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岛渔夫-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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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蒂极擅长烘托气氛，一切动景和静景似乎都有助于突出自然的威力和人类的悲惨处境：荒凉的旷野，静止不动的太阳，浓雾弥漫的大海，单调、沉郁的氛围……但除了对命运的感叹以外，洛蒂也就没有更多的意思要向读者表达了。如果说有，那就是下意识地流露出对异域民族的轻侮、蔑视，甚至把殖民军的横行霸道和侵略行为当做英雄业绩吹嘘，把为殖民政策充当炮灰视为光荣……可是对于一个长期在海外军旅中生活、沾染了种种恶劣习气的军人来说，又能指望他有什么别的思维方式呢？洛蒂十六岁就进了海军学校，他所受的有限的教育和有限的生活经验，使他不可能具备思想家那种观察、概括和判断生活的能力，但他以自己的艺术，成功地描摹了一个他有独特体验的世界，并获得了普遍的承认和赞赏。
洛蒂是一位以描写异域风光著称的作家，为了让读者对他的这一特色获得感性的印象，本书还收有他的一部关于日本之行的小说——《菊子夫人》（1887）。说这是一部小说，也许不如说是“纪实”更为确切，作家几乎如写日记一般，逐日记下自己在日本的经历。洛蒂自十六岁开始养成写日记的习惯，一直坚持了五十二年。这个好习惯对他的写作大有帮助，有时将日记稍加提炼、整理，便可成书，正因为如此，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保留着日记的痕迹。
《菊子夫人》几乎没有情节，没有激动人心的戏剧冲突，也谈不上有什么人物塑造。但却出色地描摹了这个岛国的山川之美，勾画了大和民族的风貌、气质、情趣，以及种种奇特的习惯……这部小说本身——包括它的平淡的结构和琐碎的细节，似乎也是为了更好地反映这个民族的特点。
当然，洛蒂所描绘的，是欧洲人眼中的日本，处处体现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碰撞。在奔放、洒脱、崇尚自然、追求个性解放的欧洲人看来，日本的一切显得格外拘谨、小气和矫揉造作：他们那种过多的礼节，过分的客套，过小的器皿，过于冗长的表达方式，还有那并非完全出自内心的习惯性的笑容……都令作者惊讶不已。见惯了欧洲那些宏伟壮丽的石头建筑，用木板和纸板搭成的和式房屋自然形同玩具；来自赞颂庞大固埃主义①的法国，那用小碟、小盅盛上来的和式饭菜自然无异于儿童们玩的“过家家”。在作者看来，这个国家几乎没有称得上宏伟的东西，一切都在这儿被缩小了尺寸，包括人在内。
①典出拉伯雷的《巨人传》，庞大固埃主义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视为精神健康、性格豪爽的表现。
不过作者毕竟捕捉到了大和民族某些特殊的品质：例如他们那种异乎寻常的细致、耐心、勤俭和普遍的一尘不染。甚至日本人那种追求空无的审美情趣，也受到作者某种程度的赞叹，尽管欧洲人一般是喜欢陈设奇珍异宝，追求富丽堂皇的。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短短两三个月的小住，作者居然能揭示出日本民族性格中某些极其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这是一个满脸堆笑、极其殷勤、和蔼的民族，在他们的语言中，甚至不容易找到十分粗野的词汇；而另一方面，他们却崇尚某些阴森可怕的东西：从孩童时期起，他们就玩一些会叫其他国家儿童做噩梦的玩具；在节日的欢乐中，几乎每个人都戴上令人生畏的假面具；他们的寺庙供奉着面目狰狞、表情残忍的神灵。……一方面，他们以朴实无华、一无装饰为美，另方面又在一切事物上极尽雕砌之能事，甚至大自然也被他们改造得极不自然：他们在肉眼不易察觉的细部施展精巧的工艺，却在整体上追求空无所有的效果；他们以最简朴的表象，去掩盖过分精细、讲究的内容；他们每所房子都门窗敞开，似乎将一切陈设在光天化日之下，与此同时却又将一切遮蔽得密不透风……
不能说作者已经了解日本，事实上，日本对他仍是个谜，他怀着欧洲人的优越感，很不尊重这个当时还很落后的民族，但他意识到这里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存在着他完全不了解的隐藏在历史、文化深层的某些东西……从打开欧洲人眼界的角度，做到这一步，也算是不错的开端了。
至于菊子，那不过是被一个外国军官租用了几个月的可怜女性，作者对菊子的态度，充分暴露了一个寻欢作乐的殖民军军官的丑恶嘴脸。但始料未及的是，在这个并不动人的故事启发下，竟产生了普契尼的著名歌剧《蝴蝶夫人》，经过歌剧作者的改编，日本少女乔乔桑的形象至今仍感动着千千万万的观众。
总之，作为“文学领域的伟大画师之一”，皮埃尔·洛蒂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拥有自己的读者，会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喜爱。他最优秀的作品《冰岛渔夫》，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曾由我国老一辈翻译家黎烈文先生介绍到中国，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我读黎先生的译本时，还只有十二岁。该书大约是抗战时期物资匮乏的条件下印制的，纸张很糟，既黄且糙，许多地方甚至字迹不清。但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这本书在我心中引起的狂喜。从那以后，我对大海一直怀有一种既温柔又敬畏的近乎神圣的感情。一九六五年夏，我有幸到法国西部探望了洛蒂描述过的布列塔尼的海，造访了海滨渔人的房舍，虽然人们的生活已大大改观，但海仍是那个海。我站在礁石上，眺望远方的船只，凭吊往昔葬身海底的英灵，浪花拍击礁石，溅湿了我的衣裙。我的思绪完全沉入洛蒂所描绘的意境……
也许是一种缘分，八十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忽然约我重译《冰岛渔夫》，我立即欣然从命。一九八三年，此译本首次出版，当时署名弋沙。十年以后，译文出版社又约我译《菊子夫人》，拟与《冰岛渔夫》合为一册出版。有了这两篇译文，我国读者对皮埃尔·洛蒂便可有个概念了。《菊子夫人》一书，涉及日本的风土人情，其中人名、地名的翻译，大都求助于文洁若先生和我女儿夏冰。个别疑难之处，还曾请教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岩崎力先生。对于他们的热情相助，我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者
一九九四年四月
第一部
一
他们五个人，全都有一副吓人的宽肩；在一间阴暗的、闻得见盐和海水味的卧舱里，他们支着肘在桌边喝酒。与他们的身材相比，舱房实在太矮了，一端细小下去，像一只掏空了的大海鸥肚膛。船舱微微晃动，发出单调的叹息，徐缓得催人入睡。
外面，该是海与夜，可是从里面什么也看不出。唯一的出口开在舱顶，用木盖关上了，用来照明的，是一盏摇来摆去的旧吊灯。
炉子里生着火，烘烤着他们潮湿的衣衫，散发出混有土制烟斗味的蒸汽。
一张粗笨的桌子占据了整个住室，不大不小正好剩下一圈空隙，可以让人溜进去坐在紧贴橡木板壁的窄木箱上；顶上几根巨大的梁木，几乎碰着他们的脑袋；在他们背后，几张像是用厚厚的方木挖成的小床，仿佛安放死者的墓穴般敞着口。所有的板壁都破旧而粗糙，受着潮气和盐水的侵蚀，天长日久，被他们的手摩得溜光。
他们各自用碗喝着葡萄酒和苹果酒，生的欢乐照亮了他们诚实坦率的面孔。此刻他们围桌坐着，用布列塔尼方言谈论女人和婚姻问题。
尽里面的板壁上，在一个备受尊敬的位置，有一尊陶制的圣母像钉在一块小木板上，这是水手们的守护神，有点儿旧了，着色的艺术还很原始。陶制的人物比活人的岁数大得多，然而，在这破木屋的灰暗色调中，她那红蓝两色的衣服还是给人一种新鲜的印象。她想必不止一次在危难时刻倾听过热烈的祈祷，在她脚下还钉有两束假花和一串念珠。
五个人的装束一模一样，上身紧紧裹着厚厚的蓝毛线衫，下摆扎在裤腰里，头上戴着一种名叫苏尔瓦（这是给我们北半球带来时雨的西南风的名字）的油布雨帽。
他们的年龄大小不一。船长四十岁上下；另外三个介乎二十五至三十之间。还有一个，大伙叫他西尔维斯特或吕尔吕的，只有十七岁。从身材和气力上看，他已经顶得上一个大人；脸颊也已蒙上一层黑黑的、又细又鬈曲的胡须；只是他还保留着一双蓝灰色的孩童的眼睛，异常温柔，充满稚气。
由于地方小，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他们就这样蜷缩在阴暗的斗室中，却好像感受到了真正的幸福。
外面，该是海与夜，该是黑且深的海水的无尽的叹息。挂在壁上的一只铜钟指着十一点，无疑是晚上十一点，贴近天花板，可以听见外面的雨声。
他们快活地相互倾诉婚姻大事，但绝无下流的内容。他们谈的是未婚者的结婚计划，或是家乡婚宴上发生的趣事。有时他们一面大笑，一面冒出几句有点过分坦率的关于爱情享受的暗示。不过在受着这种艰苦磨练的人们看来，爱情总是神圣的，即使赤裸裸地说出来，也仍然算得上是纯洁的。
这时候西尔维斯特不耐烦了，因为另一个名叫若望（布列塔尼人念成扬恩）的没有下来。
真的，扬恩在哪儿？一直在上面干活吗？为什么不下来参加他们的盛会？
“可是，就要到午夜了。”船长说。
说着，他站起身，用脑袋顶开本盖，从洞口叫唤扬恩。于是一道奇特的亮光从上面泻落下来。
“扬恩！扬恩！……咦，‘人’呢？”
“人”在外面粗鲁地应了一声。
从那暂时半开的洞口透入的亮光是那样苍白，简直像是白天的光。“就要到午夜了”，可这确实像是太阳的光，好像是从极远处被一些神秘的镜子反射过来的薄暮时分的光。
洞口又闭上了，仍旧是黑夜，小吊灯重又闪动着黄色的光辉、大家听见“人”穿着笨重的木鞋，从木梯上走下来。
他进来了，由于身材奇伟，不得不像大熊似的弓着腰。他一进来就捏着鼻子扮了个鬼脸，因为盐味大刺激了。
他的身材稍稍超过了普通人的尺寸，特别是那宽阔的肩膀，平直得像一条木杠；正面看去，双肩的肌肉在蓝毛衣下隆起，在手臂上端形成两个球形。他那双褐色的大眼十分灵活，露出鲁莽而高傲的神情。
西尔维斯特伸手搂住扬恩，充满柔情而又孩子气地把他拉到自己跟前。西尔维斯特是他未来的妹夫，一直把他当大哥哥看待。他也就以一种娇惠的狮子的神情任人爱抚，一面露出洁白的牙齿，报以亲切的微笑。
他嘴里安置牙齿的地方似乎比旁人要宽敞，所以牙齿有点稀疏，显得非常细小。他金黄色的胡须从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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