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的事-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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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是妻子的坚持，最终在她的鼓励下，他写完了自己的申诉材料。
郑雅华说；“反正已将好人打成鬼了，再给你加个不服的罪名也坏不到哪儿去。现在的问题不是当个老实的鬼，还是当个不老实的鬼的问题，而是追回你做人的名分。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就不能放弃！”妻子之所以信心比他足，是因她的入党介绍人现位居高教部的司长。她想通过这层关系将丈夫的情况反映到高层领导那里，妻子深信总有讲理的地方。
申诉材料写完后，郑雅华自告奋勇想亲往高教部去面呈这位司长。石国栋晓以利害，终于说服妻子改变了主意。理由很简单，万一这次申诉失败，又被人捅出来，妻子这条为右派丈夫翻案的罪名就足以将她补划进自己的行列里来。妻子是维系这个家庭的精神支柱，这个家不能没有她。况且妻子的这位老关系他也见过面，何必再让她冒掉进火坑的风险！
在司长的办公室，石国栋见到了想见的人。
司长没有翻看他递上的申诉材料，而是要他简单扼要介绍一下申诉材料的内容。司长面部表情十分严肃地在听他的讲述，时而眯起双眼，时而皱起了眉头。十分钟后，终于冲他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本来他讲完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想介绍一下自己的历史的，即便这位司长知道他的过去，他仍想着重讲讲的，他觉得这十分必要。他毕竟过去是把脑袋塞进裤腰带跟着党干过革命的一分子啊！但司长不想听下去了。
司长用有些沙哑、低沉的语调说：“国栋同志，听我讲几句好吗？”他显得十分激动地点了点头。因为他听到了“同志”，这久违的称呼。
“我个人完全相信你讲的这些全是事实。不排除是由于与某些领导的误解，造成了今天的结果。但要想将这个结局扭转过来，不那么容易，也可以说还不是时候，或说是至少眼下还不是时候。即便是现在定的调子高了一些，严厉了一些，也没有什么。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嘛！”
“可我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了！这还不是最后的处理？”石国栋不顾一切地争辩了一句，仿佛对方的手里就掌握着能改变他命运的东西。
“你听我讲，有些事情是要到运动的后期才能看清楚的。你也算参加革命时间较早的同志啦，应该领会党的有关政策。党在处理人的问题上一向是非常谨慎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眼下你要有耐心，要相信党。运动有时好比打仗，有些误伤总是难免的。今天我多说几句，最后还是要在已划右的人当中，区分哪些是‘疑似分子，’哪些是‘思想右倾分子’，哪些是什么什么，有些就不便细说了，总之要看运动后期的处理。”
司长最后说：“这份申诉材料你还是拿回去，我个人的意见是你也不要再往上递，或再托关系转给什么人，没有好处的！眼下做的就是要有耐心，要相信我们的党。你不是也承认自己在整风中说了错话，办了一些错事嘛，那就加深认识，争取早日取得谅解嘛！”说罢，他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
石国栋知趣地起身告辞，司长起身送客与他握手时说了一声，“回去代问雅华同志好。”
石国栋回家将见司长的经过照实一说，妻子生气地大骂对方耍滑头，说他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啊！在妻子的心目中，她的这位老上级是党性强，政策水平高，人品好的完人。所以这一结果不仅令她失望，也大出她的意料之外。
石国栋却并不同意妻子的看法。他觉得这位司长表现得相当不错了，至少对方还将他视为“同志”，说的官话中隐含着几分善意的关照，那就是要他冷静，要耐心等待。他无论怎么猜想，也觉得那些话不像是对方用于搪塞的拖词。况且人家可以找出足够的理由避而不见的，须知这是什么时候！
丈夫的看法并未能使郑雅华心服。她总觉得是这位老领导过于怕事，在她看来，对方接下申诉材料，找个机会再转给部长并非难事。以这位老领导的身份，向部长说上几句话引起部领导的重视也是可能的。所以，她对这位老领导的表现大为不满。她了解自己的丈夫，那是个在任何处境下都能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的人，她不能不承认这是好的品格，但正是这好品格，谦谦君子之风，解除了自我保护的武装，使丈夫落到了今天这样的结果。所以她力劝丈夫将申诉材料寄出去，直接寄给部长。
她说：“甭听那老滑头的。等什么？要争取主动！明明是打错了，你不哼，不哈，只能表明是你默认！你有什么可怕的？还是那句话，反正已成鬼了，当白鬼，黑鬼是一样的！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
石国栋认准的事很难回头，他坚信此时申诉不合时宜，不会有好的结果。但他同样不能说服妻子，真理论起来，妻子说的那些理由要比他的理由更充足，更具有说服力。那几天，夫妻俩争论的话题只此一事，最后是石国栋的执拗终于使妻子大动了肝火，与他吵了起来。
她翻出了老账说：“当初我劝过你什么？张放一登出那篇狗屁的‘暧昧的中立’攻击你，我就劝你反击，不能跟这种混球再客气，要把一切都说清楚，免得背黑锅。你呢，觉得堂堂一个师长不能跟学生打嘴架，不能太小家子气了，要表现得你这当领导的有一定的气量！你看现在多好呀，屎盆子全扣自己头上了，想吃后悔药都没地方买去！”
石国栋知道，为怕刺痛他，妻子在很长一段日子里不提及这段伤心的往事。而如今妻子当面揭他的伤疤也并非想羞辱他，只是想用残痛的实例说服他。但他并不为之所动，他觉得彼时之错，并不证明自己此时不对。
“你这次到底听不听我的意见，你给我个痛快话。我不想再劝你，跟你多废一句话啦！”那天晚上，妻子用不同以往的语气对他摊牌说。
妻子并没表明他不听的后果是什么，但其神情，说话的语气，能使他预感到那后果的严重性。他并不担心离婚，那是他求之不得的，他担心的是她会背着他把材料寄出去。他沉思了片断，终于做出屈服的样子点了点头说：“好吧，我听你的，明天我就寄出去！”
他万没想到，自己的这一屈服的表示竟会使妻子激动得泪流满面，依在他的怀里久久没有说出话来。一想到自己的屈服只是为了敷衍对方，他眼圈也随之红了，仰制不住的一阵心酸。
就在当天的晚上，他当着妻子的面将信封写好，将整整十五页的申诉材料小心翼翼地装了进去。第二天，没等妻子问起便主动告诉她寄出去了。
不久，石国栋发现妻子的情绪极为消沉，问她原由，她也是强作笑颜地以身体不爽来搪塞，他断定有什么事在瞒着自己，妻子一定是遇到来自上面的压力。他再三追问也不得要领，追问得急了，妻子还会对他发火。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菜市场遇到了与他十分要好的一位同事，在石国栋的再三追问之下，对方才吞吞吐吐地告诉他，院领导可能已找过郑雅华，动员他与自己的丈夫划清界线。不知是出于什么动机，对方最后竟对他说了一句，“其实你可以争取主动嘛！何必拖累小郑呢？”说完便如同遇到传染病人一样逃掉了。他也如同当头挨了一棍呆住了。
从朋友的嘴里竟听到动员他离婚的话，并且说得如此赤裸裸，开始还真令他有些气恼。但静下心来，这气恼就变了味，昔日的好友不近人情之举未必说的是真心话，之所以这么说，无非是事先为自己设下的保护措施。一旦有人说他与右派分子私下通风报信，他会理直气壮地说是帮助领导做工作，让其不要连累无辜，至于说这种话伤不伤朋友那是其次。石国栋还是感激这位昔日的好友的，毕竟见了他没立即跑掉，毕竟还告诉了一些实情，这已足够了。
石国栋觉得自己确实应该再次争取主动，提出分手，使妻子在政治上得以解脱。妻子为他做出的牺牲已经够多了。在这期间，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共青团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郑雅华早已被确定为中方代表团成员之一，但他一出事，郑雅华的代表资格也随之取消了。
当晚，石国栋郑重其事再次提出分手，不想郑雅华听后竟大发雷霆，冲他劈头盖脸地吼道：“你什么意思呀？是不是要我给你写个保证书你才放心？你以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家啊，说散就散！你以为这还是前清呀，说休妻就休啦……”说罢便伏在床上呜咽起来，哭得一塌胡涂。
一时，石国栋被吓呆了，昔日温情似水的妻子变成了暴怒的母狮。他知道，妻子一定是忍受着巨大的压力和屈辱，他的话如同拨掉了塞子，使得憋闷了许久的怨气全喷射出来。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静静地等待妻子平静下来。当他将毛巾塞到妻子手中的时候，郑雅华顺势扎进他的怀中，完全是一种哀求的口吻对他喃喃说：“答应我，能不能往后不再说这种蠢话？
此时的石国栋还能说什么呢！他紧紧地抱住了妻子，深深地点了点头。
这一年的春节就是在无限的等待，彷惶中度过的。春节过后不久，对他处理决定终于下达：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行政级别由十四级降为十七级。但即使如此，妻子对他态度依然不变。
那是石国栋来曙光厂上班后不久的一个晚上，进家门他就发现郑雅华的神情不对劲，当他看到桌子上放着那件封好并没寄出的申诉材料时，后悔已晚了。当初，他为了不拂妻子的好意，谎称已寄出的了申诉材料，实则是将封好的信封藏在了箱子的底层。这期间，他几次想把材料转到母亲家，就怕被郑雅华找东西时翻出来，但一回到家就像散了架，没顾上这件事，没想到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石国栋满脸堆笑地向她解释，却见郑雅华摆了摆手说：“你什么也不要说，我什么也不想听。我想咱们还是分开好。”她说得异常平静，仿佛已经过深思熟虑。
石国栋知道一切已不可挽回，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但妻子提出分手是出于对他的误解，因误解而导至恩爱夫妻分手更是令他痛苦万分。只是一想到能尽快解脱妻子也是他求之不得的事，他还是平静地表示接受妻子的要求。
他知道妻子始终还对那份“寄出”的申诉材料寄予希望。她几次说起向上申诉一事时，竟安慰他说，“申诉材料寄出这么久了，学院方面既然没有什么反应，应该是好事。”如今真相大白，对她的打击可想而知。
其实，从各方面反馈的情况分析，不寄申诉材料是正确的，反之，那些向上申诉，不服的右派没一个不受到更为严厉的打击。因为这些向上寄出的申诉材料无一不被返回原单位的党委手里，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石国栋觉得离婚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让他们的孩子免受他的影响。
住集体宿舍当光棍的滋味不是好受的，尤其是有过家的人重当光棍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