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全传-第1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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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五,还有朱仰高、黄潮海、吴迪等台湾名医,都曾前来陈果夫寓所会诊,共同治
疗,却总不见效,陈果夫的体质比以前大为虚弱了。
9月3日,张静江在纽约病故。
消息传到台湾,病中的陈果夫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他想起当年在上海交易所
时与张静江密切交往,大革命时期又来往甚密,如今竟先他而去了。
陈果夫沉陷于极度悲痛之中。
陈果夫强忍悲痛,支撑起身子,写了一篇《纪念静江先生》的短文,交给国民
党《中央日报》发表。
那篇文章见报之后,陈果夫又撑起身子反复读了一遍,读着读着又落起泪来。
医生劝他不要过于悲痛,不然,身体就更加虚弱。
然而,就在此时,又有噩耗不断传来,陈果夫的故友赵棣华、张简齐、俞松均
相继离世,有的年龄比自己还轻,却走在他的前面,这就更增添了几分惆怅。
陈果夫已经哀到自身了,那么多同事和朋友有的比他年轻,有的比他身体好得
多,却连个招呼也没顾上打,就匆匆地走了,悲痛之余,他感到有些后怕,他晚上
常常作恶梦,他想,无论如何下一个也该轮到自己了。
陈果夫知道自己在世的时间越来越短了,便夜以继日地写作,无论医生怎么相
劝,他也不听,甚至有时跟医生发脾气,说自己已经是要死的人了,不用再治了。
1950年底,陈果夫终于完成了回忆录之一《苏政回忆》,他似乎轻松了许多,
自己觉得精神状况好一些,准备第二天再写其他方面的回忆录。
除夕之夜,爆竹声声,万家灯火。
陈果夫独坐床头,静思默想,许多往事一起涌上心头。
往事不堪回首。
然而,人老了,特别是感到自己已在世不久的时候,越容易怀旧,他想自己的
童年,想从政几十年的坎坎坷坷,风风雨雨,想自己的恋爱、婚姻与家庭,想与立
夫的手足之情和患难与共。
多少年来,陈果夫早已养成了岁末回顾一年工作的习惯,他有记日记的习惯,
不管再忙再累,也总要把一天的事记下来。到了岁末,要写成文字总结。
对于1950年这不平常的一年,该总结的东西太多了,他简直不知从哪些方面开
始着手回顾总结。
回首往事,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大致的总结;
一、住繁华都市多年,尚未人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
二、管钱始终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
三、读书未尝为书本所困,或自以为知足。
四、管人事不作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
五、做官未尝作福、作威、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因位之想,及悻进之图,我始
终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
六、办党务工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
七、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报乐观与进取之心。
为便于延医购药,改善治疗条件,1951年1且15日,陈果夫决定从台中迁至台北
市。
台中市各机关长官,于这天晚上在小北楼三楼礼堂为陈果夫宴钱。
l月22日,陈果夫乘车到台中市车站,送行者约百余人,下午就到了台北市,接
站者也约100多人,场面很壮观。
陈果夫下车后,高兴地和大家握手问候,此时,他的病好像减轻了许多。
陈果夫在台北,住青田街一幢公寓楼,到台北后,医疗条件确实比台中好多了。
然而,来访的客人也比在台中时多了。这又不利于他的休息。
台北是台湾的政治中心,陈果夫在处于政治失意中,觉得不可以像在台中那样
随便说话。
一天,友人苗培成等来见。
老朋友相见,格外亲切,话也投机,气氛很热烈、和谐。
苗培成善于开玩笑,在这个时候,更爱逗陈果夫开心,他说:“台中天高!”
陈果夫心领神会,马上答道:“可惜皇帝太远!”
众人大笑。
接着几个人又谈了一些别的话题。
陈果夫突然说:“离开政坛,各位感觉如何?”
苗培成是个聪明人,怕引起陈果夫心中不快而加重病情,忙接过来说:“咱们
今天不谈政治,不谈政治。”
大家都附着说不谈政治。
陈果夫也跟着谨慎起来。
送走客人,陈果夫卧于病榻之上,为使女梅花作《老爷歌》与《太太歌》以资
消遣。
《老爷歌》写道:
老爷老,脾气好。
日日夜夜困在病床上,
看书、会客、做文章,
脱衣着衣忙勿了。
有时眯眯笑,
有时嘴巴翘。
按铃叫我来做事,
还有给我吃糖了。
讲起故事来,
三天三夜讲勿了。
《太太歌》写道:
太大,太太
难喜闹喧。
性子急,脾气大。
吃饭吃得快,肚子常常要吃坏。
发起火来我顶怕,
高兴起来给我买个洋娃娃。
陈果夫似有返老还童之感,无聊之中变得有聊,这样,确实能够减少一些痛苦,
也能帮自己打发一些时间。
还有令陈果夫欣慰的事。
4月上旬,他的《苏政回忆》出版,此书以随笔的方式而著。
陈果夫在自序中说:
“我写这本小册子的动机:一则个人从政的经验,也许有可供今后从政同志参
考之处;二则以后我和同志见面时,省得再讲,没有见面的同志,一编在手,亦如
和我谈话,尤其从前允许向中央政校同学讲话,正可以此代替,惟延持十年,殊为
遗憾。不幸此十年中间,中国政治进步甚少,此册虽陈旧事迹,或仍可供参考之用……”
《苏政回忆》的出版,确实给病人膏盲的陈果夫带来了许多安慰,此书能在他
生前出版,确是幸事。
然而,也有诸多不高兴的事萦绕着他,给他病中加病。
6月初,他得知叔父陈英士(陈其美)的坟墓被捣毁,深为惋惜,并大哭一场,
悲愤难平。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二叔墓顶之党徽,是我的设计,当时配合角度等颇费周章。民国十七年,中
央常会讨论统一党、国旗格式时,我将我之设计提付讨论,并参照总理自绘之明信
片,乃得确定格式,此有历史价值之建筑,今竟无法保存,殊为可惜。”
陈果夫与叔父陈其美感情颇深,他能追随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坛生存20多年,
应该说倚仗的是陈其美,蒋介石之所以不能轻易踢开二陈,也在于与陈其美的交情。
陈果夫与陈其美的感情,从他的《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序》中,充分表露了出
来:
“从民国五年到现在,我们每遇到困难的事情,就要联想到英土先生,好像英
土先生在世,就不会发生这种困难,即使遇到了困难,有了英士先生,也容易解决
的。这可见得英士先生能力的超迈,其感人至深,就在这里。
“英士先生不特是一个为国家解决困难问题的革命家,他的任侠的行为,也是
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就是他的死,何尝不是义侠的天性促成的;所以他的精神,
至今还存在同志的脑海之中,使人念念不忘。
“凡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自己处处都应抱着牺牲的决心。我们看到英士先生
一生做事的勤奋,和临难不苟的精神,不能不使人崇拜,而且处处可以做我们后生
的模范。
“总理的伟大,英士先生固然未能完全学到,但是英士先生为国尽忠,待人以
诚,颇能和总理相似,而且上能服从领袖,下能领导群众,努力奋斗,至死不懈,
成不居功,败不读过,这种精神,在革命家中尤为难能可贵。
“英土先生初不过一个典业的学徒,丝栈里的助账,竟能成就开国的大业,决
非偶然。虽中道殉国,不及目睹建国之成功,然其伟大之志愿,至今还有他的同志
在继续进行着。终有完成的一天。其生平之志救国精诚的一念总能见诸事实。
“民国五年五月十八日以后,总理是失了一个最忠实的信徒,本党的同志失了
一个负责的领导者。尤其在长江一带的革命潮流,沉寂了多年,直到英士先生最知
己的盟弟蒋介石同志,从广东率兵到来,才恢复了一点元气,可见那天的损失真是
大极了。
“我和英士先生既是同志,又兼了叔侄之亲,关系尤密;所以英士先生之死,
对于我不独丧失了一位领导者,又失了一个良师。言语和文字所不能形容的痛苦,
郁结在方寸之间,多年来一天不能消释。”
2.弥留之际吐“铮谏”
台北的盛夏,天气酷热,处于病中的陈果夫十分难受,他每天只能起床一个小
时,时间稍长一点,便坚持不住,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病床上。
陈果夫从政20余年,虽也从事过金融,搞过合作,但家里并没积蓄什么财产。
无奈,此时他看病开支太大,慢慢地家里经济上就出现了拮据。
1948年,陈果夫在上海治病,因费用太高,他才转往医疗费相对低一些的台湾
治病。
到了台湾以后,他住的房子是借台中市市长的,以后想搬出来,好一点的房子
竟交不起房租。
因为医疗费太高,他手头上又没什么积蓄,到台中以后,竟无钱买药。
万般无奈之际,陈果夫只好给台湾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写了一封信,向他要
交通银行董事应付给的车马费。
陈果夫的经济状况传到了CC大将洪兰友的耳朵里,他很同情陈果夫的遭遇,无
奈,自己手中又不掌管经费,便及时向蒋介石汇报。
蒋介石得知此事,遂命令俞鸿钧从台湾农行支付5000银元给陈果夫作医疗费,
才算解决了困难。
对此,陈果夫对蒋感激不尽。
陈果夫人难敷出,和法币大幅度贬值有直接关系,他一本书即可得六七万元的
稿费,到1948年发行金元券时,六七万元的法币只相当于金元券的10几倍,而随后,
金元券跟着贬值,甚至一文不值,所以,蒋介石资助陈果夫,只能给美金或银元。
陈果夫虽然得到了蒋介石的资助,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陈果夫治愈不
治之症的开支。
迁到台北以后,陈果夫又面临经济拮据,但是不论什么人来看他,问他是否需
用钱,需不需要资助,他一概说不用。
陈果夫在生命有限的时间里,仍然坚持读书与写作,三天内看完《现代科学丛
刊》30余册,除写了《老爷歌》、《太太歌》聊作消道以外,7月30日在病床上完成
了《老病人谈中西医》,这是他最后的著作。8月,编辑《求是集》,内载最近作品
及早年著作,共66篇,为短篇文集,尚未完稿,原定于66岁生日出版文集,已组成
编辑委员会,也得到了陈果夫的允许,谁知,他却没有等到出版这一天。
据《陈果夫日记》载:7月15日这一天,体温高,而且“脓愈多,心脏亦兼弱,
自12日起,自吴迪、林茂生商定用PAS,一面服,一面由旧创口射人,每针药水原为
10CC。但初次仅打2CC,约3刻钟后,咳嗽味苦,可见其已人空洞矣。14日注射4CC,
越10余分钟,咳嗽甚烈,吐出苦水苦痰,有时几乎转不过气。”
8月18日,经医生用X光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