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的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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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故事，什么十二道金牌追回岳飞，朱元璋乱杀功臣，又什么乾隆爷几下江南……他都能讲得头头是道。班里常有人爱说些上不了台面的荤段子，但自从范建国来了之后，再有人讲荤的，他就会说，人家大个儿可是文化人，别让人家笑话。就是有人非要讲，也含蓄了许多。
换锯条要用头顶着那大锯走上一段路，时间一长，王河就冲人扯着嗓门嚷，别让人家大个儿一人包了！也换个喘气的。哪儿写着归人家一人包啦？
但一有人抢着要干，范建国就会说：“还是让我来吧，我又不会抽烟。”容不得你不让给他。在大学他就是篮球场上的主力，别人眼里的重活，他干着并不感到吃力。
其实，他自愿包下换锯条的活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锉锯房那里有报纸可看。因锉锯工陈爱兰兼着厂里的广播员，她那里订了四五种报纸。他留意时局的变化，尤其是有关对右派分子处理的一些报道。对文化娱乐方面的消息他也非常感兴趣，留意又上映了什么新电影，苏联的什么艺术团体又来华演出的新闻。更重要的是那里的人不讨厌他。
董师傅是个对谁都客客气气的老工人，什么时候见他进门都会热情地招呼他歇会儿。陈爱兰则会抓紧时间向他请教一些难懂的问题，什么苏联卫星怎么才能不落下来，苏联会不会帮助中国发射卫星……有时还要请他对一些广播稿提提意见，对他总是张口闭口的“大学生”，那态度就如同是称呼师长。
起初，陈爱兰对范建国可不是这个态度。她对这个整天拉着脸的大个子没有一点好感。他来换锯条总要抄报纸看上几眼，而且从不征求主人的同意。陈爱兰有意将她写的东西压在报纸上，可他仍不管不顾。一次竟指点着一篇广播稿说，“这上面有两个字写错了。”陈爱兰听了狠狠地白了他一眼，他也没有理会。仍埋头看他的报纸。一次他来换锯条时，正赶上锉锯机不转了，董师傅又不在，急得陈爱兰找不出毛病。范建国不言不语走上前，抄起扳子紧了紧马达的皮带说，“开吧，没事了。”陈爱兰一按电钮，机器果然又转起来。她第一次对这个大个子右派有了笑脸。后来，她得知正是范建国的一个建议使制材的质量和速度都提高了不少才彻底转变了对他的态度。
右派究竟是什么东西她始终搞不太清楚。只知道这类人大部分集中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立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她的父亲和两个姐姐全是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在家里面很少谈论这种话题。她的那点有关右派方面的知识全是从报纸，广播中得到的。这类的广播稿她没写过，需要广播时也是念报纸上文章。但厂里“土生土长”的右派是什么模样她是清楚的，财务股的“大近视”谁不清楚！见了谁都笑眯眯的，对她这样的小青年也张口您闭口您的，反右中不知怎么就成了右派分子，说他攻击过社会主义，他那样的人会有攻击社会主义的胆量？这种问题她想不明白，也不愿费这个脑筋。可是自从来了范建国，右派就逐渐成了她心中的谜。
范建国顶着锯条猫腰进门时，陈爱兰刚刚写完一篇声讨麻雀的广播稿。一想到自己不慎将范建国有关麻雀的议论捅给了厂领导，陈爱兰心里充满了内疚
之情。可说出的话，泼出的水，她想不出什么办法能弥补自己的过错。
范建国和以往一样，放下锯条便抄起了报纸。与以前所不同的是，他现在能随随便便地找个地方坐下专心看他的报纸。他只有一支烟的工夫。
“上面有什么新闻能这么吸引你？”陈爱兰主动和他搭话。董师傅去医务室了，屋里只有她和范建国。
“我是随便看看。”范建国没有抬头。
“我、我有件事挺对不住你的，是我无意说走了嘴……”陈爱兰鼓起勇气将头天中午的事说了出来。她觉得还是告诉他好些，否则领导找他谈话他没有一点底。她思量再三，觉得还是说出来心里轻松。
范建国抬头望着她，那是一张充满歉意的脸，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似含着泪水，像一个做错事的学生在等待师长的惩罚。他故作轻松地笑笑说：“没什么。不会因为这几句话怎么样的。再说我只是随便说说的，确实不见的对。”
“真的对不起你。”陈爱兰喃喃地说。
“没什么，真的没什么！”范建国笑呵呵地顶上新锉好的锯条出了门。
尽管范建国知道他那些为麻雀喊冤的话还不至于被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但也知道难免不被人小题大作批上一通的。与他接触过几次的厂长李宪平虽然是个有些水平的领导，但其他领导就难说了。总之挨批的准备是要有的。他后悔不该乱发那番议论，怪自己好为人师。但说不清为什么，内心之中又有几许满足，陈爱兰那满含歉意的眼神挥之不去，里边似乎有他难以看清的东西。使他能看清的是她的单纯和善良。
自从他被打入另册，和他相处多年的女朋友便与之分了手。从此，他开始变得有些鄙视异性，尤其是对年轻的姑娘。但在陈爱兰的身上，他却看到了女人更可贵的特点，那就是善良。虽然她是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的女工，远远比不上他女友的学识和风度，但她的心清澈见底。陈爱兰算不上很漂亮，但却能令人信赖，待人真诚。他所遭受的挫折和打击，使他懂得了真诚的价值，善良的宝贵。
范建国一人上好了锯条，锯台上仍空无一人。他正站在那里发呆，被人喊进了休息室。
小屋内烟雾腾腾，人们七嘴八舌正在议论后天的大行动。刚刚开会回来的班长王河冲他嚷道：“我说大个儿，后天的事你可要露一手。到时候咱们班至少要交上一百只死麻雀，你点子多，看有没有什么好招？”
范建国为难地抓了抓头皮，又摇了摇头。
“会不会做弹弓子？”王河问。
范建国点了点头。
“这就行。抓紧时间做几个。”王河说着又冲大伙儿说，“不会玩弹弓的就上树掏，不会上树的准备竹杆子绑上红布轰，不能让它们落脚，累也要把它们累死！”他扬了扬手里刚发下来的材料说，“下班开会时我再详细传达。这轰、打、毒、掏，里边的学问不小，让我背可背不下来。现在先干活去！有一条我可要提醒大家，后天一早五点钟以前到厂集合，别睡懒觉把正事忘了！”
爱说脏话的路富友含着坏笑接话说，哥儿几个，把该办的正事今晚都提前办了，别让班长到时候着急。全福后天是不是带着你媳妇一块来？她平日里“掏家雀儿”可是一绝，这时候还不让你媳妇露一手！
一番话引得众人大笑。全福回敬了几句脏话，有些不大情愿地说，五点钟天可没大亮呢！这黑灯瞎火的登高上房，摔个胳膊断腿折的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真要小心点儿。
路富友听了骂道，你小子真他妈的一个丧喇叭！你盼点儿好行不？回头别人都没事，就让你小子把雀儿子摔掉了，让你媳妇急死！
两人对着说开了脏话，逗得人们一通笑。王河轰着大伙儿出了休息室。
闹钟出了毛病，范建国被操场传来的鼓声惊醒时，离集合的时间只差十分钟了。他拉开灯一阵忙乱，冲着仍在蒙头大睡的孙广财喊了两声。昨晚上这家伙又喝醉了酒。
孙广财不情愿地掀开被子，嘴里骂骂咧咧地老大的不高兴。他是厂里的车把式，整天赶着一辆驴车在厂内来来往往地运送木材，养成了驴一般的脾气。因他生得黑，心也黑，背后人们全叫他“黑驴”。这间宿舍原来住着四个人，那两个因受不了他的气挤到别屋住去了，只剩下了范建国。孙广财怕全走了没人打水，生炉子，对范建国的态度才收敛了一些。这小子未成年时就因强奸幼女被劳教了三年，解除劳教后在家闲逛了两年，头年才托关系进了这个厂。
孙广财骂了几句又钻进了被窝，他冲着要出门的范建国说，见了我们头儿郭胖子给我请个假，就说我肚子疼，得多睡会儿。说完又蒙头睡去。
范建国带上头天准备的竹杆，弹弓子赶到操场时，那里早已黑压压挤满了人。无数的竹杆上绑着各色的布条在空中晃动，远远望去就像送葬的灵幡在晃动。不少住厂的职工手里拿的是脸盆和自制的鼓槌。担当主力的是一面两个人抱不过来的大鼓，几个性急的鼓手时而轻轻敲打几下，那鼓声在黎明中透着清脆。因天色尚早，这鼓声似乎并没吵了鸟儿们的好觉，大限将至，鸟儿们仍浑浑噩噩，还在甜睡。
清晨五时整，广播电台里传出了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王昆仑副市长发布的动员令，全市三百万军民齐参战的麻雀剿灭战终于开始了。
早已等急的鼓手们开始擂鼓助战，十几个脸盆也跟着“乒乒乓乓”乱响一气，震天的鼓声与远处传来的鼓乐，鞭炮和人们的呐喊声连成了一片，如排山倒海之势。厂长李宪平扯着嗓门喊了几声，“大家要注意安全！”但很快就被震耳的鼓声淹没了。
曙光厂内的树不多，王河的这个班组没有轮到上树掏鸟窝的份。上边发下来的毒饵因数量太少，也没分到他这个班。好在二号锯台的天棚下边有两个鸟窝，王河亲自带人上去掏了，一举摔死了八只麻雀。天还没亮，麻雀还在窝里，手电筒一照，手一伸就抓到了手里，除了惊飞了一只，其余的全被剪掉了翅膀摔死在地上。王河小时候就掏过鸟窝，有这个经验，几分钟就解决了。
王河让范建国带着两个新来的人上了车间的天棚。他紧督着其余的人分别占领了他们车间管片内的几个制高点后，自己则带着路富友到锯台远处的旮旯去下毒饵。路富友是趁乱偷了两小包毒饵，喜得王河像得了宝，他天性争强好胜，事事不想落在别人后面。他知道上面是要统计战果的。
东方的天际已开始放明，只是由于云层太厚，天明来得过于迟疑。
范建国登上了棚顶，做了几个深呼吸又小心翼翼地活动了几下腰腿。他没有理会那两个陌生的同伴，那两个也没有主动与他搭话的意思，一人举着一根绑着布招子的竹杆远远站在一边，范建国看不清他们的脸，远远看上去就如同是两尊苏武牧羊的石塑。他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脚踏在瓦上“吱吱呀呀”作响，使人心悸。又兼棚顶上带有明显的坡度，人站在上边不动也会有几分胆怯。
范建国闹不清他们的身份，但细细品味着王河刚才交待的口气，分明是让那两个人听他的指挥。他还会有指挥别人的权力？以此推测那两个人的身份肯定高不了。那个身材瘦小，戴着眼镜的分明象个学生，宽大的工作服穿在他身上显得有些滑稽。那个年岁大些的一看就是知识分子，那人像有满腹的心事，并不时地偷着朝他这边打量。
曙光木材厂占地很大，但建筑物却不多，更没有高大的建筑。东边挨着铁道的是材料场，那里堆积着一堆堆小山似的圆木。厂的西边是两个生产车间，除了生产可拆卸的活动房，便是为水泵厂加工的外包装。南边便是两台加工圆木的制材车间，对面则是食堂和那一排办公用房。几排职工宿舍在厂内的东北角。厂里的职工大半是一工一农的结构，家属在农村的居多，平日住厂的不少。
厂的西邻是铝制品加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