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影-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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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她们只好找来塑料布接雨接雪，在晒棉花的竹架子搭成的床上，盖上晒粮食的竹帘子，上面铺满稻草，经常会有草蛇因为冷钻在里头，地下长满菌类植物。空气里弥散着米的霉味和雨雪沉积的寒湿气息。后来总算盖了一间可以住人的房子，八男五女。
村里的农民对知识青年怀有莫大的好奇心，因为没有见过这么多讲话新派穿着时髦的城市青年，常跑来围观，把观察他们日常起居当作每天必有的娱乐，母亲说即使你在那里烧饭、说话，他们也津津有味的围观：面带笑容，脖子抻的老长，象鸭的颈项，那种乐此不疲的眼光让她现在还记忆犹新，而且那目光是直视，五个只有15－18岁的女孩子觉得那种赤裸裸的眼光就是一种污辱——但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在城市里人总是显得格外脆弱敏感，到了乡村所有枝支蔓蔓的小情绪就被修剪的光秃秃了。
按照毛主席的话语方式，他们这群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城市青年要和农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睡在一起，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思想改造，因为在这些城市青年的心里对农民是充满鄙视的，而这种鄙视正是思想错误以及未来社会动乱的根源。
他们每天的生活这样开始的：绿色的江汉平原一望无际，一轮红日升起，然后是生产队长拼命敲钟催促上工的声音，这声音一点也不象田园牧歌里的天籁，相反它使得知青们精神衰弱、神经错乱，因为当时的她们又累又饿还要劳动，并且平均年龄只有18岁，他们是一群厌恶体力劳动的年轻人，才大志疏而又经常想入非非，看的是资和修的东西：黑格尔、费尔巴哈、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狄根斯、普希金……当然还有普及的马克思、恩格斯、鲁迅。这些书使他们的精神走向了与年龄不相吻合的深邃，因为深邃所以对于生命的痛苦体验更深。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来路与去路，不知道个人的命运和政治的决策间到底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他们起初对于生活抱有的幻想是缘于书本的，从书里获得革命斗争这样的字眼，获得乌托邦的理想。中国革命的模式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书本告诉他们，火热的生活频繁的斗争激昂飞扬的人生在乡村，城市是浮华没落的充满了浪漫主义毒素的气息。
但是农村的生活马上使他们丧失原有的热情，幻想在日复一日的务农生活中很快就消耗殆尽，剩下的是茫然，因为饥饿。茫然的结果是产生两种人，思想家和精神空虚者。事实上，在这批年轻人中，也许有人是具有思想家的潜质，但是没有一个足够衍生思想的空间就断送了他们的智慧。
在这些忧心忡忡的年轻人里头，只有小姑姑是无忧无虑的，她当时才十六岁，声音甜美喜欢唱歌，她的理想不是成为一个学者而是到文工团做一名独唱演员，她长的漂亮，表现欲强烈，不甘于过朴素平庸的生活。她的想象力超越于这个时代之外，带着过分张扬自我的痕迹。
她的歌声使得乏味的知青生活具有一点人性的色彩，当地的农民很喜欢她，教她唱各种小调，有些是含有戏耍成分的“艳段”，由她唱来含有一种澄澈恬美的味道，他们夸奖：“妖妖唱的真好。”我的小姑姑叫李若窈，但母亲常叫她的小名，按潜江的乡音，做“妖”。
可惜小姑姑的这项特长一直是我的外公深恶痛绝的，外公认为她的身上缺乏一种深刻平稳的东西，他常说小姑姑看起来一点也不象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孩子，我倒觉得小姑姑身上少去了知识分子的矫情闪现着某种世俗的机智。
小姑姑喜欢穿特别的衣服，比如肥大的军装，她总会偷偷系上一条皮带现出腰身，这在一个性别模糊的时代是极凸凹有致的风景；她的辫子垂在肩膀上，用黑色的玻璃丝扎的有点蓬松，而非革命的杀气腾腾的九节鞭；那时她脸上还有几粒雀斑，显得很俏皮，背着着阳光看象提香笔下的圣女；别人目不斜视，她会侧过头斜睨凝啼嘴里一定在偷偷吃什么东西，画梅、奶糖或者其他；小姑姑的身上一定有一些香的味道，香气是一种性温微苦的杏仁或者白芷的味道。当时自然是没有香奈儿与CD的，这种香的味道就把她与芸芸众生区别开来。
但可爱的小姑姑不爱学习，她总是显得慵懒、无所事事、漫不经心，她连红楼梦这种伟大名著都不看，更不用说高尔基、鲁迅那些充满了飞扬人生哲理的作品，她的理由是红楼梦里头好多字看不懂，人物关系太复杂；但知道贾宝玉和林妹妹谈恋爱最终也没能成功，贾宝玉太过多情不象男人，她为断肠焚稿的林妹妹掉过眼泪，但她更爱娇憨的湘云和泼辣的探春，因为后两者是生气勃勃一往无前的，在乱世中不会因为脆弱的神经而夭亡。
革命的高尔基不会引起她的共鸣，他总是企图用故事来叙述革命真理，叙述在反革命无情的镇压与杀戮背后殉道者的热情是无法扑灭的。这样的叙述当然不是引人入胜的，缺乏故事性缺乏情感的张力。英雄的形象多少是变异的，常人大概只有仰望的可能，但是去践覆那种生活总是不太恰当。因为英雄总是少数，凡人是大多数。
在小姑姑看来革命战争都是男人的事情，她绝对不认为女人应该革命，这和当时许多有着男性倾向雄赳赳气昂昂参加斗争的女革命小将们格格不入。
至于鲁迅，这是我母亲听过的最有意思的评价，原因是小姑姑说一读鲁迅的书她就头痛，有些文白参半，而她最恨文言文。
“你看，爸爸就象鲁迅，他经常骂别人，把人都得罪光了，然后自己孤伶伶的一个人，爸爸花了很大力气写了那些书，小孩子看不懂，大人也不耐烦看，当然，也不见得完全没有用，总会有人看。李伯伯就喜欢看——可是李伯伯也死了。”李伯伯是外公的同事，广东人，研究神话与宗教，浓眉凹目，喜饮铁观音；李师母比他小两岁，叫林海若，是个不折不扣的苏杭美女，做得一手好菜，但她专业却是英美文学。外公很喜吃李师母烧的“豆瓣鱼头”，他们常在一起喝绍兴酒，相得甚晚。
文化革命一开始，李伯伯就受到冲击，尽管他的很多东西想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但是改来改去面目全非，因为马克思断言“宗教是民众鸦片”；而且他的太太又是专门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的，自由化倾向严重。红卫兵小将还发现她另有恶习：爱打扮，爱穿旗袍，还是丝绸料子——这完全是骄奢淫逸的作风，他们开始游斗她，让可怜的李师母穿上旗袍示众，那是件黑底子上浮着碗大白玉兰花的旗袍，花朵犹如污秽的手帕，宽大的衣服套在李师母瘦削的身材上象卜闻。当时是夏天，太阳很晒，李师母晕倒了好几次；而小将们知道李伯伯写得一手瘦金体尤其爱惜手指，于是用力去踩踏他的的手指，直至变成紫色。
最后，她和李伯伯将家里唯一一张大床竖起，左右对称的吊死在床梁上，他们的三个儿子瓜分了他们的所有藏书带着它们和我的母亲小姑姑一起下乡——这些书就成了他们漫长知青生涯里的精神食粮，在饥饿的年代里发挥作用。
小姑姑对外公的评价有其荒谬之处，但是如果从那一代的知识分子经历来看，置身于现实世界的感受：孤独感、寂寞感、绝望与反抗、眷恋与复仇、自我牺牲与悲剧……小姑姑这些朴实语言后面隐含的曲折细微的心理经验的描述，是准确的直觉的。
那个年代：翻译过巴尔扎克的傅雷终于上吊了，老舍徘徊良久也投进未名湖，钱钟书与杨绛则关到牛棚里在精神上接受“洗澡”之苦……
不谙文字的小姑姑却看到了文字的弊害，就象髌足盲目的陈寅恪悲凉的吟咏：“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文字，是要命的东西。
在农村，小姑姑始终还是没有喜欢上劳动，正如她不喜欢艰深的文字一样，她不象母亲，立志做一个有坚定的目标有顽强毅力和实践能力的人，当党和毛主席要求她下乡改造时，她就要决心将自己改造成最完全最彻底的一个。小姑姑的生活中幻想占的比重大，城市的繁荣已经在她的心中扎下了根，她眷恋与她相同的东西，而乡村生活的枯燥、贫困、沉闷激不起她任何的激情。
她有时对着窗外的一成不变的风景发呆，有时就在田埂上唱一段小调，小调讲的是一个女子思念她的心上人，一连等了十二个晚上他都没有来，最后的咏叹反复了七遍：“你为甚还是不来”，是的，为甚不来？不来的也许是爱情，也许是机会，在漫长的等待中，没有革命情怀的小姑姑倍受煎熬，因为年纪还小，她的痛苦就是混沌的，象这歌里萌芽状态的爱情，带有无限伤感和期待，象是潮湿的夜里一点点火星，纵使小，好过一片死黑。这幻想让她偷偷的高兴，觉得生活总归不会落入绝望虚空。
她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唱歌的天分可以派上用场，因为当时读书是不怎么管用了，上大学要队里推荐，推荐的条件是和出身好不好，和农民关系好不好，劳动认不认真；其次当然还有特长：打球、下棋、唱歌、跳舞。也在招取考虑范围之列。
有一天城里的兵工厂的后勤部队下乡来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擅长吹拉弹唱的青年都可以去面试，而小姑姑也被叫去试试。对于这个试试，小姑姑是报着希望的，她甚至在夜里和母亲兴奋地描述自己日后美好的生活图景。
但是自那次试试以后就没有下文。小姑姑跑去找队长。
“为什么就没有人通知我再去？”
“人家招满了，招满了就不招了么。村子里的年轻人哪个不想回城？”
小姑姑说：“可是他们的领导说我歌唱的不错。”
队长叹叹气说：“妖妖，说句老实话，你也不要别的指望，他们今天已经走了。”
当时知道招不上了，小姑姑顿时放声大哭了，这种悲痛是有根源的，她觉得自己就象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孤儿，她哭的声音把周围的农民都给招来了，大家围着劝她别伤心，但她仍然不依不饶的哭泣。
母亲想了想掏出自己身上的钱和粮票说：“你别哭了，他们肯定是要回武汉去的，就顺着路追，兴许会追上。”当时小姑姑由于绝望加上一直以来的虚弱，路都走不动了，但是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支持她，她就真的顺着道问他们的踪迹，一路跟过去。
当她终于赶上，并且见到这个后勤部队的领导说明来意时，领导很漠然的说已经招满了，况且你的政治条件不符合，当然你的歌是唱的不错，但是我们的是要看你的政治条件的。宣传队落脚的这个热闹的小镇上，这些招募来的宣传队员们将给路经此地的同一系统的部队首长作汇报演出。领导相当的忙，没有时间再解释就走开了。
没有人理睬孤伶伶的小姑姑，她看了一下周围开始忙碌的人们，径直走到水龙头旁边将脸洗干净，她现在看起来真的有些脏，然后又仔细绑好自己蓬乱的小辫子，并且偷偷将人家搁在桌上的粉和胭脂在脸上抹匀，认真的用半截子炭笔勾好眉毛。最后她换上一直带着的鹅黄色上衣，这样的打扮使她透出些生气。
她安静的坐在后台，等待演出开始。她喜欢有灯光有色彩闹哄哄的地方，这种生活显得多有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