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连海点评乾隆名臣-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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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抽调满、汉、藏兵4000余人，由成德统领，驰赴后藏，命尚在热河之成都将军鄂辉速返成都，至西藏统兵。为保证作战军队粮草，暂拨达赖、班禅库存，并于藏内买粮。
乾隆皇帝命令自己的御前侍卫巴忠为钦差大臣，赴藏主持用兵。这时西藏驻有清军500人，藏兵1600人，台站兵1300人。庆麟在接到朝廷谕旨之前，便调藏内500人绿营兵及察木多、达木等兵700人，分路阻击廓尔喀侵略军。四川总督李世杰亦于成都抽调满兵500名，绿营兵1300人，屯练降“番”兵1200人，俱交提督成德、总兵穆克登阿率领，经由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巴塘、里塘（今四川理塘）、察木多，驰赴后藏。但是，当清军日夜兼程，奔赴藏廓边境之时，达赖喇嘛、仲巴呼图克图和噶布伦班第达、庆麟、雅满泰等，已私下同廓尔喀议和，后得到巴忠、鄂辉、成德等赞同。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初，西藏地方政府和廓尔喀签订协议，由西藏噶布伦每年向廓尔喀交纳元宝300锭，作为聂拉木、济咙宗、宗喀宗三地的赎金，廓尔喀退兵。此事，巴忠、雅满泰等隐瞒不上报。
当年三月，鄂辉等率清军“收复”失地。因廓尔喀兵先已陆续撤回，故未遇任何抵抗。六月，清廷调整西藏之防务，加强札什伦布等地防兵，于宗喀宗、聂拉木、济咙宗等要地修砌卡碉。并调整与廓尔喀贸易之政策。清军此次出兵虽未交战，已耗费军饷百余万两白银。巴忠以有功之臣离藏回京。
将帅父子——傅恒和福康安（4）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六月，廓尔喀人以藏方未按约付足银元为由，出兵千余，再次侵略西藏，夺占聂拉木。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等被裹往廓尔喀。八月初，廓尔喀兵向西藏发动进攻。一路由济咙进入，围攻宗喀，遇到教习汉兵陈谟、潘占魁率400名藏兵坚守，久攻不下后退回济咙。一路由乌咙入侵，滋扰定结。入侵聂拉木之廓尔喀兵逐渐增至干余人，抢占定日。第巴济仲喇嘛噶冲带领藏兵退守胁噶尔。八月二十一日，廓尔喀兵侵据后藏首府札什伦布，肆行抢掠。七世班禅丹贝尼玛退居拉萨，全藏大震，达赖、班禅飞奏朝廷告急。
此时的巴忠正在避暑山庄护驾，得知此事畏罪自杀。鄂辉、成德等将罪责推给巴忠一人，仍骗得朝廷信任，率领川军4000人，由打箭炉前往西藏，抗御入侵者。乾隆五十六年（1791）九月，廓尔喀兵3000余人由兴萨开进，夺占定结。十月十二日，都司严廷良率藏兵、汉军及达木兵700余名，连打三仗，于十一月初收复定结。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月，乾隆皇帝命黑龙江将军都尔嘉在索伦（鄂伦春、鄂温克）、达呼尔（今达斡尔）兵丁内挑选1000人，齐赴京师。
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一月，乾隆皇帝任命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奎林为参赞大臣，统兵经青海入藏作战。随后又免去鄂辉、成德的职务，任命惠龄为四川总督、奎林为成都将军。乾隆五十七年（1792）正月，当福康安率领大军抵达前藏时，西藏境内清军和藏兵已收复拍甲岭、聂拉木等地。廓尔喀国王遣使乞和。乾隆皇帝决心攻其腹心，捣穴擒首，故拒绝和议，于三月十五日任命福康安为大将军，统领劲旅进剿。三四月间，游击关联升、总兵袁国璜等部3000人先后抵达前线。而廓尔喀侵略军则在济咙、绒辖尔（今定结南，中国境内）等处砌卡筑碉，添兵据守。闰四月二十五日，福康安、海兰察率清军6000人，由拉子（今西藏拉孜）出发，开赴绒辖尔、聂拉木等处，五月初，福康安所部攻下擦木要隘，收复济咙，同时成德、岱森保等部收复聂拉木以南要隘木萨桥。至此，清军扫清擦木至济咙段边境。十三日，福康安率军由济咙热索桥进入廓尔喀境内，直捣廓尔喀首都阳布（今加德满都）。十八日，清军抵旺噶尔，已深入廓尔喀境内170里，未遇任何阻拦。而廓尔喀兵已收缩至阳布以北地区，严密布防。十九日至二十七日，清军突破横河防线；六月初九日，又突破东觉防线。之后，清军在雍雅山受阻，前后受敌，损失严重，且不服水土，粮饷不济。阳布以北尚有重山大河，防范森严。廓尔喀当局也再度致书清朝政府请和，福康安奉旨与廓尔喀议和。八月二十一日，清军撤军回国。
此次战役，福康安率兵所向披靡，几乎打到加德满都，是我国反侵略战争中非常漂亮的战役，是使国人扬眉吐气的战役，因此，福康安也应归于民族英雄之列，迎为名垂青史的爱国将领。
这次廓尔喀入侵事件，虽然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但也暴露出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西藏地方政府的极端腐朽性，内豁纷争不息而又没有能力防止外来的侵略；二是地方政治体制仍不够健全，如关于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以及噶厦之间的相互关系租职权范围，并不十分明确，其他各项政治、军事、财政、宗教、外事制度等也存在不少弊端。总之，清政府还没有在西藏地区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治统治中心。针对这种情况，清政府决心大力整顿一和改革西藏的政治与宗教制度。
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政府命福康安会同八世达赖、七世班禅等共同筹议西藏善后章程。从当年十月起，经前后会商共提出一百零二项条款，第二年，经清政府修订为二十九条，正式颁布执行，这就是著名的《钦定西藏章程》。这个《章程》，不仅吸收了以前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而且还大大地加以、充实和改革，成为中央政府为西藏地方政权所规定的最高法律。
清代中叶以后，黔、湘地区的苗族人民发动的一系列反清起义。其中大起义三次，小暴动约二三十次。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元年（1735～1736），贵州古州（今榕江）九股河地区苗族农民，不堪清朝官吏和土司的剥削压迫，在苗民包利等人领导下，为反抗征粮、派伕发动起义。包利等于雍正十三年二月，以“苗王出世”为号召，在古州的八妹、高表、寨篙等苗寨商讨起事，遍传鸡毛火炭信，联合清江（今剑河）、台拱（今台江）等地苗民，一起围攻厅城，捣毁营汛。暴动迅速扩大到黔东和东南各地，丹江（今雷山）、八寨（今丹寨）、黄平、凯里等地苗民纷纷响应，起义农民增至四十余万，陆续攻克凯里、重安江（今属黄平）、岩门司、黄平、余庆县以及台拱、清江营汛。同年六月，清政府调集两湖、两广及云贵川七省兵力数万人，由哈元生、董芳率领，进行镇压。七月，又任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并调河北、河南、浙江等省官兵作后援。起义军凭借有利的地理条件继续打击清军。乾隆帝即位后任命张广泗为七省经略兼贵州巡抚，总管镇压事宜，大举进攻。乾隆元年，起义军被围困于牛皮大箐（今雷公山），终因起义领袖先后被俘或牺牲，起义失败。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贵州松桃、湖南永绥（今花垣）、凤凰、乾州（今吉首）等地苗族农民在白莲教反清宣传的影响下，为反抗官府、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与压迫，由石柳邓、石三保、吴八月、吴半生（本名吴天半）等人领导，发动起义。起义苗民提出“逐客民（指满、汉地主、官吏）、收复地”的口号，“穷苦人跟我走，大户官吏我不饶”为号召，各地苗、汉、土家族人民奋起响应，起义势力很快发展到黔东北、湘西及川东三省接壤的广大地区。
乾隆六十年（1795）二三月间，清政府调遣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湖广总督福宁率领七省兵力十余万人，分路镇压。八月，聚集在平陇的起义军推吴八月为苗王，石柳邓、石三保为将军。福康安、和琳采用剿抚并用的措施。九月，吴半生被俘获。十二月，吴八月被俘。初战告捷，乾隆皇帝破格封福康安为贝子，他是第一个宗室之外，活着被封为如此显爵的人。
嘉庆元年（1796） 由于长途跋涉和紧张作战，福康安病倒在军中，但他仍继续督战，终因积劳成疾，于乾隆六十年（1795）五月，病逝军中，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巾”。同年六月，石三保被诱至坳溪被俘。起义领袖相继遇害，起义军开始失利。九月，额勒登保代替先后病死军中的福康安与和琳为统帅，调集重兵围攻起义军，至十二月，起义军的最后据点石隆寨失陷，石柳邓战死于贵鱼坡，苗疆至此平定，可惜这一切福康安却永远不能看到了。乾隆帝万分悲痛，追封福康安危郡王，并建立专祠以致祭。在清朝历史上，异姓封王的除清初吴三桂等三藩和少数蒙古贵族外，仅福康安一人。他戎马一生，为国效力，特别是击退廓尔喀族的入侵，安定边疆的功绩是永远不会被磨灭的。
后记
本书出版之前，我在CCTV10《百家讲坛》栏目讲评的《正说清朝二十四臣》里的《正说和泛汀墩刀喽颉妨讲糠帜谌菀丫峒霭妫独飞系暮瞳｜》与《历史上的多尔衮》这两本书在广大读者中受到热烈欢迎。随着《百家讲坛》收视率的攀升，此类历史文化节目出人意料地受到了许多观众的认可。这一现象表明，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关注中国历史，注重学习历史知识了。
与此相应，上海卫视纪实频道在中央宣传、文化部门的支持下，也精心包装、制作了一档叫做《文化中国》的节目。在“北有《百家讲坛》，南有《文化中国》”这一宣传语的影响下，《文化中国》获得了更多的忠实观众。我有幸在这档节目里开始评讲康雍乾三朝的前尘旧事，让我感到高兴的是，这档节目跟《正说清朝二十四臣》一样也受到许多观众的关注与喜爱。
本书涉及的历史人物涵括了乾隆王朝最重要的几个满汉名臣，其中读者们最熟悉的当属和⒘踯图拖啊＝柚诩覆壳宄肪绲摹靶保馊鋈擞汕宕家∩肀湮救娼灾摹懊餍侨宋铩薄＜热坏缡咏谀坷锿怀隽恕罢怠倍郑敲次以诒臼橹卸哉舛说牡闫酪彩紫纫鹬厥肥担龅秸厩逶矗瞥承┢木呦匪瞪实睦肪绺壑谠斐傻奈蠼猓浯尾攀俏恼碌娜の缎浴Ｔ谡饫铮乙乇鸶行涣轿焕舷壬戳踯钠呤浪锪跏拷芟壬图拖暗牧浪锛颓骞笙壬嵌献吹男蜓粤畋臼樵錾亩唷�
此外，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也参考了余沐先生的《正说清朝十二臣》、周积明先生的《正说纪晓岚》、叶明先生编著的《大清风云人物》以及张杰、王虹编著的《和妗返仁椋诖艘徊⒈硎靖行弧�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出版方的厚爱，并于今后努力写出更多的通俗历史读物，为大家服务，以尽一个人民教师与清史爱好者的本分。
纪连海
2006年8月
附录：刘墉年谱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出生；
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
乾隆十九年（1754年），因受父亲案件的牵连被革职；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任安徽学政；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任江苏学政；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任山西太原知府；
乾隆三十年（1765年），升任冀宁道台；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因在太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