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影-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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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到吴慰用吃惊的眼光看我。
我想他一定认为我不是淑女。自我保护总是要的。我是那种在公车上看见色狼偷袭，就会迎头痛击、还以颜色的人。我有各式防狼器、学过拳击、跆拳道、柔道。我不认为我的工作还包括听淫秽笑话。这个专长有经过专业培训、按时收费的女人去操作。
我每天如是。时间长久，就习惯了。
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
是一个女性，说有事要跟“生活在别处”的编辑谈。她的声音有一种故事性，低靡而喑哑。
她说，我们马上见个面吧。
我们约见的地方是一间有特色的饭馆“湘鄂情”，里头拥挤不堪——除了人还是人，但是我还是一眼就看到她。
她穿一件粉红色的套装，裙子的质地是带有反光的聚酯纤维，上面是蔓生的枝叶，碗口大的花。她的头发已经染成茶红色，有些蓬乱，嘴唇圆润，眼睛下有黑晕。她身上粉红翠绿的颜色把空气都染的湿漉漉。她漂亮，却带着一种凋败的趋势。
李芬芳。一个名如其人的，有香味的女子。
李芬芳的故事是从五年前开始，从江北小镇来到我们现在的城市。在此之前，她居住的小镇盛产酱油。这使她的身上永远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蘑菇酱油味。
17岁那年，她来到这里，肩上背着一个褪色的大包，里面装满了关于江北小镇的记忆。一开始作过的工作都不好，辛苦、累、脏…，尤其是在香港人开的玩具厂做的两年，这两年使她更加消瘦单薄，同时患有糜烂性胃炎，整个人看上去好象一个毫无生气的纸人。
李芬芳还没有找到城市和她那种息息相关的默契。她甚至有些痛恨城市的繁华，使人单力薄的她更加地寒伧、狼狈。
后来她找到一个工作，给一个包工头作保姆。她的男主人吕长贵是一个包工头，承包大小工程，生意应接不暇，但是老婆无法照顾四个小孩，这个心力交瘁的男人每次回到家看见乱如六国大封相的场面就心烦意乱，所以马上要找一个女人来料理一切。
李芬芳去他们家，是一个下午。包工头的房子装修得象书上做样板的豪华宾馆，有着古墓般的清凉，在炎热的下午，站在空旷的走道里，沁人心脾的凉意从她的身体里渗出，使她无比舒畅。
李芬芳仍然记得那个下午，最鲜艳的记忆源于女主人所用的“兰蔻”唇膏，它抹在女主人肥厚的嘴唇上，显得十分抢眼眩目。
那个肥胖蛮横的中年女人，也许是为了掠夺失去的时间，所以常将触目惊心的色彩恣肆的用在身上，但却始终不知道颜色和婚姻一样，不是寻找你喜欢的，而是适合的；对于公共标准如何转化为私人标准，这胖女人浑然不知。
李芬芳有一次趁她不在的时候，试用了其中的一只。
这种红被广告词里叫做“香槟红”——它象水晶杯里的香槟一样芬芳四溢，虽说“香槟红”是孱加了了冰块以后浓烈的红色被稀释，并不纯正，但是那种光泽带着肤浅直接的诱惑，深深地吸引了李芬芳的注意。它促使李芬芳重新发现自己——原来略加修饰的自己可以这样年轻漂亮。
在和我的对话里，李芬芳始终是羞怯的，她的声音柔和温软，已经掩盖了原来家乡的口音。那个来自于江北小镇的语音尖利，上扬的尾音常让人联想到被谋杀的尖叫，现在已经被消融在广义的普通话里。
李芬芳所唯一没有被改变的是皮肤对于温度的适应性，她说气温一升到38度她就燥热难眠，即使是在和她的男主人同居后住在有空调的大房间里还是这样。她皮肤上的热度已经永远停留在那个寒冷潮湿的江北小镇上，常常唤起她的记忆。
她说，我喜欢凉快。
我突然意识到我所居住的这个城市的唯一缺点是太热了，这样的温度促使一切迅速地由成熟走向腐坏。
至于如何和她的男主人由雇佣关系变成后来的同居关系，她说，因为那几天，女主人回娘家去了，她就在家里洗澡。
说“洗澡”这个词语的时候，她暧昧而牵强地笑了一下，后来，男主人回家来了。
你知道，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就这样。最后一个人洗变成了两个人洗。
那么简单？
就那么简单。
他答应给她安稳的生活，现世的安稳，让她觉得心里沉沉，倘若她不伸手来抓，就会稍纵即逝。
他对你好不好？
他，也不是不好，他给我另外住着一套房子，还有人照顾我。他想起来，就会过来看我，忙的时候，就不记得了。不过有一次，被他老婆知道，带着自己家的兄弟打到门上，她揪住我的头发往门上撞，撞得额角都青了。她的两个兄弟更狠，一个拦腰抱住我，另一个使劲踢我小肚子，说是要打死我。
你有没有报警？
不敢。她有点惶惑地看我，头低下去。不敢，是我理亏。
所以以后她每次睡觉都要用铁链紧紧锁住门，生怕有人闯进来。李芬芳不喜欢自己住的那间房子，大而不当、装修俗气，白森森的墙映着黯淡的朱红地砖，潮湿、空气里泛着霉味，象一坐年久失修的古墓，在那里头，所有的一切静静的发酵、腐烂、死去。家里新添的一个小保姆名义上是照顾她，实际上随时随地监视她的举动，然后报告给那个男人。
我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那么，你爱他么？”
在我这个年龄，总是尝试用情感去看待两性关系，如果打算和一个人在一起，总认为多少要有爱悦的成分在里头。
李芬芳看了我一眼，低下头，“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他的人了……还能怎么样？”她左臂上有一道很深的伤疤，皮肤白皙的，那道蜷伏在臂上的伤疤显得更加可怖。这是另外一次，女主人找上门来刺的，用一把锋利的水果刀，直直扎下去。
她叹了一口气，生怕死不了，扎完了，又补一刀。我家里人却跟我说，这是报应，是我自己造的孽，活该。
那个男人还是常常来看她，有一次过生日，她记起自己已经21岁了，他送了一对分量十足的金镯子，“咔嚓”一声戴在腕子上，象是锁犯人的铐子——这个比喻真不好，她笑。
但是他不要小孩，他已经有够多的小孩，全是前世的冤孽，现世来讨债的。他要她避孕。
不过我很喜欢小孩，真的。她的脸上浮现一个苍白而谦卑的笑。
我喜欢小孩，李芬芳说，她想办法生了个儿子，是偷偷地怀上，象是还了个心愿，儿子象她，脾气拧，常常哭闹到深夜都不肯睡觉，大概是不适应城市那种闷热的气候。
而她在很长时间里，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这生活里只有她和这个孩子。他和孤单的她相依为命，她的世界里，也就只有这一点点希望了。看见孩子安静地熟睡时，她觉得，平安喜乐，那种平安喜乐抵过了曾有的凄凉和无助。
那个不喜欢孩子的男人来看她，看见的是一个身形凝重的女子，敞着怀在喂奶，虽然不复轻俏灵活，但是倒更象一个妻，一个母亲。
“那么，你打算过你的将来么？”
“将来，”她显得局促不安，“我连现在都没有——怎么说将来？”
她迟疑地告诉我，前几天回家发现孩子丢了，她无法确认是怎样丢的，但她猜测和那个不喜欢孩子的那个男人有关。
她觉得报纸可以帮她的忙，因为以前报纸也帮过别人，自然就可以帮她。
说话的时候，她的声音一直微微颤着，低着头，我总觉得她不象李果私访过的那些女性，她比较诚实，没有更多虚设的辞藻来矫饰。
李芬芳这样的故事，到底写的不好，一路平铺直叙地写过来，无非存着一点点“了解之同情”。
老编审稿的时候说，说我写的一点情节都没有，“找孩子”，谁会愿意看这种东西，大家看报纸，总是有一定的阅读期待的。
我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故事，峰回路转、回肠荡气，还是有刺激煽情的场面在里头。我知道“口述实录”这种玩艺在几家报纸的文艺副刊都有做，但只有中年男女的婚外情，E时代一夜情才受欢迎。
我很颓丧，但是还是要努力工作，老编让我去采访“二奶村”，还说，可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写，要深刻。老编认真的皱起眉头，“那里的二奶都是香港、台湾人包的较多，文化层次比较低的那种。要写好不容易，我们要关注弱势群体。”
我想他更应该关心自己的身体。
我只好笑。
我觉得自己比较起来更象弱势群体。
我泡在“二奶村”一个星期昼伏日出，不过，我见进进出出的都象良家妇女，印象里应该是妖娆的类型偏偏很少，没有人穿紧身皮裙子或者将头发染作七彩擦黑色指甲油。中国以前是多妻制的，所以“二奶”的选择标准还是妻的标准，贤慧温顺的、得过且过的容忍，随遇而安。
并没有人愿意免费提供故事，而保安看我进出总是目光狐疑。
回到家，只好自己杜撰了一篇，讲了一下女主角沦落的身不由己，一切都是社会的错，逼良为娼，拜金主义对社会的危害，写得有血有泪，跟街头小报的格调非常靠拢。
老编看了以后说，写的不错，但是故事蛮老套的。
我笑说，老套的故事大家喜欢。
疲倦地想起李芬芳。李芬芳是真的，有质感的故事，不过，写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剥离了那些符合窥看的因素，会是什么样子。？
我靠在沙发上，想起第一次见她的情形，她那低靡而喑哑的声音，以及那种渐渐呈现颓势的美丽。她的故事里有很多的无可奈何和隐忍、委屈。我甚至觉得她的痛楚放在偌大的城市里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孤单无依，含有太多的私隐性在里头，是无处可诉的真正的苦衷。
又是一个星期，李果从湖南老家回来了。
他和我看到的样子没有太大区别，因为日夜兼程赶回来微显憔悴。我听见他和老编在谈话，谈的是本市的新闻。
女子杀夫。
起因是她向和自己同居的男人追问自己孩子的下落，那个男人虐打她，将她推到墙上狠狠地用皮鞋底抽她，她忍无可忍竭力反抗，愤怒之下拿起水果刀一连捅了对方15刀，男人被刺中要害，最后失血过多，不治身亡。
我突然站在门口问：“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他们吃惊地看着我。
是了。
和我猜测的一样了。
在这个热带38度的城市，李芬芳的故事演变成一则骇人听闻的传奇。
这个故事是赤裸而恶劣的。
我还从其他的报纸上读到李芬芳的故事，她被夸大成一个艳俗而淫乱的的复仇者，要向亏欠她的城市复仇，好象索命的王桂英、霍小玉之流，在故事中还附有肇事者的照片，带着验明正身的味道。
照片中的李芬芳，脸色平静，有一双波光潋滟的眼睛。不少人看了说，这个女人蛮好看的，这种好看透露出有着红颜祸水的迹象，所谓“红颜”都是“命薄”的根源。
在照片下还写着一句话，她真的后悔了，这一次酿成惨剧是不知法学法的后果。
也许，她后悔的是方式的暴力，至少，如果用温和的方式，结局不会那么悲惨。
我记得最后一次。李芬芳没有和我面谈，她只是在电话里告诉我，她要找回自己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