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帝最近-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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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的孩子闹起来，原来是两个！一男一女，女婴尚在襁褓中。一个东正教教士模样的人在转门B呼喊，要求开门。我们替他通报狙击手：“有人要进来”。狙击手冷冷说：“我看见了。”但，门一直没开。
狙击手收到一只橘红色盒子。摆在了望口一角，不时掀起一角看看，笑得心花怒放。里面是吃的？还是朋友送来的礼物？
又来了一群人，里面有两个外国记者。根据“批量发走”的惯例，我以为看到了希望。
一个巴勒斯坦妇女带着十几个孩子靠近电磁门。水泥掩体里的以色列士兵声嘶力竭喊了半天，那妇女一摊手听不懂！我便充当翻译。妇女来自西岸巴勒斯坦城市希伯伦，要回家。“你拿的是以色列身份证还是巴勒斯坦身份证？”“巴勒斯坦……”“退后退后！”士兵又咆哮起来，他的岗楼里，有机玻璃窗已经被打碎。
士兵要求法帖马和两个孩子也全部退到电磁门后。法帖马抱起女婴，男孩扶着地爬起来，跌跌撞撞走过去。我的心都快碎了。
男孩哭起来。希伯伦女人递给他一个西红柿：“拿着吃，饿了吧。”法帖马无法再进电磁门，求我递过那只已经通过检查的大黑包，从里面撕出几块大饼，男孩和着眼泪吃。
两小时过去了。后来的两个记者问：“怎么了？”狙击手大声回答，里面出事了，但我不能告诉你细节，里面危险，不让你过去是为你好。那记者喊回去：“得了吧，还有比这里更危险的地方吗？我已经等了两个小时……”狙击手说：“我在这里已经两年了，你急什么？”一股邪风吹过通道，恶臭阵阵。
高磊开始做俯卧撑、引体向上和马步。大家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怔怔看着。又过了好一阵子，塔拉终于过来认领我们。栅栏门一开，塔拉马上钻进狙击手呆的掩体背后。
法帖马也终于可以走了。我帮她翻译，说要一辆推车，行李太重。
塔拉说，安检人员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CNN一名记者的包里发现“疑似爆炸物”，所
以不得不封锁整个检查站。后来据安德烈透露，埃雷兹的检查仪器很先进，连“炸药的味道”都能测出来，那个CNN的家伙刚从伊拉克回来，不知怎么沾上了“爆炸气味”。
埃雷兹出口，接我们的司机拉马丹已经等了很久。他说，先出来的一个巴勒斯坦商人告诉他，检查站里有个中国人对着以色列士兵耍“中国功夫”，很可怕。
（四）
2004年4月的一天，晚上回埃雷兹，离闭关还有两小时，士兵却说不让过去。问理由，问需要等多久，一概“不知道。”一个为联合国工作的意大利女记者也遭挡驾。天色渐暗，我又使出“想到检查大厅上厕所”的借口，曾经屡试不爽，这次不灵了。对面那女兵，冷冷告诉我，她已经8小时没上厕所。
意大利女记者同我一样，执意过关，至少要求知道今晚是否还能过去。一辆军用吉普开过来，里面三个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军人，脖子上挂着望远镜，手持冲锋枪、对讲机。先在车里拿喇叭喊话，要我们走人。见我们不动，其中一个跳下车，鼻子贴鼻子地对我们吼：“我是军人，不能把你们扔出去，一会儿警察来了，就可以扔你们出去！”
两个巴勒斯坦人过来向我借手机，说要给家人报信，现在进不了加沙，回不了家。
一会儿，检查站里传来几声枪响，探照灯的光束射向天空。我终于打通巴方检查处胖子兵巴士姆的电话，他说又有两个巴勒斯坦枪手钻进了埃雷兹，以色列士兵正封关搜查。
等了一阵，俄罗斯安检人员们坐大巴下班，意味着今晚不可能再进埃雷兹。无可奈何，我和意大利女记者到附近城市阿什克隆找饭店将就一晚。当晚，以色列士兵没在检查站里找到任何枪手。
（五）
2004年4月17日 “定点清除”哈马斯领导人兰提西之后，以色列加强了对埃雷兹检查站过往人员的控制。
4月25日上午9时，我站在铁丝网密布、一道又一道冰冷的十字转门前，前后左右一个人影都没有，100米开外，白花花的阳光从最后一道铁门里射进来，以色列狙击手面目模糊，只有黑洞洞的枪口直勾勾对着这边。直到我喊破喉咙，他们才从高音喇叭扔过来一句话：“找满5个记者再来！”
给埃雷兹办公室打电话，解释今天是星期六，犹太人的“安息日”，以色列一方几乎没有出租车，所以很少有外国记者挑这个时候离开加沙，凑满5个人，根本不可能。一个叫大卫的小伙子回答，我理解，但帮不了你，这是规矩。
“找满5个记者再来！”这是我听过的最荒谬的规定。现在，全加沙未必有5个外国记者，更何况要同行。一个小时过去，迎面来了个日本记者进加沙。乘十字转门为他开合间隙，我进到最后一道铁栅栏门，与以色列士兵面对面，不然喊破喉咙，他们只听见蚊子叫。
“为什么日本记者可以单独进来？”“他是进加沙，你现在要去‘以色列地’，当然不同。”“这是什么时候的规定？”“两天前刚定的，以后一直会这样……”“如果加沙根本没有5个记者呢？”“对不起，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了。”
一再给大卫打电话，他态度很好，说看看能不能请个特别批示，或者凑满5个外国人，不一定非要是记者才行。
通道里传来阵阵恶臭。铁丝网上挂着巴勒斯坦工人通过铁门、接受以色列检查之前脱下的外套。
一会儿，通道里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我正乱想，会不会是哈马斯扛着火箭，《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贝内特出现在眼前。以色列士兵连第一道门都没给他开。
贝内特与以色列人士更熟悉，便向以色列军方女发言人伊迪特通报了我们俩的名字。等待回话时，聊起加沙的情况。我告诉他小孩子叫卖兰提西画像的情景，贝内特眼睛一亮，说要把这个写进报道。又聊到他的加沙雇员，我的朋友女记者特赫立特。贝内特在以色列工作四年多了，他抱怨中东整体上是新闻热点，但无论埃及还是约旦还是黎巴嫩，实际上可做的文章并不多，巴以才是核心。加沙多事，但生活太苦，只有耶路撒冷才是真正的记者天堂。
又过去两个小时。伊迪特说有“好的进展”。果然，几分钟后，大喇叭里传来声音，让我们上前去。贝内特的两只大包无法从十字转门中“转”出来，只好从顶上递进。喜洋洋跨进最后一道铁门，一个带头盔的胖子兵过来接人，他一脸腼腆地笑着说：“我就是大卫。”啊，我认识他，多次见面，只是从来不知道名字。然后，大卫说了一句话，把我的惊喜一浇到底，且打进十八层地狱：“他得到了允许，你没有。”
“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是说凑满5个记者才可以走吗，他走了，我更没希望了。”“对不起，名单上只有他的名字，我只是个士兵，必须服从命令，”大卫说。
贝内特马上拨通伊迪特的电话。通话结束后，他告诉我，伊迪特先报了他的名字，刚要说我的，一个“头头”说，行了，今天给个特别许可，让他过去，下不为例。因此，贝内特得到许可，而我成了那个“下不为例”。伊迪特在电话那头一再向我道歉，说她已经尽力，但“头头”不愿再次破例。
铁栅栏门“吱吱呀呀”开了，不是为我，仅仅为贝内特。以色列士兵放进一只狼狗，东
突西奔，对贝内特的包左嗅右嗅，这意味着放行之前的检查开始了。而现在，我成了“狗不理”。
贝内特还算义气，问以色列士兵，可否把我当作他的助手带过去？大卫轻轻笑了笑摇头。这时，贝内特接到一个电话，显然是检查站另一头，等候他共度周末的家人。“有特别许可了，给我的，没有她……”
铁门“吱吱呀呀”地闭上，为我。看着贝内特远去的背影，绝望猛然扑上心头，眼泪热热地淌下来。立即转身，免得被以色列士兵看见。我的以色列朋友丹尼特说，这就是许多以色列年轻人不愿服兵役的原因，要么你对别人残忍，要么将你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铁栅栏外边就是以色列。阳光灿烂，连空气都是可爱的。而在两道铁门之间，以色列狙击手枪口之下，我扎实体会到监狱的滋味。
因为不得不在今天离开，我继续疯狂地打电话，给所有可能帮忙的人。丹尼特也加入了“电话骚扰”的行列，每隔10分钟就催促伊迪特一次，用以色列人的方式。伊迪特说，我不想给你幻想，我要是你，现在就转身回加沙了。“可是到明天、到下星期，我也找不来5个记者啊！”她沉默了几秒钟说：“对不起，他们真的说贝内特是最后一个特例，我帮不了忙！”最滑稽的，是大卫告诉我，我站的位置是“最安全的地方”。
曾经一个电话把我从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国防部小黑屋解救出来的伊扎克，居然度蜜月去了，接电话的是答录机。
7小时过去了。以色列士兵换了岗。新来的要求我退回到最远的那道铁门，除非我“找满5个记者”。我说，如果我让你现在找5个中国人，你找得来吗？士兵说：“我会帮你的。”很中听的一句话，但是我渐渐发现，那不过是长官教他们的搪塞办法。没有人帮我通报，问他们任何问题，得到的回答都是“我们正在帮助你”。新兵开始吃饭了，在水泥掩体后面。几个女兵叼着烟过来聊天，嘻嘻哈哈。
突然，男兵接了个电话，然后索要我的护照和记者证。好兆头！我陡然精神，看他把我的名字和证件号通过电话传出去。
接着，又没有人理我了。已经站不动，一屁股坐在恶臭扑鼻的地上。高个子男兵看见了，指了指铁栅栏外面的木板凳，“要不要坐？”“可以坐到铁门外面？”“不，我把凳子递进来。”“谢谢，算了。”
我知道这里唯一的厕所在窗明几净的检查大厅里，如果可以到达检查大厅，就有理由开始正儿八经的安检程序，不再回这里等候。过去曾两次使用“上厕所”伎俩，两次得手。我勾勾手指，问可不可以跟女兵说句话。女兵犹豫着，不敢过来。男兵在掩体窗子里问，什么事，就这样说。我在这里已经7个小时了，想上厕所。男兵打了个电话，然后告诉我，请示长官了，你只能回到加沙巴勒斯坦士兵那一边去找厕所。“巴勒斯坦那边只有男兵！”“对不起，我们奉命行事。”
绝望时，失去理智般一心想冲进铁门背后的阳光。一队国际红十字会人员进入加沙，乘铁门打开之时，我越线走到士兵面前。男女士兵“刷刷”起身，挡在我面前。“嘿，我们会帮助你，但你无权到这边来！”“谢谢你的帮助，但我现在决定自己帮助自己，请叫你们的长官过来，不然我不退回去！”他们没敢拉我，只是指指枪膛里黄灿灿的子弹：“嘿，回去，回去！〃
这边的空气里都是自由。“那里很危险，你们至少可以让我在这里等！”“你那里很安全，回去，回去！”“安全？安全你为什么需要水泥掩体、需要铁丝网和铁门？”一个头上耷拉着圆边太阳帽，胸口挂着电话听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