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连海点评乾隆名臣-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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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两年多的新疆之旅使纪晓岚的思维逐渐的向他的师兄刘墉看齐，越发的油滑起来。纪晓岚与刘墉的关系也日益融洽起来。
纪晓岚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门下，两人有师兄、师弟之谊。纪晓岚才思敏捷，刘墉字写得很好，故纪晓岚常请刘墉为自己写对联。比如“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是纪昀非常喜欢的诗句，生前他曾将此诗作为自挽联。纪晓岚去世后，刘墉即将其写下来，作为挽联相赠。
刘墉与纪昀都好收藏砚台，两人也时相赠送唱和。1792年，刘墉赠给正任都御史的纪晓岚一方砚台，还特意在上面题识：纪昀喜欢我的黻（fú）文砚，因而我把它送给他，而书之以铭文“石理缜密石骨刚，赠都御史写奏章，此翁此砚真相当”。1803年，刘墉又曾送给纪昀砚一方，称：“送上古砚一方，领取韩稿一部。砚乃朴茂沉郁之格，譬之文格，为如此也。”纪昀也记载到：刘墉送我砚一方，左侧有““鹤山”字，认为是宋代的东西，但我并不以为然。但刘墉又说，“专诸巷所依托，不过苏黄米蔡数家耳。彼乌知宋有魏了翁哉？”大意是说，仿照宋代的古董，一般都宣称是苏东坡、米芾等人的东西，怎么会假冒魏了翁的名号呢？纪昀承认，刘墉所言，“是或一说矣”。1804年，刘墉去世之前，还给纪昀送过砚，纪昀在砚上题词说，“余与石庵（刘墉）皆好蓄砚，每互相赠送。亦互相攘夺，虽至爱不能割，然彼此均恬不为意也。太平卿相，不以声色货利相矜，而惟以此事为笑乐，殆亦后来之佳话欤？”
除了写诗赠砚，两人还经常在一起畅谈佛法。可见两人感情之深，私交之好。
您想，像纪晓岚这样一个历经沧桑的人，他会与和嵩姑矗�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新疆发配回来的纪晓岚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何说纪晓岚与和⑸逋坏乃捣ǘ际钦静蛔〗诺模际遣环霞拖暗乃嘉呒摹Ｇ懊妫颐墙樯芰四敲炊嗟募拖啊＜拖岸杂谥泄贰⒍杂谥泄幕畲蟮墓毕资鞘裁茨兀课颐窍麓卧俳玻�
修纂《四库全书》（1）
纪晓岚对于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是修纂《四库全书》。说起来，修纂《四库全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我们前面曾经讲过，1771年乾隆皇帝将纪晓岚调回京师，让他暂且于翰林院充任编修，做编纂四库全书之准备。待时机成熟，再恢复侍读学士之职，遂授命他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
为了编纂好这一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宏篇巨著，纪晓岚做了下面十大工作：
第一、协调调度人员。
当这项浩瀚的文事工程摆到他面前时，纪晓岚已四十七岁。在总纂官之上，有二十几个“正副总裁”；在总纂官之下，有360余人任编纂，总共4300多人参与其事，设“总阅”、“总纂”、“总校”、“提调”、“缮书”各处，分别在翰林院及武英殿展开工作。其编辑规模之大，恐怕在全世界亦属空前。因此，分配协调人员，把每一个人安放在合适的工作岗位，就成为纪晓岚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工作了。
第二、收集史籍材料。
在纪晓岚的建议之下，乾隆皇帝下令建四库全书馆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搜集图书活动。为此，乾隆皇帝特地发布上谕：“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梨枣，以广流传。余则选派誊录，汇缮成编，陈之册府。其中有俚浅谈谬者，止存书名，汇为总目，以彰右文之盛。以采择《四库全书》本旨也……所有各家进到之书，俟校办完竣日，仍行给还原献之家……钦此。”
这个时候的圆明园的里里外外，到处停放着满载书籍的大小车辆，收掌官挥毫登记造册，差役们手抬肩扛，将成捆成箱的书籍，搬运到临时存放的大图书库内。纪昀忙而不乱地指挥着众编修，将一捆捆书籍拆开，分门别类，分到经、史、子、集四库。
乾隆皇帝甚为欣慰，于是下令嘉奖献书大户。纪晓岚亦被列入进书最多者名单。
当然，也并非人人皆踊跃交书，如当时怡亲王府第藏书甚丰，有元刻本《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因为收藏者不愿将书拿出来，后来只好从《永乐大典》中辑之。
第三、寻找《永乐大典》。
提起《永乐大典》，自清入关以来，并未见过这部整套的巨书，康熙曾多方寻找，始终未获。这一次为编纂《四库全书》，下了大决心找它，纪晓岚作为总纂，当然更是希望早日能够得到了。
一日，一个姓朱的翰林跟纪晓岚开玩笑说：“看来《永乐大典》大概是李自成攻占京城的时候，被他垫了马蹄子了！”
著名书法家、被称为淡墨探花的王文治，则郑重其事地向纪昀建议：“事到如今，我看你不妨斋戒三日，祈求神来指点指点，也许会有奇迹出现。”
这建议不过是王文治在开纪晓岚的玩笑，要让这位日食数斤肉的纪昀斋戒三日，那简直是一种惩罚。但没有想到，纪晓岚果然一本正经地斋戒了三日。说也奇怪，就在纪晓岚斋戒后，不到两天，宫中的小太监，在内廷继续寻找的时候，爬到“敬一亭”的顶架上，终于发现了尘封三百余年的一大批《永乐大典》的抄本。
说起来，修书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首先，就得过乾隆皇帝这一关。乾隆皇帝经常对于《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发表高论，对于编纂人员进行批评指导！
第四、回击皇帝干扰。
表面上看，纪晓岚豁达、乐观，应付周围，能够左右逢源。但实际上他的处境仍然是非常艰难的。在四库全书馆编纂处，纪晓岚虽然名誉上是第一位的总纂官，但是在他之上还有二十几名正副总裁官，乾隆皇帝还亲自干预，不断地谕示，要“朕亲批阅厘正”。一部书辑录完稿，待逐层交皇帝御览时，编纂人等便是提心吊胆，以待御批示下。据记载，一部书写好进呈时，往往还要在开卷首页故意留下一两处比较明显的错误，以便御览时易于发现改正。这样做是为了满足皇上比人高一等的心理，这就是所谓的“钦定”。然而皇帝又哪里有那么多工夫用在书本上，于是来不及一一御览的错误之处，就在“钦定”的招牌下，“合法”地留下来了。乾隆对《四库全书》的评论也有该书“草率讹谬，比比皆是”的话。作为总纂官，对于此类情况，怎能不左右为难而头痛呢？
1776年七月二十六日、九月三十日、十一月十七日，就有过三次详细而具体的干预、谕示。可见乾隆对编纂《四库全书》督查甚严，书中谕示窜改之处也就很多。例如：凡是“胡”改为“全”，“虏”改为“敌”，“贼”改为“人”，“虏廷”改为“北廷”，“入寇”改为“入塞”，“南寇”改为“南侵”等等，不胜枚举。据云，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不用刻本，改为手抄，主要为了易于窜改史籍，这个说法未尝没有道理。在编纂过程中，负责校勘的官员，遭受处分的人次，为数甚多。在乾隆四十二年，就有“馆臣校书错误应议，昀特旨免”的上谕。尽管纪昀得免议，但作为总纂，他的思想心绪无疑是紧张而不轻松的。
1777年十月二十九日，命以哈密瓜颁赐四库全书馆诸臣，全馆一百五十四臣，联句讴颂，视为无上荣光。纪昀为《恩赐四库全书馆哈密瓜联句恭纪一百五十四韵》作序说：“此日分尝，真作逢春之草，恩逾常格。”
总之，乾隆对待当时知识分子的方法，就是恩威兼施，把许多人撵到四库全书馆，做编纂，搞“学问”，发扬汉族传统文化，使之在书海中消磨终身。如稍有逾越者，便杀一儆百。
修纂《四库全书》（2）
第五、调节同僚矛盾。
编纂《四库全书》的工作人员，由于他们的师承不同，所以他们的观点也就有很大区别。因此，当时的四库全书馆内，学派分立。这样，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纪晓岚就要经常调节这些编纂《四库全书》的同僚们的矛盾。用今天的话说，还实在是有赖于纪晓岚的组织才能。
当时的四库全书馆内，尤其是经部馆内，存在着严重的“汉学”与“宋学”之争。经部馆内的“汉学”占据主导地位。“汉学”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开创的学派，其旨是尊重汉儒学说，研究古代典籍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长于考据、校勘、辑逸、辨伪、目录诸学；反对穿凿附会，反对宋明理学家的空谈心性；主张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整理古籍，如实地反映古代社会情况而获得新的见解。其治学态度，较为切实，方法较为缜密。其缺点是繁琐，有时也远离实际。纪晓岚的好朋友布衣戴震在四库全书馆主持经部，他是力尊“汉学”的。因此，作为这一学派的延伸，四库全书馆就成了乾嘉学风的发源地，同时也是考据学的大本营。
但是馆内也不乏尊崇宋儒之人，这就是所谓“宋学”了。宋学与汉学意见时时对立，常常交锋。大名鼎鼎的翁方纲和姚鼐，就是汉学的激烈的批判者。
偌大的编纂人群，英才荟萃，统领谈何容易？纪晓岚凭借自己的处事灵活和学识声望，一再设法让各学派互相尊重，学术之争归学术，不涉及个人，不同学派都要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所以馆内依然存在着宽松、和谐的合作风气。
纪晓岚主持四库全书馆十几年，无论是编纂工作本身，还是在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上，都面临很大的难题。值得庆幸的是，他总算顺利地走过了自始至终的路程，并获得极大荣誉。在全书编纂完毕时，他曾写过一首小诗《自题校勘四库全书》，在自嘲中表达了一种文人的自得：检校牙签十万余，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
第六、承受死亡威胁。
1777年冬，纪晓岚的挚友戴震死于编纂《四库全书》的任上。
戴震是安徽休宁人，家境贫苦，常年以教书为业。纪昀的长子汝佶、次子汝传，都是戴震的门生。戴性格耿直，二十八岁方补诸生，而学业日进。1761年考中举人，1773年刘统勋推荐他进入四库全书馆，担任纂修，人称布衣戴震。
在馆供职期间，戴震勤于劳作，寒暑无闲。他对新进图籍，论次精审，所校《礼记》、《水经注》，尤其精妙。在哲学体系上，戴震是18世纪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所著《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借疏证孟子学说来阐述自己的政治和哲学观点，指出“人的正当欲望和要求是合理的，有欲的人不能说是有私，那些口头讲'‘无私无欲’‘去欲’和‘灭欲’者，恰恰是以此来实现其最大的‘私’。”统观纪昀的代表作《阅微草堂笔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认识是极其一致的。
如今戴震在54岁的时候去世，纪晓岚不胜悲痛，这对他的打击可说是非同寻常。
当时，像布衣戴震这样死于修纂《四库全书》任上的还有很多的名人，如陆锡熊、孙士毅、周永年、邵晋涵等。每一次离别对于纪晓岚来讲都是一种巨大的刺激。都让他感受到修纂《四库全书》的辛苦。
第七、苦中寻找乐趣。
虽然，修纂《四库全书》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