亲切悦耳的国语让她讲得这样尖厉、刺耳，而那双手交叉胸前的盛气凌人的架势，很有电影里面那位“马列主义老太太”的气度。也许是在东京遇上这种气度吧，我们个个目瞪口呆，最后只能不置一词地悻悻而归。“你们大陆”，她是何许人也？一位老同学告诉我们，她是台湾长大已加入日本籍的北京人。从她谈起，使我对东京语言学校的现状有了真实的了解。
在东京仅有几所语言学校是文部省认可的，其余都是法务省承认的语言学校。由于中国人大量涌来，一些公司纷纷开设语言学校，学校一般由公司老板挂名校长，台湾人把持，近来又雇用几名大陆来的中国人。形成以赢利为主的“商业”语言学校。这样只要有钱就可踏上留学之途。
留学与“留钱”
上课一周才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教室里的课桌椅是20张，班级在编人数30名。我不解地问老师，老师随和地解释：每天只会到三分之二吧。果然如此，教室里不曾坐满过，还有三分之一的人“轮休”。三分之二中不迟到早退的寥寥无几。学生都干什么去了？打工。不加掩饰的说，来日学生中95％以上的人是以留学为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