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长治-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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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访少了，干部就被解放了。过去干部不敢上街，像老鼠躲猫一样不敢见群众。市委大门常常被上访群众堵着。开始群众堵了前门，干部就走后门；群众发现有个后门，就前后门一齐堵。堵了前后门，干部还有办法，就开了个侧门。
如果干部都这样躲来躲去，怎么能联系群众？
我刚来长治时，也不断遇到堵门的事。三轮车和出租车争客运市场，一群蹬三轮车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堵了市委大门。有人建议我走后门，我说我不怕，哪有共产党不见群众的道理？如果见不到群众，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2000年的前半年，我们解决信访问题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比如昼夜接待，晚上12点以后还继续点灯等待群众，早晨五六点钟也不间断接待群众，所有楼房下面的大厅都变成了信访大厅。我们把各个部门的“一把手”叫到一起，在大厅里，该谁办的事谁办，谁都办不了的事情由我办！
当年我在原平当县委书记时，提前一个星期发出公告，号召大家都到县里上访，领导干部站在大门口，一上午等不来一个人。我相信，再过一段时间，长治来市委上访的人也会逐渐减少，最终变成一个也没有。
现在，我们可以随便到街上走走，骑上自行车到处转转，干部不会被群众“围追堵截”。
2001年5月5日，我骑车到长子县下乡，专门去看望了一位“老上访”。
这位老太太因为一桩民事案纠缠不休。第一次遇上我，她在市委大楼的两扇门中间拉上一根绳，说这条路不能走了，进出大楼的干部们只得绕道走。
我说，你不能堵路。堵住干部，就堵住了给你解决问题的人，你和干部划线，怎么让我们为你办事？
她听了我的话，把告状信留下走了。
我仔细看了她的告状信，她反映的是十几年前的老事情，过去也曾做出处理，只是没有让她满意罢了，所以她就无休无止地告状。
这件事，前因后果我说不清楚，于是批给长子县委书记，让他尽快给群众个交待，因为她讲的补偿问题有一定道理。
第二次她来上访，我告诉她，你去找县委书记，我已经把你的问题批给了他，他办不了我们处分他。
第三次她又来，我们就变成了熟人，见面大家笑一笑。她说，我过去上访欠下了债，怎么办？我说，如果有困难可以申请救济，但我们不提倡你弄下钱再去告状。
这个老太太无依无靠，上访是她惟一的“职业”。坐火车，乘务员认识她，她把脸一扭，就免了她的车票。到太原，到北京，她专门为那些上访的人出主意，想办法：什么事情找什么人，找谁能办事，找谁办不了事……她了如指掌。她还给上访户介绍一些如何对付门卫、对付秘书和工作人员的办法。上访成了她生活中的主要内容。
我清楚老太太的底细后，劝她不要满世界乱跑，有事说事，无事回家安度晚年。她说：“我没有家，信访接待室就是我的家。”
后来；我对长子县委书记说；不能让她以此为生；要很好地安置她。
县里把她安排进了敬老院。在那里她有吃、有穿、有住，还按月领点零花钱，老太太有所依有所靠了。我说，她也是一种群众，一种不能享受正常人生活的群众。对待这种人，党要管，还要管好！
在长治，我们要把所有的问题和所有的人都放在心上，只有把问题彻底解决了，我们才能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办更大的事情。
当我在长子县的一座敬老院见到“老上访”后，问她有什么感觉？问她生活还有什么困难？她都说很满意。她说过去那样做也是被迫无奈，叫“以毒攻毒”。我和其他来看她的同志们，以及她本人都为这个说法大笑了一阵子。
解决上访问题还有一条，就是搞责任制：谁分管哪一方面的工作，必须把上访也包起来。你解决不了问题，可以向上级打报告，直至向我反映，我帮助你解决，因为我的权力比你大，办事情更有条件。如果你既不打报告，也不解决问题，那我就要追究你的责任。
长治先后通报批评过八位县委书记，都是因为他在的县里群众上访到了市里。我们有个规定，通报到了第三次，县委书记、县长就要接受处分。
我们提出一个工作要求，把防线设在前沿阵地，而不是设在指挥部——不能把防线设在市委、市政府，让我们替你去解决你那里的群众问题。这个办法要求干部必须深入解决问题，把群众中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让群众满意了，群众就不会到处乱跑，乱找领导。
我们在市委大门口竖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反对谁官大找谁，办事互推诿；提倡谁分管找谁，办事效率高。”
群众对干部的偏见很多，所以表现的形式也特别多。我们在处理上访问题时经常遇到个别上访户，有没有道理就是纠缠住领导不放，以至堵车、堵门。
长治市房管局有位局长，旧城改造遗留下的问题使他上任两年进不了办公室的门，有时也回不了家。他走哪儿就有人跟到哪儿。2000年5月，这批人到市委闹，我去见了他们，讲了三条意见：一是按政策规定办，该补的一定要足额补够，限期办好；二是公开政策，让群众按政策要求，符合规定的办，不符合规定的也不要找，再找就属于无理取闹，有关部门就要采取法律手段；三是对抢占了住房的群众，限期搬出来，否则就采取强制措施。
三条办法既让群众满意，也对无理取闹的人进行了制裁。群众不上访了，干部回到了办公室。
当然，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最后的结论都是要解决问题。关键是我们干部要解决三个矛盾：一是吃苦与享受，你是选择吃苦，还是选择享受。大部分干部愿意选择享受，而放弃吃苦；二是吃亏与沾光，跟着我们党干事业，你是吃亏的时候干呢？还是沾光的时候干？好多人是只要沾光就干，如果吃亏就不干；三是无原则地团结一些人与坚持原则惹一些人，用山西的话来说就是“惹人”与“为人”。好多干部选择了无原则地团结人，不愿意坚持原则去惹人。如果这三个问题得不到较好解决，任何问题都难以解决。
对话去
食堂拴凳子、醋壶敲嘴子的启示
我到长治任职后第一次抽出一周时间下基层，第一站选择了武乡。
早晨在县委机关食堂吃饭，县委书记要领我去小灶用餐。后来，我才知道每个县的处级干部都有小灶，有了小灶就不管大灶。我想，要看机关干部生活还是要到大灶去吃饭，与
普通干部在一起也是一种深入方式。
我过去在原平当县委书记时，就在办食堂上下过功夫，认为只要办好了伙食就能温暖干部心。1983年原平县委的大食堂老吃窝头，喝一碗小豆稀饭还要1两粮票5分钱。饭菜很差，干部很有意见，已快到关门的地步。
我一到任就到大食堂吃饭，先给食堂门口起草了一副对联：
食堂不吃窝头稀饭免收粮票
奖金勿搞平均干部禁经工商
食堂还实行了县领导按天轮流值班制，菜饭花样翻新，干部很满意，一直发展到很多院外干部也来食堂吃饭，用餐人数增加了10倍。当时的启示是：如果食堂吃得好，干部不一定非得去饭馆瞎吃瞎喝。那样既伤身体又浪费钱，还落下个形象不好的坏名声。
武乡县机关食堂特别大，但整个餐厅只有几个人围在一个角上吃早饭。我凑过去，大家主动让坐。我说，别走，咱们一块吃饭。原先站起来的几位干部又重新坐下。餐桌旁边有一圈没有靠背的椅子，我想拉开坐，可怎么用劲也拉不动，低头一看，原来椅子被一圈铁丝拴着。我让一位干部试着坐下，他十分麻利地骑在了凳子上。我说，你这不叫坐，叫骑！
我在大同齿轮厂当锻工时，在大食堂吃饭曾经和工人们一起“蹲凳”，但“骑凳”吃饭，我还是头一回遇上。我问干部们为什么要骑？还故意将县委书记的军，请他讲讲“骑凳”的好处。他们只是笑，告诉我：“怕丢！”
我说，如果县机关食堂都怕丢东西，那么老百姓怕丢东西该怕到什么程度呢？县委书记面带羞涩地低头不语。
后来，我在沁县的县委大食堂吃饭，看见桌上放着一个“怪物”：说它是壶，却没了把儿和嘴儿；说它是茶杯，却上面没盖儿，中间有孔儿。后来才弄明白，那是个陶瓷醋壶，因为怕丢，故意拿走盖儿，敲去把儿和嘴儿。
这两个县的状况，使我想起了1983年的原平县城很多不卫生、不文明的情形。社会主义的县城究竟应是什么样的？我决心先将问题揭露出来，然后在人民群众的改革实践中寻找答案，还写了《卫生文明歌》：
社会主义讲卫生，
饭店门口怎能吊黑油绳？
不挡蚊，
不挡蝇，
只能给人带脏痕！
社会主义讲文明，
商店门口怎有闪马坑？
走不便，
站不能，
为啥不用土添平？
社会主义讲认真，
“两面三刀”（指一两面只削三刀）怎么行？
外边熟，
里边生，
顾客吃后闹肚疼。
刀削面本是山西拿手戏，
原平县怎么能丢人！
社会主义讲精神，
公用木凳怎么拴铁绳？
醋壶敲去嘴，
茶杯去掉把，
原来是怕人们偷偷拿家中。
可是办法这样笨，
为啥不号召全县学雷锋！
我在原平县近20年前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怎么又出现了？而且，何其相似乃尔。“食堂拴凳子，醋壶敲嘴子”这些看似可笑的事情，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不深入下去是很难发现问题的。
有一次早上七点多钟，我到沁源县王和镇中学看望师生，发现那么大一个中学早上连饭菜都不给学生做，只是熬了一锅稀米汤。我就到学生宿舍看看他们吃什么，谁知每个学生都有个破烂箱子，里面放着些干馍片、干饼子，有的有点咸菜，有的连咸菜也没有。学生早上就吃这些东西，很难保证他们的健康成长。我想，长治解放55年了，改革开放20年了，连学生们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好，我们对不起人民啊！
还有一天早上七点，我到市第十二中学去，看到从校园到教室，从教台到课桌，全都破破烂烂。正赶上学生开饭，问学生能不能吃饱，都说吃不饱；问炊事员能不能让学生吃饱，他说能吃饱。于是，我站在伙房门口，大声问学生“能不能吃饱”，门外的学生齐喊“吃不饱”，门里的炊事员才无话可说，这个情节真叫人感到荒唐可笑。我决定就在这里吃早饭，炊事员虽然热情，但那里的擦手毛巾、菜案和灶台，都很脏。吃饭时，学校领导赶来了，我要求他和我当着部分师生的面谈。我问了他半天，他回答不上来。他提的学校建楼、桌凳问题，我们给他满意答复。最后，我批评校长管理不善，校长把问题推下去，当面责问副校长，副校长又回头责问一名干部，这位干部又责问炊事员，都是�
