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全传-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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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军”的首脑，都感到人人自危。他们见到黄埔系军人有同学会的组织，也想搞个
组织起来，团结自固。结果就有吕超（四｝门人）等由旧军事学校出身的军人，发
起恢复“四校同学会（即北洋时代在北京成立的将、陆军小学、陆军中学、保定等
四校）。发起之后，响应者不乏其人，如江西的张岂庸、广东的陈铭枢、湖南的唐
生智等，均表同意。一时声势颇盛，大有压倒“黄埔同学会”之概。蒋介石认为如
任其组织成功，必为心腹之患，于是就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措施，用“总司令”的名
义，以禁止军中有分散团结的组织为理由，下令禁止军队中有同学会、同乡会等组
织。并先行下令取消他自己促成并亲自领导的“黄埔同学会”，以迫使“四校同学
会”也不得不半途而散。
蒋介石表面上下令取消了“黄埔同学会”以后，随即改头换面，在中央军校内
设立一科，专司黄埔学生调查登记事宜，名之日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科。这个科另
立门户于南京明瓦廊三道高井，设中将主任、少将副主任，受校长的直接指挥。蒋
介石翻一翻手，又使“黄埔同学会”名亡而实存了。
当南京政权初定，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就以统一军事教育为名，大量
发展军事学校，先后设立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空军学校、工兵学校、炮兵学校、
骑兵学校、辎重兵学校、海军学校、鱼雷学校、宪兵学校、警官学校等等，各地还
设有分校及各种训练班。所有各校校长，均有蒋介石自兼，而另置心腹充教育长，
主持校务。这类军事学校一多起来，军校毕业生调查科，也就应付不了。而其时各
校派系，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又发生组织同学会的事情了，如杭州空军学校的蒋
坚忍，就倡导过组织空军学校同学会。事为蒋介石所悉后，立传蒋坚忍到南京，当
面痛加申斥。蒋介石为了加强控制，在“复兴社”分子策划下，即将原有的中央军
校毕业生调查科，扩充为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至此，“黄埔同学会”的
实质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扩大了。蒋介石拼命发展军事学校，本来为的是加强自己
的武力，保稳自己的江山。但“天子门生”一多，品流复杂起来，派系倾轧增多起
来，再加上内外形势也更加激荡起来，于是，如何防备他们思想不稳？如何从内部
加以控制？又成为蒋介石面前的新课题。于是，“复兴社”这个组织，就在蒋介石
外防异己，内防反侧的需要下，乘时出现。
“复兴社”成立后，蒋介石曾向贺衷寒等指示过吸收社员，发展组织的原则。
蒋介石说：吸收黄埔军校的学生，要求的条件可以放宽一些；但加入组织之后，执
行纪律要严一些；吸收普通学生，要求的条件要严一些，加入组织以后，执行纪律
要宽一些。紧接着，“复兴社”又决定设立两个外围组织，一为“革命军人同志会”，
以潘佑强、易德明、桂永清、杜心如、娄绍恺、彭孟缉等为干事，潘佑强为书记，
易德明为助理书记；一为“革命青年同志会”，以康泽、刘诚之、任觉五。赵范生
等为干事，以康泽为书记，刘诚之为助理书记。前者以军校学生为发展对象，后者
以普通学校学生为发展对象。“复兴社”为了扩大影响，又决定把训练总监部国民
军事训练处拿过来，派潘佑强出任处长。把军事杂志社拿过来，派杜心如去任总干
事。把“拔提书店”归到“复兴社”，出版军事书籍及法西斯性质书籍。与此同时，
“复兴社”的其它的几个训练班，也办起来了。
在1932年3月间，亦即“复兴社”成立期间，在南京有军校学生270多人，向军
校毕业生调查处登记。萧赞育建议把这班人加以短期训练和考核后，再派工作。经
常务干事会通过。转报蒋介石批准，即在军校开办了一个“特别研究班”来训练这
批人。这个“研究班”由康泽任主任，萧赞育任副主任，以南京明瓦廊军委会政训
处为班址，训练了3个月。主要课程有（一）“复兴社”那一套“一个党、一个领袖”
的理论。（二）党派的批判，认为别的一切党派都不合救国的需要，只有效忠蒋介
石才是“救国之道”。（三）“领袖”训话，由蒋介石亲自出马，每周一次。（四）
持约演讲，找一些“名流”来灌输法西斯思想，此外还设有合作社课程，目的是训
练一部分人，将来替“复兴社”做财政贸易工作。
这班人训练期满后，有五六个人派到由康泽任社长的《中国日报》去，有20人
左右派到“复兴社”各级组织去，有一二十人派到南京附近各军事学校担任政训工
作，另有少数人，则派到“复兴社”的财政贸易组织“厚生消费合作社”去。
另外的100多人，全派到“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去做政训工作。在训练期间，戴笠
特在班里选了30人，另外开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这也就是戴笠的第一个特务训练
班。
特务训练班设在三道高并军校学生调查处内，负责的就是戴笠自己和特务处副
处长郑介民。
4月间，又有几百名失业的军校学生，到调查处登记。也是由萧赞育建议，成立
了一个宪警训练班，地址设在朝天宫，主任为孙常钧。照“复兴社”的预计，这个
班的人训练期满后，可伸到各省的宪兵和警察组织里去。此外还有一个训练班，就
是由刘健群主持的军委会政训班。
几个研究班和训练班的学员，经过训练，十之八九都成了“复兴社”的成员。
而从这几个班子的开设去观察，便可以明白“复兴社”在军、警、宪、特、青年等
各方面，都要伸展，都想掌握。
在军事方面，其活动对象首先是陆、海、空军部队。这一部分，以军委会政训
处为总机关，它在各级部队和各军事学校、各军事机关都设有政训处，派驻政工人
员。凡中级以上的政工人员，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复兴社”分子。他们的主要活
动，除了反共工作之外，还负责侦察监视各部队长、各级军官的思想行为。不但对
非嫡系部队如此，即对嫡系部队也是如此。蒋介石曾指示“复兴社”，不许吸收带
兵官长参加组织，只有如胡宗南、黄杰、桂永清等少数人是例外。此外，还有极少
数的团旅长也参加了“复兴社”，那是被派到非嫡系部队中负有特务任务的。蒋介
石不许掌握实力的部队长参加“复兴社”，是想使“复兴社”特务对那些部队长起
监视作用，互为牵制，以利于他的控驭。
各级部队中的政训处，不仅在各部队内部厉行防制共产党的活动，而且在驻防
所在地，假借部队的威力，对当地实行军事管制。他们可以自行制订各种法例付诸
实施，而且一律以“军法从事”；当地政府及其警察司法机关，也要听从他们的命
令，各军事学校政训处的主要对象则是学生，以侦察和监视学生的思想行动为中心
工作。凡是被认为思想不稳或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即由政训处通过学校予以禁闭，
开除处分，交军法机关转送陆军监狱。
政训系统的首要头子，以贺衷寒居首位，曾扩情、刘咏尧、袁守谦、邓文仪、
蒋坚忍等，都属于这个方面。“复兴社”就是通过他们，去掌握指挥这一方面的特
务活动的，在人事行政上，则由他们自行管理各自的范围，“复兴社”组织很少过
问，只通过他们的活动去贯彻其总目的和基本要求。
除了政训系统以外，“复兴社”还控制着一个军队党务系统。这个系统，以国
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最初是科）为总机关，以陆、海、空军和各军事机关、
军事学校为活动对象。各单位的书记长以下人员，均由军队党务处统一调派。这个
处由“复兴社”骨干黄仲翔掌握，并不听命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而是受“复兴社”
组织指挥的。
“复兴社”在军事方面的另一个活动，是普遍实行军事组织和训练，希望将青
壮年都置于军事控制之下。当时，其第一步工作，是以厉行高中以上学生军训为主。
这个工作的组织系统，以设于训练总监部之下的“国民军事教育处”为总机关，各
省市则设“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在各县市及中等以上学校都派有军训教官。这
些军训教官大多数是“复兴社”分子。“复兴社”的控制，还伸展到童子军组织里
去，他们以“中国童子军总会”为总机关，会长是戴季陶，但负责实际责任的主任
秘书刘咏尧，是“复兴社”的高级分子。
1933年冬到1935年之间，“复兴社”组织发展得很大，于是又成立了两个外围
组织，一个叫做“忠勇救国会”，专门吸收帮会分子为骨干，向下层社会发展。土
豪恶棍、流氓地痞的恶势力，即以这个“忠勇救国会”为中心。另一个叫做“中国
文化学会”，以大学校长、教授以至于一般文化人为吸收对象。有些地方还组织过
所谓“文化前卫队”这类组织。
1934年，“浙江分会”成立后，跟着就组织了一个所谓“文化前卫队”。该队
在杭州举行宣誓典礼那天，还请了总会和上海分会派萧作霖（黄埔六期的“复兴社”
分于去监誓。）萧作霖即带来了一把剑和一把刀前去，授赠与“前卫队”，象
征铁和血的“文化前卫队”精神。宣誓典礼在一个广场举行。所谓“文化前卫队”
的队员，共有三四百人，绝大部分是浙江大学、之江大学、中央航空学校、浙江警
官学校的学生。这些人排成一个营横队站着，由队长赵文龙（浙江警官学校教育长）
站在营横队前方正中的营长位置。典礼开始时，首先举行宣誓，全体肃立，由赵文
龙带领，举起右手宣读誓词，他念一句，全队跟着念一句。宣誓完毕，即由“中国
文化学会浙江分会”常务干事蒋坚忍（中央航空学校政训处长）代表分会授旗。队
长赵文龙按照军队仪节，正步走到主席台前受旗，然后正步回原位置，将旗转给跑
步前来的护旗兵，护旗兵又照样正步走回排头举旗肃立。接着举行阅兵，然后由萧
作霖授剑和赠刀，宣誓典礼才告完成。
“中国文化学会”成立于1933年12月，总会设于南昌。他们成立这个“学会”，
是想把上层知识分子都拉过来，展开一个什么“全面性的文化运动”。发起搞这个
“学会”的，是邓文仪、贺衷寒、萧作霖、吴寿彭等人。
“复兴社”的报刊很多，除了有《中国日报》作为机关报之外，还有《我们的
路》和《青年旬刊》。后面那两个刊物，后来又合并起来，改名为《中国革命》周
刊，成为“复兴社”的指导性的机关刊物。在这个周刊上，陆续发表了不少像“民
族主义的复兴与独裁政治”、“论统制经济”、“意国法西斯党组织之概况”、
“德国国社党组织之概况”、“希特勒思想之根源”、“法西斯主义下之世界”、
“武士道之史的研究”这一类的文章，只要看看题目，谁都会明白，“复兴社”是
欲集德、意、日法西斯精髓之大成，以移植到蒋介石的中国来。
在《中国革命》周刊于南京创办的同时，贺衷寒又从军委会政训处拨出钱来，
在上海创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