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继卫赌下一颗子弹-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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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主任曾被评为全军优秀教师，所以对语气、语速和语境把握得恰到好处，尽管是长篇大论却不失吸引力，而且总能在不利的情形下冒出新奇论调的气泡，造成一汪死水的生机。无论是觉得荒谬也好，感到新颖也罢，在座的专家教授无不为莫行健“竖起来”的军事医学论而震惊。先前表示不屑的那位教授至此才听明白，他的那本词典似乎应该改写了，居然有人“啰嗦”的这几句，竟是企图撼动当前军事医学的基石！这些“奇谈怪论”，要是组织研究生们搞“头脑风暴”式的探讨倒也罢了，要在如此郑重的会议上向这些著名专家提出，真是有些不识时务了。
傅潮声想，好在莫行健一番话跳跃幅度和创新程度高，需要老头儿们有一个思考过程，要换别人恐怕早会被拦腰斩断了。
在这些论述的启发下，他也在认真思考着。
如果从历史的过程回顾看，最初出现的战争是徒手战争。然后有了冶炼技术，出现了冷兵器战争。继之，是由于火药炸药的发明，出现热兵器战争。上世纪20～30年代产生的以坦克、飞机大量运用为标志的军事革命，是在内燃机制造和机械技术、航空技术等出现重大突破时才发生的。而上世纪50～60年代发生的以核武器大量装备部队为主要标志的军事革命，是在军事技术领域出现核技术、制导技术之后的情况下产生。当前出现的以精确制导武器、信息武器大量产生和运用为标志的新军事革命，是在计算机、传感、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发生。虽然技术没有国界，但变革只出现在极少数国家，这说明当果子成熟的时候，只有新观念才是采摘之手。正如帕特逊在演讲中曾说的那样，军队从技术到编制、战略、战术、训练、条令和后勤等各个层次都在同时发生变化，那么军事医学作为军事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科技前沿的敏感领域，也必然有同步的甚至率先的变革，对现有的一切，诸如内涵、外延、结构、地位、作用和编成，都可以提出问号。对美国来说，“二战”以后以经济崛升为领导世界科技的大腕儿，尖端技术唾手可得，他们的观念突破可能不是第一流的，但是对新观念的迅速认同绝对是第一流的。很显然，中国不是军事技术发展的先锋国家，在另一方面也就是观念更新上，我们应该同样更有优势，更迫切、更深刻，因而也更重要。
这些言论从理论上看，恐怕连中学生都能明白，但是到专家教授这里，却未必能够认同。这就好比辛苦盖起高级住宅的人，更关心室内的格调和条件，不再注意室外的风云变幻一样。
傅潮声看到有几位专家渐起不满之色，大有讨伐之势，便准备站出来抵挡几招。
第三章（5）
作者：郭继卫
正在此时，忽有一阵劲风吹过，窗上的遮光页哗哗作响，大门砰地关上了，有几位桌上的纸片纷飞，引来会场一阵波动，反而缓解了对莫主任发言的注意力。
似听非听的傅院士突然站了起来，他的这一举动像撒出一张大网，将所有目光收拢到面前，室内的紧张气氛“咯噔”一下子迅速飙升。倒是莫行健显得从容不迫，侧着头平静地看着老爷子。
傅老爷子没说话，拿过茶杯，却不往嘴边送，双眼瞄了瞄桌面。大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见老爷子抬手以杯代笔，以水代墨，在桌面上一连浇出三个“山”字。
深谙书法之道的何懔在一旁看出，三个字都是行草，风格有似岳飞之奔放的，有似赵孟兆页之庄重的，最后一个放得最开，倒有些毛主席题《长征》诗的那股子浪漫。何懔出生于名山，素来对“山”字情有独钟，读《毛泽东诗词集》时曾特别留心过，集子里正编39篇中计20篇为战争年代作，这20篇有17篇中实写了山景山色，其中8篇至少两次用到“山”字，“山”字使用的频度为他老人家建国后诗作的数倍。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耐人寻味的现象。而从傅院士写“山”这一细节中，他玩味出老爷子的心理状态和心底的波澜。
人们见傅老爷子这一站只是写字，便纷纷长舒一口气。一时竟无人吹捧字写得好。
傅院士将几个字审视了一番。因是茶水倒出的，在深棕色的桌面上亮闪闪的，别具一格，而且有极强的立体感。他坐回椅子上，缓缓说道：
“小莫，哦，行健主任这个‘山’字讲得很好，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从问题之外看问题，别具慧眼。我看这也是基因研究所发展快的一个原因。发展军事医学，我看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支持的，更新观念，不仅应该赞赏，而且必须力行。不过，我看，讨论这个问题不是开这个会的目的。叫大家来，是要讨论办学的方向问题，是吧何政委？”
何懔笑着点头，并忍不住地点上一支烟。
老头儿继续说：“办大学不是办研究所，办大学有办大学的规律，搞医学有搞医学的规矩。衡量一所大学的水平，衡量医学的水平，不是看分支，而是看基础，看主干，把分支当作主干养，树是要倒的。主干壮而分支茂，这才能泥多佛大、水涨船高。‘山’的三竖再怎么壮美，也离不开打底的一横，否则便不是‘山’而是‘川’喽。按行健的思想看一个学校的建设，当作、如、是、观。”
傅院士最后一句抑扬顿挫，掷地有声，让人联想起他的手术风格，在一大串眼花缭乱的特技式的表演之后，末了缝合皮肤那几下子舒缓利落，一板一眼。老爷子这几句话一说，原本有两位打算批一批莫主任的专家就不说话了。
坐在旁边的与傅院士同一科室的张主任见写字的水珠已散开，便拿过桌上擦手的方巾去擦。有公务员过来，用抹布将桌面擦干净了。张主任又递过傅院士的水杯添茶，他边忙乎着，边说：
“傅老说得极是，学写字还有个先横后竖的规矩么。我们根本无法想象，没有外科还能谈到什么战伤救治。傅老的一生就是一个光辉范例，他是用一把手术刀参加革命的，红军战士也好，八路军、解放军也好，还是志愿军同志也好，就信赖这把手术刀。那时可以说是刀把子里面出战斗力。”
那边莫行健听得直皱眉头，自己提出有关战斗力的三层概念，就在这一位的阿谀奉承中混淆殆尽了。
张主任继续说着：“靠这把手术刀，傅老创建了军队一流、全国闻名的神经外科研究所，攻克了多少国际难题，为我军赢得了巨大的荣誉。说起神经外科，全国专家莫不想到傅老的。靠着这把手术刀，傅老受到党的三代领导人的接见，这是何等的光荣。毛主席专门接见赴朝医疗手术队时，作出‘救死扶伤，一定要把外科搞上去’的重要指示，这不仅是给傅老的指示，也是对军医大学的指示，高瞻远瞩啊。试想当年要是没有过硬的外科，没有过硬的临床学科，在战场上用什么救死扶伤……”
傅潮声饶有兴致地观察着张主任讲到得意处眉飞色舞、甚至口沫横飞的样子。他对这张脸再熟悉不过了，好像在他童年的记忆中，常见的不是父亲而是这位小张叔叔。在父亲身为志愿军医学专家组成员赴朝期间，家中多亏他的照顾。父亲回国后，也就是他所说的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周总理接见之后，一门心思投入到学科建设上，先后搞出了颅脑火器伤初期救治、战伤救治分级及清创时机等指导我军颅脑外科发展的成果。那时家中对孩子的管理教育工作，包括家长会啦，每周和哥哥姐姐一起召开家庭“查房”，汇报思想和学习啦，甚至过节组织孩子们编排节目，给父母和爷爷奶奶表演什么的，经常有小张叔叔的身影。在工作中常被傅教授训骂的张住院医师，好像对严格管教他的孩子们兴致很高。
张主任在手术上的确是一把好手，勤奋和努力也无人可比，正如他翻来覆去地讲的“一把刀”、“两把刀”，他就被大家私下封作医院继老爷子这一代之后的几个“一把刀”之一。然而，他得在“刀”上，失也在“刀”上，除了开刀，在学术研究上毫无创意，辽沈战场入伍即干卫生员，后经军医大学深造，终是先天不足。靠紧紧跟着老爷子——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历经“文革”艰苦岁月的考验——在老爷子拿到的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内的15项大奖中均有挂名，于是首批获得政府特殊津贴，早早成为博士生导师、全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成为目前学校的神经外科学术带头人之一，人称“二院士”，或者说应该是叫“准院士”。
在傅潮声看来，像神经外科这样博士云集、人才济济、在军内外享有崇高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却停留在这样一种认识水准上，不仅危险，简直将贻害无穷！老爷子并非对此不察，他专门组建了学科的科技研究中心以加强科技创新，但他越老越重感情，迟迟没有起用新人的动作，致使人才流失越来越严重。校院两级党委明知这是个问题，却都难做老爷子的工作。而张主任愈发以老爷子的意志为指针，到了顽固的地步。傅潮声知道老爷子这些年来还是忍着性子，不给自己太难堪的，于是思忖着怎样在不刺激老爷子的情况下，敲一敲张主任的故步自封。
他这才讲到抗美援朝和第一代领导人。傅潮声知道他话匣子一拉开，干掉半个小时也是有可能的，搞外科的一般都干脆利索，还很少有这么能说的。趁张主任口干喝水的机会，傅潮声连忙把话插进去。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神经外科是对我国这一学科的创立发展，和军队的军事医学建设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而毛主席的指示是具有战略意义和历史远见的。共和国初创，面临内忧外患，战争危险无时不在，西方国家在医学技术上卡我们的脖子，‘老大哥’也同样有技术保留的情况。傅院士——我父亲有着深切体会，在基洛夫学院留学时，同样受到学术排挤和尖端技术的封锁——这不是听他说的，而是我的合理想象，他完全是靠人更勤一些、脑更快一些、手更灵巧一些。一句话：志气更大一些，才学而有成的。那时我们必须自力更生，不遗余力地把医学主干学科搞上去。”
傅潮声先要把老爷子的阵营稳住，猛扣一阵大高帽子。
“当前的情况已经和半个世纪前有所不同。一是医学分化更细，专有技术发展更快，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急性颅脑火器性穿透伤的手术死亡率，平均为50％～60％。由于应用了Harvey Cushing的治疗原则，在战争中期死亡率便有了明显的下降。首批44例的死亡率达54。5％，第二批44例的死亡率为40。9％，第三批45例的死亡率下降到28。8％。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美军欧洲战场两个野战军5个月内的手术死亡率来看，平均为14。5％。这种进步不能归功于任何单一的治疗方法的革新，手术治疗的基本原则并无重大的变更。这显然是军事医学综合技术和整体卫勤保障水平提高的作用。下面我们来对比一下我军的抗美援朝、边境反击战以及中东战争中的以军、马岛战争中的英军的同类救治成功率……”
傅潮声一连报出了20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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