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鹅奏鸣曲+番外 by e伯爵-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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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拉维尔街上有个不大的香槟俱乐部，自从巴黎食品供应进入困境之后它也就处于半歇业的状态，临街的一半房间成了旅馆，勉强在艰难的处境中生存下来。
我在下午四点左右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门厅里那盏昏暗的吊灯就已经打开了。一些衣着寒酸、神情木然的住户从我身边走过，没有对我们投以任何关注。
我抱紧了胸前的纸袋，像个来探望朋友的普通人，跟着弗郎索瓦来上了三楼。脏乎乎的墙纸和壁灯都让我感到不快，周围散发着一股讨厌的霉味，这地方光是看着都让人郁闷，住久了更是难受。
弗郎索瓦敲了敲304号房间的门，三下慢，三下快。里面传出两声咳嗽，他又敲了两下。
门开了，一张粗犷却英俊的面孔出现在我们面前。
“进来吧。”年轻人带着我很快钻进这间只有50平方米左右的小公寓，然后轻轻关上了门。
三个高大健壮的男人或坐或站地呆在里面，看着我的目光都带着一点疑惑和警惕。
“别紧张，朋友们。”弗郎索瓦摘下帽子为我介绍到；“这位是夏尔特·德·诺多瓦伯爵，你们这次逃亡的最终负责人。”
这三个英国人的神情缓和了一些，露出友好的眼神，我也很快认识了他们：那个黑头发，留着小胡子是查理·威尔逊下士；手臂上包着绷带，脸上还有雀斑的年轻人是杰纳德·班森下士；而个头最高，有着深褐色头发，来为我们开门的那位，则是这个行动小组的长官乔治·洛克中尉。
“很高兴认识您，伯爵。”这个男人用带着浓重英国腔的法语对我表示欢迎，使劲握住了我的手，他热情的黑眼睛几乎让我以为他有意大利血统。
“我也一样，中尉。”我不留痕迹地从这让手掌发痛的礼节中争脱出来，笑了笑，“我这次来是想看看你们，同时告诉你们原来的计划安排。”
“是的。”他笑笑，“我猜其实您更要告诉我们，现在要更改是很困难的，对吗？”
真是个聪明的家伙！
我稚气地偏着头想了想，决定开门见山：“其实不是困难，而是－－非、常、困、难！”
天鹅奏鸣曲（十七）
天气越来越冷了，很多乔木都落光了叶子，露出丑陋的枝干。
其实我很怕冷，每到冬天都喜欢回到阿曼德庄园，在周围铺着皑皑白雪的的林间漫步，然后坐在古老的壁炉前写出一首首轻柔的小夜曲，等待着12月24日晚上的弥撒。
而现在我很难想象一个多月后的圣诞节自己会怎么样度过：我呆在巴黎，窗外是纳粹的军靴和步枪，火鸡很难买到，黄油少得可怜，没有象样的礼物，甚至连圣诞树都只能用不超过一米的小柏树苗代替。虽然母亲在我的身边，可是另一个位置却空了出来，本应该由我弹着钢琴作为伴奏的甜美的女声独唱已经永远不可能再有了，并且，我找不出可以代替的东西。
但是在我为此烦心之前，还必须操心该怎么送走三位英国客人。他们住在廉价的公寓里，连门都没出过，说话的声音不能传出两米以外，但是这并非可以拖延一个星期的借口；谁知道秘密警察的临时检查什么时候会上门。
好在乔治·洛克中尉他们是非常乐观而且训练有素的军人，并未对此发出任何抱怨，也没有什么烦躁的举动，这让我很高兴；甚至在我前去探望的时候，他们还客气地跟我有说有笑。
“T’en ……fais pas， t’en fais pas（法语：别介意）！是这样说的对吗，伯爵大人？”用生硬的腔调学着法语，有着中尉军衔的大个子在我面前像个小孩儿似的撇下嘴角了，“啊，这真是太难了！”
“已经很不错了，中尉。”我忍不住微笑到，“但是这样想冒充一个临时演员还是很勉强的。”
“我看我还是装做哑巴好了。”
“这主意倒不坏，可为什么一个不到二十个人的小小的流动演出组里就有三个哑巴呢？”
查理·威尔逊下士和杰纳德·班森下士轻轻笑出了声，一点也没给他们的长官面子。
我耐心地把这几句简单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然后掏出口袋里的纸递给他：“请务必把我们这次的安排再熟悉熟悉－－您和班森下士是我们的临时演员，然后威尔逊下士则是道具师。我们会从巴黎出发，经过鲁昂到勒阿弗尔，为达那德先生的的文艺沙龙做一次小型演出。如果接应及时，你们就能搭乘一只到开普敦的非洲货船逃到葡萄牙，再转道回英国！但是如果在经过戈龙关卡的时候出了什么岔子，就只能从特鲁尔到第戎，偷越国境线到瑞士。”
“不能走维希政府的地盘吗？”
“那边接应的站点间隔太远，非常危险！”我顿了一下，“而且，你们手里有护照，到葡萄牙会顺利一些。”
洛克中尉点点头：“好吧，我们听您的，伯爵先生。”
我叮嘱他们不要停止练习法语，特别是在舞台上演唱的那三句和声；虽然到时候人很多，可也不能被听出口音上的破绽。他们向我作出了保证，我把护照放在桌子上，决定再跟弗郎索瓦商量一下细节。
我还是开着原先的那辆车，新换过的车窗玻璃很光洁很平整，皮革椅背上破损的地方也被我很小心地修补过了，现在完全看不出破绽来。但我每次握住方向盘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晚上的情景－－
凌厉的枪声，破碎的玻璃，路人的惊叫，还有波特曼少校的把我扑倒时异常真切的体温……我不能否认的是，他保护了我，并且为此负了伤！从这个事实来说，他可以算救了我一命，即使我没有任何感激，也不能忽略他的牺牲。我看到他就那么毫无防备地躺在自己面前时，在一瞬间几乎就有杀掉他的念头；可我没有动手，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实。
三天过去了，报纸上没有任何关于这件事的报道，那么证明少校果然做了淡化处理。但他的伤又怎么样掩饰呢？我不认为他还能像以前一样若无其事地处理公务，露旺索的报告也表明他现在的一举一动很吃力。
“……少校几乎不外出，就呆在家里或着办公室。”他在昨天晚上告诉我，“派去监视的人都发现我们这位朋友好象生病了似的，脸色苍白，总是很疲倦的样子。他取消了不少的视察和审问活动，安排了大量的案头工作，这和前段时间比起来显得很不寻常……”
我询问他是否在少校身边见到了贝尔肯中士，露旺索回答说是的。
“他每天早上从军官公寓里出发，然后来到少校的办公室里做自己的事，有时候代替少校出去，除此之外他一直在他身边。但我觉得他好象完全没看到自己长官有什么不对劲儿，平静地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几乎可以肯定那位酒红色头发的副官有问题－－谁会对自己长官明显的身体不适表现得那么漠然呢？
如果开枪的人真的是他，他一定是要至我于死地。但为什么他不借助盖世太保的手来对付我而要自己干呢？他要是真的怀疑我威胁到他的长官，第一反应应该是用正常的渠道来解决我才对，这样成功的几率也要大得多。
难道是为了保护少校的名誉？
那么波特曼少校应该成为他的同伙才对，他没必要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给他制造危机的人。而且在事后他显然是故意在掩盖什么，仿佛尽量把事态控制在最小的范围里。按照他以往的性格，这可是深入调查的好机会啊！
这件事前前后后都矛盾重重，多想一想都让我脑袋发疼。我按住额角用力揉了揉，此刻一个念头闪电般窜过我的脊椎－－
莫非，中士的行动是私人性质的？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指一下子收紧了：对啊，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一切！
少校没有命令他来杀我，所以他不能通过军方来做这件事，而且也不能让他的长官知道。少校没有预料到部下的这次袭击，因此才会负伤。
我在脑海中努力回忆那头酒红色发丝下端正却毫不起眼的脸，那张脸上并没有任何狂热的东西，但我知道第一次见面时它就没有给我留下愉快的印象。如果他的个人行为可以达到这种程度，就不得不让我产生新的怀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车窗外的梧桐树整齐地向后倒退，我心不在焉地慢慢开着车，满脑子都是问号。
街道上萧条的景象没有什么改变，我看到衣衫单薄的行人抱着纸袋急匆匆地赶路。寒风使人没办法在户外逗留，但回到家里也不见得有多少煤和木柴来升起壁炉。
两个穿军大衣、背步枪的德国士兵叼着烟卷在商店旁边拉扯一个佝偻着身子的老人。我从他胸前黄色的六角星认出了他的身份－－犹太人。
他们推搡他，强迫他低下头，把他怀里少得可怜的面包弄到地上。老人脸上的皱纹仿佛更深了，但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向这两只畜生行礼，然后捡起面包离开，把些那恶心的笑声留在身后。
我熄了火，看着这一幕在眼前发生，嘴里泛出一股酸味－－
占领军就可以如此！他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没有人能阻止他们的狂暴与骄纵，他们在这里充当着主人的角色！他们的眼睛里毫无例外地闪耀着一种优越感，还有不可一世！
唯一例外的大概就是波特曼少校了吧？
他也许永远不会参与这一类的游戏，只看着他的同胞们作威作福，然后露出嘲讽的冷笑转过头去，像观赏一出拙劣的游戏而显得极不耐烦。为什么我会在一年前把他简单地看成一个刽子手呢？难道玛瑞莎的死真的给了我一个错误的信息吗？
我竟然有些不明白自己究竟对那个男人怀着什么样的看法：如果我能够单纯地恨着他该多么好啊……
回到家的时候刚好是中午十二点钟左右，母亲为我做了简单却无比美味的菜汤，我邀请露旺索一起进餐；他已经在客厅里等了我近半个小时。
“真是荣幸啊，伯爵大人，竟然能让我尝到如此鲜美的食物。”我的同志用半开玩笑的口气说到，“我会好好气气弗朗索瓦，他每天都不得不容忍房东太太糟糕透顶的手艺。”
我告诉他或许直接把谢意再次向我母亲表达还比较有意义。
“我当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先生。”
我们说笑着来到琴房，他替我关上门，拿出了口袋里的东西。
“这是您要调查的东西，先生；关于海因里希·贝尔肯中士的资料。”
我接过那一张薄薄的纸，上面是用手写体誊抄的东西：
海因里希·贝尔肯，１９１０年出生于德国柏林，没有父母亲的记录，只说是１９３６年入伍，经历平平，找不到任何可以让他快速晋升的功绩。不过有一点却很奇怪－－他一直都跟波特曼少校处于同一个编队。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巴黎，他们始终在一起。自从罗斯托克·冯·波特曼获得了将官的阶级以后，这个除了头发以外毫无特色的男人便开始担任他的副官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