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鸟电子书 > 经管其他电子书 > 八十年代访谈录 >

第25部分

八十年代访谈录-第25部分

小说: 八十年代访谈录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多信息,但是对这些信息的敏感判断力是需要一个活跃的文化气氛来培养的。美术学院的、音乐学院的学生,年轻作家们,他们在物质上比过去人丰富,信息上更不缺乏,如果再有个重视文化的社会环境,什么事情都会自然产生,不需要去讨论什么主流或者是商业上的大话,活着,做事情,享受生活和文化。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就只剩下了在艺术上论输赢,玩儿招术,在意谁比谁强等等这些低级情趣。这是整个中国多年来的民众教育问题。当兵就想当拿破仑,玩儿体育就得参加奥运。我败了的话,就不认账。我要是不好,谁都别想好。这不光是八十年代的毛病,所以别老跟八十年代过不去了,八十年代也是产生单纯人的时代,不懂得功名利禄,所以不计较后果,特别热情……
  查建英:对,为艺术而艺术的那种人比较多。
  刘索拉:那时候为艺术而艺术的人还是挺多的。但是后头没那么单纯了,是因为出去以后碰到钉子,也碰到最实际的生存问题,所以艺术家们就转化了。跟他们聊天,他们开始说,怎么怎么成功,怎么怎么有钱,怎么怎么得奖,就成了风气。其实成功和赚钱都没有什么不好的,艺术家应该生活得好。就是没有必要整天讨论这些无聊的花钱问题和比赛较劲,好好享受成果吧。
  查建英:对,艺术家像所有人一样想过好日子,没有必要顶着一个“不食人间烟火”、“超凡脱俗”的招牌,但一个艺术家区别于他人的主要特征当然是他/她的艺术天赋和追求,而不是争奖杯和挣钱,前者关乎艺术,后者关乎名利,这不是最基本的常识吗。你讲的那种风气,九十年代以后在国内文化人中也可以看到。
  刘索拉:在国内的文化人可能得到了很多九十年代的好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国外的人,更面临生存方式的挑战,所以必须学会生存,而国外的环境更容易使人困惑,你是面对西方几代人建立起来的物质文明。我记得那时在国外老会碰到一些中国艺术家喜欢吹嘘自己是“第一”,否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不过八十年代的出国艺术家倒是第一拨儿从国内出去做艺术的人,而不是出去学艺术回来工作的。难就难在这儿了,没有国外艺术学生的心理准备,每个人都带着一股出国代表团的劲头儿。
  查建英:八十年代弄文艺还发不了财,大家还在体制内吃国家饭,九十年代弄文艺才突然能挣钱了。
  刘索拉:艺术家能赚钱是好事。我记得最早的小暴发户也许就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有的,那时候做音乐的开始做商业录音和演出了,做摄影的开始拍商业广告了,电影界更是最有油水的。我记得八十年代的时候阿城说过他写书就是为了卖钱,我更是个棚虫,不喜欢艺术家的清高,就喜欢做流行音乐唱片赚钱。我那时候有种对知识界的反叛,不愿意当艺术精英,喜欢用轻浮的物质观念来对抗沉重的文化斗争。那时什么都是一种真反抗,都不是作秀。可是后来我出国了,所有的这些反抗动作都是最没有意义的——拜物的艺术形式早就被发展到了极端,我们在国内所知道的商业音乐的知识根本是无用的,即便是做现代音乐,我们所知道的音乐形式也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现代。所以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从物质到精神。不懂得物质文明的发展过程也就无法懂得现代艺术的发展过程。物质和艺术的连体文化风雅潇洒如同一身,而不是有了钱就忘了自己姓什么,恨不得跳着脚走道儿,只认得钱眼子不认得艺术美学。文化人有钱是好事,可以安心做文化和把文化的美学搞得淋漓尽致,但对于很多亚洲殖民地来说文化就是娱乐,到处是暴发户。中国有那么多文化,中国不是殖民地,不怕来点儿自我否定,矫正一下对成功的态度……

  查建英:不过,如果四代培养一个绅士,那也许两代、三代才能从暴发户变成一个真正富有的人……
  刘索拉:关键不是富有,而是变成一个心理正常的人……
  查建英:对,心理正常,有气度,物质和精神都丰富,所谓“富而好礼”的文明人……
  刘索拉:变成健康、正常、明朗的人。正常人、普通人。从一个弄潮儿再变成普通正常人的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但是你一旦变正常了,确实特别舒服,这是很多八十年代的人有时过不来的心理,比如说你不是个人物了,你怎么活?不是人物还能活得高兴,这个心态是最好的心态。
  查建英:对。我们说了半天,其实就是说的一种时代病,因为中国社会长时期不正常:从“文革”的不正常,变成八十年代的另一种不正常,然后八九年之后下海淘金,又经历种种商业的不正常。如果老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心态怎么能稳?不只是艺术家,很多人都处在焦灼状态中,热锅上蚂蚁似的,还非上这个热锅不可,生怕给拉下,烧煳了也得火一遭。如果生活变成了大赌场,人人短期行为,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那就连牛人心里都发虚,不知他还能牛几天……
  刘索拉:对,包括普通人都有一种心态,觉得不是人物没法活。其实越不是人物越可以活得更好,因为你没负担,你可以特别高兴的享受普通生活中的一点儿小乐趣。现在大家都爱算计,得有多少钱,才能达到中产阶级标准;得有多少钱才能达到大款标准,越算越没有安全感,就是一种暴发户的不安全感,必须要达到公认的水准,否则不敢直腰似的。没有一个文化基础去面对现实,其实有点儿钱就行了,有点儿快乐就行了,有点儿基本的保障让人能干愿意干的事情就行了。
  查建英:然后就细细的去琢磨,怎么把我要做的那些事做好。
  刘索拉:对,得干好。其实这就是一个健康的普通人心理。我觉得中国教育对这种普通人的心理训练特别少,也没准儿跟八十年代的夸张有关系,也可能干脆就跟革命的英雄主义教育有关系。
  查建英:再往远扯,兴许跟科举文化都有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说的可不是为读书而读书的乐趣,是功利,而且是大功利。那时候没有国际奖,但有状元有探花呀,先金榜题名,然后就是千古流芳。想想儒家学说里,有好多关于君子、小人的谈论、区分,都是激励人要当君子别当小人,当君子是比当小人好,但只有这两种选择吗?当普通人怎么样?正常的、有尊严、有品位的普通人,不好吗?
  刘索拉:其实在天的面前,人人都是渺小的。甘于渺小是人会享受幸福的本质。咱们的教育弄得谁都不愿意把自己缩小了,生怕当小人物。八十年代的艺术家在中国得到了夸张式的成功之后,一出国就面临了特别实际的挑战——怎么过渺小幸福的自由日子?我回国来后看到现在一些国内的成功人和不成功人对生活的反应:有些成功人士不喜欢把事情往深了想,对不懂的事坚决保持无知,似乎新信息会威胁成功的安全感;而更多不成功的人却认为只有明星名人有钱人是活成功的,如果不是这种人,就诅咒世界。所有的问题在于大家不愿意把自己和人生缩小了享受。其实生活的所有乐趣就在于自己喜欢的那一点儿事情。生活的乐趣不是在于表面的成功和有钱,现在很多人都不会赞扬一般人的生活了,把一般人的生活看成失败和白活,这才真是白活了。
  查建英:你说的不止是“海归”吧?
  刘索拉:我说的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是自从回来以后感到周围的一种气氛。不见得是艺术家也不见得是“海归”。现在的商业英雄和八十年代的艺术家有同样的状况,都是弄潮儿。不是承上启下的,而是半空中爆炸出来的。中国老出现这种偶然现象。于是在媒体上大肆宣扬乍富式的生活方式,全盘模仿港台,稀里糊涂的把西方一些时髦概念搬过来,把简约主义和暴发户生活方式放在一起推销,把玛丽莲?梦露和女商人放在一起媲美。
  查建英:是啊,北京很多新建筑就像七色进口冰淇淋:欧陆风情、加州棕榈泉、温莎大道、后现代城……其实多元文化、异国情调都是好事美事,要不生活多单调啊,只可惜我们先革掉了自己这一元的文化传统,失了元气,还没来得及复苏,异国情调就从空而降,弄得有点喧宾夺主,我们自己倒没有根底。台湾的龙应台讲到过这个全球化浪潮中的文化问题,她问得有道理:是应该跟世界接轨,但你接上轨之后开进开出的列车里装的全是人家的货,那你自己在哪儿啊?
  刘索拉:我们这一代是在没有私有财产和现代文化的社会制度下长大的,所以八十年代出来的现代艺术家和九十年代出来的商人,都是平地春雷、六月下雪。九十年代的成功人不会承认八十年代的那些人,因为八十年代的人单纯,没有商业经验,太热情,如今显得又傻又土。九十年代的很多成功是在经济上,无论是出了国的,还是回国的,还是没出国的,那种成功更是商业性的。
  查建英:更精明。
  刘索拉:九十年代的人物更主流——商业的成功必须是主流的,没什么可玩儿虚的。他们对八十年代的否定也是:你们不占主流我们现在占主流,代表大多数人的心态。八十年代的人,从来不敢以为中国的天下是他们的,且不说艺术从来就不是天下,一出国有个房顶是你的就不错了。而九十年代的人有占天下的气派,因为那些成功和利益是可见的。他们也不屑于出国去碰壁,他们更明白人生。八十年代人的惨状已经足以使九十年代的人嘲笑了,你们想得那么深刻,得了什么?!搞艺术?有房子吗?看不起港台音乐?不发财的音乐是音乐吗?没赚钱你还敢谈艺术?可笑!不说钱的人是人吗?你看我的房子、我的车!他们拼命的攻击深层次的文化和那些讨论文化的人,也显出另外的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对社会的影响比八十年代人的影响更大。一个人能明朗的看待自己,知道自己有什么没什么、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就能活得坦然。活得坦然和高兴不是用钱来衡量的,也不是表面成功来衡量的。人的一生要是永远强调自己是否成功,是否在主流,就老会有非常大的不安全感,就一代一代出现精神危机。我不是反对成功,而是觉得成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你在某件事情上做好了,自然就有好的收获。会享受但不要炫耀,这是一个风范,是一种文明,更无须用自己的地位来打击别人。
  查建英:对,无论主流还是另类,应该有共存、互惠的心态。前一段在北大教改的争论当中,有位朋友向我解释“海归”与“土鳖”学者的利益冲突时,用了一个词,叫“卡位”,好像是从台湾传过来的。比如说工作只有十份,那么谁先把这十个占住,卡住位子,后来的人就难以竞争了,哪怕你的条件更好。在资源和空间有限而又缺少公平竞争的地方,容易发生“卡位”,它触发了人狭隘排他的本能和有我没你的心态。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色彩更浓,好像还不大有这种东西。
  刘索拉:八十年代有互助的精神,因为那时候大家很单纯,一起要把事情做好,总是一起探索一些艺术上的创新,也为别人的成就感动。也许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