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卫星情人-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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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话，此刻我脑袋正另有所思。超市这大煞风景的保安室不容我不想起那个希腊小岛上的警察，接下去又不能不想堇，想她的失踪。
所以竟好一会没弄懂保安员想要对我说什么。
“跟他父亲也说了，得好好教育孩子，跟他讲明白扒窃是一种犯罪，再不会给您添麻烦了。”她用缺乏起伏的声调说。
“因此不希望弄得满城风雨——刚才就听好多遍了。”保安主任甚为不耐烦地说。他在烟缸里磕落烟灰，然后重新转向我说：“不过依我看，同样的事情干三次无论如何也是太多了，有必要在哪里刹住。老师您对此有何高见呢？”
我深吸一口气，将思绪拉回现实：八个订书器，九月一个星期日午后。
我说：“在同孩子谈话之前，什么都不好说。这孩子以前从未招惹是非，脑袋也不笨。至于他为什么如此无谓地扒窃，现在还无法判断。往下花时间找他好好谈谈。谈的过程中我想肯定可以发现起因或线索。给您添麻烦了，实在非常抱歉。”
“我说，我是不好理解，”对方在镜片后眯起眼睛，“这孩子——仁村晋一——是您教的学生吧？就是说天天都在教室见面吧？是这样的吧？”
“是的。”
“四年级了，在您班上待一年四个月了，不错吧？”
“不错。从三年级教上来的。”
“班上一共多少学生？”
“三十五人。”
“那么，是很可以照料到的唆。可是，完全没有料到这孩子会捅出漏子，连迹象都没觉察到，是吧？”
“是的。”
“可是慢着，这小子可是半年时间里就扒窃了三次哟！而且总是单独干。不是有人逼他非干不可，不是出于需要，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不是为了钱——听他母亲说零花钱绰绰有余。那么就是说是主观故意犯罪，为了偷而偷。也就是说，这孩子显然是有‘问题’的。对吧？而这东西多少总会有一点迹象吧？”
“从教师角度来说，习惯性扒窃这一行为，尤其在是孩子的情况下，较之犯罪性，很多时候更来自精神上的微妙扭曲。当然，假如我再细心些观察，有的情况也许就看出来了，这点我表示反省。问题是，这种扭曲表面上是十分难以推测的，或者说并非将行为本身作为行为单独提出来而给予相应惩罚就能马上解决的，必须找出根本原因加以纠正，否则事后还会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儿童采取扒窃这一形式发送某种信息的情况并不少见。即使效率不高，也只能慢慢面谈来解决。”
保安员掐掉烟，半张开嘴，像观察什么珍稀动物似的久久盯视我的脸。他放在桌面上的手指甚是粗大，俨然长有黑毛的十个肥胖的活物，看得我有些透不过气。
“您刚才讲的，就是人们在上大学教育学之类时所听到的？”
“不尽然。因是心理学常识，哪本书上都有。”
“哪本书上都有。”他面无表情地重复我的话，然后拿起毛巾擦粗脖子上的汗。
“这精神上的微妙扭曲，到底是什么呢，这？我说老师，作为警察我可是从早到晚都跟不是微妙地扭曲之人打交道来着。世上这样的人横躺竖卧，拿扫帚扫都扫不过来。若是花长时间细细听这些人的话，认真琢磨话里到底有什么信息，我身上就算有一打脑浆也怕不够用。”
他喟叹一声，把装有订书器的盒子又放回桌下。
“大家嘴上说的都合情合理：孩子的心灵是纯洁的，不能体罚，人们都是平等的，不能以分数取人，要慢慢商量解决。这倒也未尝不可。问题是世道会因此多少变好吗？甭想，莫不如说在变坏。我说，人恐怕并不都是平等的吧？这话听都没听过。跟您说，这狭小的日本可是有一亿一千万人挤在一起，要是大家全都平等试试看，简直地狱！
“漂亮话说起来容易。闭上眼睛装没看见，把问题往后一推即可。风平浪静地让孩子唱着萤火虫之歌毕业就算万事大吉。扒窃是孩子的心灵信息，别的与我无关，这当然快活自在。谁给揩屁股呢？我们！您以为我们天生欢喜于这个不成？您那神情像是在说充其量六千八百元罢了，可你从被偷者的角度想想。这里干活的有一百多人，为了一两元差价，每个人都像乌眼鸡似的。收款机的现金统计若有一百元对不上账，就得加班弄个水落石出。您晓得这超市打收款机的阿姨一小时挣多少钱？为什么就不能把这个讲给学生听？”
我默然，她默然，小孩也默然。保安主任也到底像是说累了，蜷缩在沉默之中。别的房间里电话短促地响了一声，有人接起。
“那么，怎么办才好呢？”
我说：“用绳子把他倒吊在天花板上，直到他说出对不起——这样可以么？”
“那怕也不坏吧。不过您也知道，果真那么干，我也好您也好，饭碗就都砸了。”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花时间耐住性子同他谈。这是我的最终意见。”
别的部门有人门也没敲就闯进房间，说道：“中村君，借仓库钥匙用一下。”“中村君”在抽屉里找了半天，没找到钥匙。“没有。”他说，“奇怪啊，一直在这里来着。”对方说事情重要，无论如何马上要用钥匙。从两人的口气听来，那钥匙非同儿戏，本该在那里才是。桌子几个抽屉都翻个底朝上，还是没有找到。
这时间里我们三人一片沉默。她不时以若有所语的眼神觑我一眼。胡萝卜依旧面无表情地目视地板。我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热得要命。
讨钥匙的人只好作罢，嘟嘟囔囔地走了出去。
“可以了。”中村保安主任转过身，以平板板的事务性语调说道，“辛苦了，这就完事了。往下完全委托给老师和母亲了。不过有一点：倘若同一件事再发生一次，记住，那时可就真麻烦了。这点能理解吧？我也不愿意找麻烦的，但工作毕竟是工作。”
她点头。我也点头。胡萝卜置若罔闻。我欠身站起。两人也有气无力地站起。
“最后一句，”保安员坐着向上看我，“这么说我也认为不够礼貌，恕我冒昧——一见面就觉得您好像有什么心事。年纪轻轻，高高大大，风度翩翩，晒得漂漂亮亮，思路井井有条，说话头头是道，父兄方面也肯定喜欢。不过嘛——倒说不好——从看第一眼就有什么让我纳闷儿，让我琢磨不透。倒不是我个人同您有什么，所以您别生气。只是一种感觉罢了，心想到底有什么不释然的呢。”
“作为我个人有一点想问，不介意吗？”
“请请，都无所谓。”
“假如人人平等，您将处于什么位置呢？”
中村保安主任狠狠地往肺里叹了口烟，摇摇头，就好像把什么强加给谁似的慢慢花时间吐出。“不知道。不过别担心，至少不会和您处于同一位置。”
她把红色丰田“赛力佳”停在了超市停车场。我把她叫到离开孩子些的地方，叫她先一个人回去，自己同孩子单独谈谈，再送他回家。她点点头，想要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口，一个人钻进车，从手袋里取出太阳镜，发动引擎。
她离去后，我把胡萝卜领进眼前一家明亮的饮食店。在空调环境中舒了口气，为自己点了冰红茶，为孩子要来冰淇淋。我解开领扣，扯下领带揣进衣袋。胡萝卜依然陷在沉默中，表情和眼神也同在超市保安室时没什么两样，看样子仍未从长时间的恍惚状态中挣脱出来。指头细细的小手整齐地放在膝头，扭脸看着地板。我喝着冰红茶，胡萝卜根本没碰冰淇淋。冰淇琳很快溶化在碟子里，但胡萝卜似乎没注意到。我们相对而坐。像关系欠佳的夫妻一般久久沉默不语。女侍每次有事来我们桌前时都现出紧张的神情。
“事情很多很多。”我终于道出一句。也不是想开始说什么，是从心中自然冒出来的。胡萝卜缓缓抬头转向我，但还是一言不发。我合目叹息一声，又沉默良久。
“还跟谁都没说起，暑假我去了希腊一段时间。”我说，“希腊在哪里知道吧？上社会课时看过录像带的。在南欧，地中海。岛屿多，出橄榄。公元前五○○年左右古代文明很发达。雅典产生民主主义，苏格拉底服毒死了。去那里来着，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但不是去玩的，朋友在希腊一个小岛下落不明，前去寻找。遗憾的是没有找到。悄然消失了，像烟一样。”
胡萝卜两唇约略张开，看着我的脸。表情虽还僵硬，但眼睛多少像有光亮返回。我的话他显然听了进去。
“我喜欢那个朋友，非常喜欢，比任何人比什么都宝贵，所以坐飞机去希腊那个岛上寻找。但没有用，怎么都找不到。这样，那个朋友没了以后，我就再没有朋友了，一个也没有。”
我不是对胡萝卜说，只是对自己说，只是出声地思考自己。
“知道我现在最想做什么吗？想登上金字塔那么高的地方，越高越好，四周越开阔越好。站在那项尖上，环视世界，看有怎样的景致，看到底有什么从那里失去了。想以自己的眼睛看个究竟。不不，说不明白。或许实际上并不想看，什么都不想看。”
女侍走来，从胡萝卜面前撤下冰淇淋早已溶化的碟子，把账单放在我面前。
“从小我就是独自一人生活过来的，好像。家里有父母有姐姐，但谁都喜欢不来，跟家里哪个人都沟通不了。所以猜想自己是不是领来的，是不是因为什么从哪个远亲那里领来的孩子，或者从孤儿院领养的。如今想来，那怕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怎么看父母都不是领养孤儿那一类型的人。总而言之，就是很难认为自己同家人有血缘关系。相比之下，认为他们全是不相干的外人心里倒好受一些。
“我想象远处有个小镇，小镇上有一户人家，那户人家里有我真正的家人。房子不大，很朴素，但令人心里舒坦。在那里我可以同大家自然而然地心心相印，可以将所思所感毫无保留地说出口来。一到傍晚厨房就传来母亲做饭的动静，飘来暖融融香喷喷的饭味。那是本来的我应该在的地方。我总在脑海中描绘那个地方，让自己融入其中。”
“现实中的我家有一条狗。家里边只有这条狗我顶顶喜欢。虽是杂种，但脑袋好使得很，无论什么，教过一次就再也不忘。天天领出去散步，一块儿上公园，坐在长椅上说这说那。对儿童时代的我来说那是最快乐的时光。不料在我小学五年级财狗被卡车撞死了。那以后再没养成狗，家人说狗又吵又脏又麻烦。
“狗死了以后，我开始一个人闷在房间里一个劲儿看书。觉得书中的世界比周围世界生动有趣得多。书里有我从没看到过的风景。书和音乐成了我最宝贵的朋友。学校里也有几个要好的朋友，但没碰上能说知心话的。每天见面只是适当聊几句，一起踢足球罢了。遇到困难也不服任何人商量，独自思考，得出结论独自行动。不过也不怎么觉得寂寞，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认为人这东西归根结蒂只能一个人活下去。”
“但是，上大学后我碰上了那个朋友，那以后想法开始多少有所不同了。我也明白过来，总是长期一个人考虑事物，归根结蒂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