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5年第4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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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最后像是自言自语，这几天我老想不通，培育出个新树种也能叫发明么？原来他说的是这个。——你们要不要到我们县找他去？
小年说，你等一等。
树海跟小年说，你打电话问问树超。小年没好气地说，我知道。
小年掏出手机拨了树超的手机号，系统里的女声说你所拨打的手机已关机请稍后再拨。小年又拨了树超的呼机号。
两人站在路边等着回电话，树超却迟迟没有回机。那个司机不停地招徕这桩生意，可车里的人已经不耐烦了，在车里骂起难听的话来。司机看他两人一时还没有要去的意思，也就死了心，发动起车来。地上已变得干燥，车子后面的风腾起很大尘雾。
树超仍然没有回机。
树海没完没了地抽着劣质香烟。
小年百无聊赖地看看车子的去向。车拐个急弯，很快就不见了。小年看到的是两排一人多高的树桩。入冬以来，道两旁的衰老的法国梧桐统统被锯掉。小年看着这条路，却只能看到一些不规整的树桩。
田耳，男，1976年生于湖南凤凰。主要作品有《仪式》《围猎》。其作品曾获多种网络文学奖、台湾联合文学奖。现居家写作。
（责任编辑：曾昭来）
1978年出生的青春小伙马笑泉，自从2003年在《芙蓉》第2期发表中篇小说《愤怒青年》（该小说随后被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第3期转载。2004年，法国“橄榄树”出版社又签下了该小说的翻译权）产生广泛影响以来，一直保持良好的创作态势。2003年第5期，《当代》以中篇头条的形式隆重推出“愤怒青年”系列中的第二部《打铁打铁》，随即被权威选刊《小说月报》2003年第12期转载，并入选为《当代》2003年最受欢迎的十部作品，后又被选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03中国年度中篇小说》。2004年，《芙蓉》第3期“新湘军”栏目又一次刊发了他的中篇小说《猛虎迷途》。10月，《当代·中篇小说专号》又以显著形式推出了马笑泉的新作《江湖传说》，随即获2004年“《当代》文学拉力赛”中篇原创专号分站冠军，并被《小说选刊》2004年12月下半月号和《中华文学选刊》2005年第2期所转载。这一组“愤怒青年”系列中篇小说在内容上描述的均为湘西南这块土地上的所谓“边缘青少年”的迷乱生活，对他们那种“青春的野蛮和生命的迷惘”进行了较有深度的开掘，在叙事方式上，都呈现着一种刚毅冷峻的气度和老辣沉稳的风格。
细心的读者只要对“愤怒青年”系列小说进行认真解读和考察，就很容易发现小说呈现的是一种非常具有震撼力的叙事姿态。比如在抒写现实的丑恶与黑暗、死亡与暴力方面，在观照年轻一代成长、变异的历史方面，那种直接的观察、精确的解剖，使得“愤怒青年”系列小说的基调和内质，确确实实显得冷硬与苍凉。小说中那种展示人与同类间的撕杀，小群体与小帮派的对决，绝对的生动清晰、具体可感，这无法不使每位具有正常感情的读者感到惊悸。同时，也在当下中国文坛凸现出了一种非常别致的美学形态，值得关注。
《愤怒青年》记录的是硬汉青年楚小龙一步一步走向堕落和毁灭的过程。可以说这样的故事本身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是作者叙述的视角却非常新鲜，那种异常冷峻和沉稳的叙事风格，一段段文字犹如一把把利斧，在砍斫着我们的神经，撕扯着我们的感觉，从血腥可怖的场景中，我们窥视到了一个非人的世界。尤其是那种隐藏在冷峻后的热血和激情，简直叫人激赏不已。“暴力因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他使我心醉神迷。”⑴恰如著名文学评论家贺绍俊所言：“我看重这篇小说的理由是，作者在冷峻的叙述背后却没有凝固人性的热血，这来自于他对高贵和神圣的敬畏。”⑵
《猛虎迷途》书写的是小县城平民少年许金亭一步步走向城市黑帮阵营的蜕变过程，生动地表现了主人公在内心迷乱中的那种对生命的追寻，彰显出作家对人性生活本质的叩问。
《江湖传说》以一个记者的身份，从黑社会的江湖老大在监狱里死掉写起，分别用王一川的小学老师、手下、情妇和刑警大队长等四个人物的口吻来叙述，拼贴出一个黑社会的江湖老大的传奇生涯。
《打铁打铁》写得最为沉重而悲凉。龚建章本是一个出身贫寒的早熟少年。他家里穷，连五分钱一碗的凉粉都吃不起，他能牢记母亲“人家有钱，我们穷，可穷人也有穷骨气”的教诲，他能说到做到，非但不吃，而且连看都不去看。他“读书上心，成绩不错，龚家娘子就暗地里下决心，要送他读大学”。上中学时，他还是“数学课代表，虽然穿着上陈旧一些，可还是很得老师的宠爱”。穷人家的孩子格外体谅家人的艰难，为了节省电，他常常“搬出长凳到门外，把作业本摊开”，“趁着天色还亮，硬是一口气要把作业作完”。可就是这样一个颇有发展潜力的优秀少年，现实生存环境的恶劣简直让他痛心和绝望——先是大哥遭流氓无赖的欺压而被迫杀人，最后走上不归之路；忍辱负重的贫弱的母亲也随着抑郁而死；不争气的父亲常年在外好吃懒做，打牌赌博，后来居然把很能读书的妹妹偷偷地以1000元的价钱给卖掉了；更可恨的是自己喜欢的“仙女般的女同学王芬”被小混混吴伟逼得无路可走，拟将转学他乡……生活的无奈、现实的严峻，迫使龚建章在一个寒冷的雪夜，用自己亲手锻造的钢刀取了吴伟的头颅而逃逸远方，去“寻找他的妹妹去了”。从此，他走上了一条浪迹江湖、“了难杀人”的罪恶道路。小说最后借老铁匠关伯的富有禅机的话作结：“好铁还要看火候，不然再好，也是糟塌了。”整个小说的基调是冷凝而悲凉的，叫人叹惋！
“愤怒青年”系列中篇小说所反映的人物群体拥有着异常深刻的时代因素，和纷繁复杂的文化思潮的背景。小说人物大多出世于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整个中国还保存着“文化革命”的深刻烙痕，或者说还处在“文化革命”所留下的阴影之中，而此时在西方世界，也正在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文化”运动，新一代青年脸上挂着愤世嫉俗、叛逆不羁的表情。尽管这两个世界在当时是相对封闭，基本不存在相互影响的成分，但却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时代性的疯狂和叛逆。到这些人懂事的时候，中国已进入到了改革开放时代，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与父辈们完全不同的教育，传统的文化常常受到外来思想的冲撞：崇尚金钱、重视价值、追求时尚、摆脱性压抑、强调个人化、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等奇奇怪怪的各种灰色观念潮涌而至。20世纪90年代，当他们步入社会时，愈来愈浓的商业意识教会了他们的过分地务实。涉世不深的他们本没有经受过太多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熏陶，过分地讲究实际，使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信仰呈现出虚无化的趋势。这也使得他们这一辈人对父辈们的传统话语有很深的隔膜。面对他人的说教，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和感受，更愿意相信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而与脱胎于同时代背景下的同类相交流，彼此认同，更有助于他们摆脱个体孤立于社会的恐慌，填补与父辈们代沟的真空。在精神意义上，他们或许也经历过像父辈那样的创伤和耻辱，如《江湖传说》中的王一川无奈而凄凉地说：“读书本来就是为了我娘读的，现在她死了，我再也没那个心劲了。”但在行动上，他们不在乎社会的议论和评说，表现出很强的随意性，往往不择手段，不顾社会的约束而满足于一己的冲动。他们感受强烈的是缺钱时的尴尬，求职时的卑微和恋情受挫时的忧伤。在同类之外，他们关闭自己的内心。为了释放被压抑的生命力，他们与酒吧、舞厅，乃至妓院结盟，且把对社会的愤懑，对人生的无奈，与疯狂的玩乐奇妙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时代因素给这一代的某些人留下的深深刻痕。在小说中，马笑泉冷静、客观地展示这类人物的生存状态。这种叙述态度固然与作者追求叙事的纯粹性有关，但或许也与作者对这类人物的理解甚至认同有关。虎头等“我不想事”的人物类型虽然缺乏形而上的理性引导，但他们内在的原始欲望却因为少了文化的约束而变得汹涌有力，这同时也强化了小说的叙事力量。就是这样，通过对历史中积淀着的暴力、罪恶的无情剖示，马笑泉冷静客观、慢条斯理地解构着我们的历史。
马笑泉的叙述风格非常独特，他既不同于格非、余华等先锋小说家那样立足于解构传统，也不像某些“女性主义”小说家竭力搞私语化写作，而是将主观叙述和客观叙述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既灵动又冷凝的叙述风格。灵动是因为他具有强烈的形式感，热爱探索各种叙述方式。《愤怒青年》引进了电影蒙太奇手法，大量使用跳跃、回闪，但又保证了故事的连贯性，较好地解决了小说探索性和可读性之间的矛盾。《猛虎迷途》则采用了零度叙述，以与生活同构的节奏展开叙述，显得从容不迫。《打铁打铁》则打破现实和传奇的界限，将人物放置于神秘的古城背景中，甚至人物本身也获得了某种超验的力量，从而使整部小说呈现出奇诡的面貌。《江湖传说》则采用多声部叙述，仿佛四个镜头从四个不同的方位拍摄同一个对象，能够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人物的复杂性。而不同的叙述手法的采用，都与人物性格相吻合。如楚小龙敏锐多思，适宜于采用内心独白和客观叙述相结合的手法，而虎头简单直率，适合朴素直接的叙述，王一川深沉难测，最适合以多人叙述去揭示他那复杂的性格。在这里，马笑泉为我们展示了一条重要原则：即不是为形式而形式，而是从整体效果来考虑采用何种手法。冷凝，则是因为马笑泉的语感硬冷，在揭示残酷时保持了不动声色，被贺绍俊称为“冷峻到了极点。在这方面，他具有可以和余华相媲美的能力。所不同的是，余华的冷是一种看透后的漠然，而他的冷则是刻意将激情压抑，所以他的文字如火（被刻意压抑而更显汹涌的激情和热血）与冰（被放置于冷调叙述中的残酷事件）相激相荡，动人心魄。” ⑶
“愤怒青年”系列中篇小说叙述的事件是丰富繁杂的，呈现的是芜杂世俗的生活：有不服管理的校园叛逆青年，有游戏人生的街头小混混，有痴情的女子，也有负心的汉子，有缺乏职业道德的小生意人，还有蛮勇有余而头脑简单的进城民工……这些人身上的低劣与粗俗表现了人性中丑恶的一面，显示了人性的复杂。小说中似乎弥漫和漂浮着一种阴沉沉的宿命感，人物一步步走向深渊，走向命定的劫数。我们知道，恶，这种叫人痛恨的东西，虽能提示人们反观善的存在，唤起人们对苦难与罪恶的“畏惧”，但通过描写“恶”，则更表明了马笑泉对通常意义的真实、对世界本质的怀疑和否定。
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边沿人物的“反传统”心态，来源于现实对他们所造成的种种压力：他们从各自的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